魏晋公府从事中郎考述

魏晋时期,诸公及位从公的统兵幕府专设从事中郎一职。魏晋公府的从事中郎不再是以皇帝私属家臣身份督军的耳目,而是府君信赖的心腹僚属,与长官维持紧密的附庸关系。其地位介于长史、司马和参军、掾吏之间,作为高级行政助理,有权过问本府咨议、机要、人事、指挥、法宪等事务,并可全权代表府主办事,乃幕府纲纪显职。从事中郎的选任资格与乡品三品固定搭配,阀阅世资以高门士族为主,兼采优秀寒素。其仕宦履历不乏专属乡品二品的清要职位,晋升过程相互衔接司空见惯,反映当时门阀大幕虽已拉开,但对流孔道尚未完全封闭。从事中郎仕途的末段普遍跻身三品官,反证乡品对仕宦前景具有等位的预期功能。中正主观评议的乡品不同于单纯核算世资的门品,这是研究从事中郎及其他职官必须加以细致区分的。

慕容鲜卑社会农耕、游牧经济转型实态与边疆特征——以公元3—4世纪的辽西地区为中心

在迁居大棘城之前,慕容鲜卑的社会经济以游牧经济为主,与东汉时期差别不大,在迁居大棘城之后则开始迅速进入农业社会。在农业经济上,慕容鲜卑最初学习西晋占田法,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慕容皝统治后期,又改占田为屯田,基本满足了急速扩张的人口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游牧生产弱化了经济功能,强化了政治与军事功能,从以输出生产工具为主要目的,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经济链条之一部。慕容鲜卑这一社会经济转型过程具备混合性、边缘性、跟随性等边疆特征,在历史上具有典型性。

从北魏国家认同迭变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

北魏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以正统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具体表现为:其一,盛乐时代新旧国号的议定及汉族士人对北魏王朝的支持、合作与依附;其二,平城时代寻根炎黄的华夏谱系开列、汉族士人的归附、对国家热爱与忠诚的诠释;其三,洛阳时代自命“中国”与正统建构以及助推汉化改革。北魏国家认同的形成与演变,反映了北魏鲜卑贵族与汉族士人相互交融、心向中华的必然趋势,体现了“大一统”思想的力量。北魏三个时代的国家认同既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和巩固的过程。

关于长安和洛阳地区三国至北朝墓葬出土的一些器物

本文对长安和洛阳地区三国至北朝墓葬常见的铁片形器、铁钩形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它们分别是地券、铭旌及旐的竿首,这些认识对探讨这一时期的丧葬习俗有重要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临沂何以成为人才高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临沂既是山东也是全国的人才高地。在录入《山东历史人物辞典》的魏晋南北朝历史人物中,临沂人占比接近60%。这一时期的临沂籍人才表现出人才密集、杰出人物多、以家族式集团出现、文化领域人才多等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良好的社会条件奠定了人才盛出的社会基础,二是文化教育在世家大族中传承不坠,三是九品中正选官制度维系了世家大族的利益。

功亦祸欤?——李顺之死及其原因探析

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李顺被诛。作为太武帝一朝的宠臣,他曾建有不少的功勋。关于他被杀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由于他和崔浩之间的矛盾使崔浩屡屡在太武帝前构陷他,导致其被处死,但从深层次的原因来说,他死于北魏政治斗争。北魏政治体制以皇权政治和贵族政治为主,鲜卑贵族占据主导地位,而政权既要吸纳汉人士族,又要对其势力进行限制。李顺在这一背景下进入北魏朝堂,现实的需要使他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建立功勋,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侵犯到鲜卑贵族的利益,招致贵族集团对他的嫉恨与打击。

魏晋南北朝研究的文学与校雠——从王仲荦与南京大学中文系之关系说起

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呈现出不同于秦汉或隋唐的性质。与后世重视的史识、史实抑或史德相比,魏晋南北朝“修史”更加重视的是史“笔”———即“文”也。本文选取王仲荦(1913-1986)名著《魏晋南北朝史》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在“史学大家”与“淹通文史”两种身份认同之间,包含“文”的后者更为重要;第二、文献校雠是与史学著作并行不悖的工作;第三、王仲荦是章太炎高门弟子,学术自有传承。其中,早年王仲荦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关系,已经透射出文史兼通的治学特色,而《魏晋南北朝史》对于《木兰诗》《拟怀古》等南北朝作品的分析,更是这一特色的具体展现。同时,王仲荦对于《南齐书》的校勘,与域外荻生徂徕批识有暗合之处,也贯彻了章太炎的“五朝学”理念。

汉魏六朝尚方职能及其与皇权关系

汉晋时期,尚方隶属少府,主要为皇帝和宫廷制器。南北朝时期,尚方机构及其职能发生变化,但南朝与北朝又有差异。南朝左尚方负责王朝军械制作,右尚方仍为宫廷制器。左尚方制军械,改变了尚方的“私奉养”性质。北朝自魏孝文帝以来,尚方改隶太府,被纳入朝廷财政体系,制器不再仅供皇帝和宫廷使用。南北朝尚方及其职能变化,虽不尽一致,但尚方“私奉养”色彩皆渐淡化。不过,汉晋六朝尚方一直具有为皇帝和宫廷制器的职责。尚方制器被称作“御器物”“禁器物”,成为皇帝与臣民身份差异的外在体现,堪称皇权的物质象征。历朝通常禁止臣民私求或仿造尚方器物,但魏晋以降,因皇权衰落,管控力度减弱。

圆照博观 烛幽探微:《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评介

信阳师范大学张振龙主持、匡永亮参与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结项成果《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下文简称“张著”),2023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张著从考察文人的文化活动入手,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拓展了魏晋文学的研究领域,更难得的是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

魏晋文献整理与文学互动研究的创新之作——评《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魏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无论是文人的文学创作实践和取得的实绩,还是文人对文学特性、本质的认识而形成的文学观念与思想,与前代相比,均有了新的拓展与质的飞跃,开启了我国古代文学的新格局。与魏晋文学的历史地位相一致,学界对魏晋文学的研究也一直是中古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们在刘师培、鲁迅等先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人心态、艺术精神、文人集团、文学思想、政治、文化等视角,对魏晋文学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丝路景观

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特别是汉武帝通过几次大规模的军事反击,彻底解除了匈奴的威胁,又设立河西四郡,遣张骞凿空西域,大力经营西北,开辟了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使之成为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笔者在概括丝绸之路早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梳理前代诗歌创作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丝路风情在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表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歌咏丝绸之路的诗歌,体式上主要为五言,除少部分作品为写实外,多为泛咏。这批诗歌反映了丝路沿线各地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状况,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于丝路行旅的认知态度。

魏晋十六国河西走廊壁画树木的图式风格演化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寺窟和墓室壁画山水元素逐渐增多,其中,树木的表现集中体现了山水画语汇与图式的发展进程。从空间位置上看,石窟壁画中的树木大多在佛教母题的下方或边缘,墓室壁画中的树木则大多在现实生活题材的中下层;从画面结构上看,树木的表现先后经历了点饰风格、结构性图绘和题材独立表现三种样式,并依次形成了勾点、色墨没骨与擦染等笔墨语言,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意识。

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与时空秩序——以七星河汉魏聚落遗址为例

时空观是文明的基本架构,与早期人类文明中的社会形态、人居模式都有着重要联系。随着近年来对三江平原七星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发现了密集且保存完好的汉魏时期古代人类聚居遗址。这些物化证据表明: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魏时期,生活在我国东北三江平原七星河流域的先民正在历经“游居—半游居—定游混居”的生活状态;族人的时空认知也从游猎社会的弥散性时间,逐渐转向农耕社会的循环性时间,并开始建立起天人合一的礼制序列和天道循环的时空观。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早期国家的形态特征。

王叔和里籍再辨——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西晋著名医学家王叔和,正史无传,据北齐·高湛《养生论》及唐·甘伯宗《名医传》所载,知其生活于魏晋时期,籍贯高平,而古高平现在的具体位置众说纷纭,虽已有众多学者进行考证,但仍有山东高平、山西高平之争论。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深入挖掘地方志中关于王叔和籍贯与生平的相关文献资料,以确凿的证据,证实王叔和籍贯并非山西高平,而是山东高平,曾侨寓并葬于湖北襄阳,并将王叔和之地望确定为今山东微山县。

魏国国官建置及其意义——兼论魏晋南北朝禅让之结构

汉魏的成功禅代,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更替的典范。禅代程序中国之建立和国官建置,是此模式中的重要组成结构。建安十八年,曹操开建魏国,自置百官。魏国之设在精神上取则汉初诸侯王之制,等齐汉之朝廷,实质上是在为其后的禅代做准备。故其国官兼采汉初之官名,并取则东汉朝廷,同时加入新创之制,形成独特的魏国国官制度。大理、奉常、御史大夫三官即标识魏国国官的历史存在。此三官的历次重现反映出,建国设官成为禅让过程中的固定结构。王朝更替的基本逻辑是国升格为王朝,领有天下,国号成为天下号,而前代王朝降为国。从时间尺度上看,诸国建立而争夺天下,同构于在空间中争夺天下的战国,可称为“历时之战国”。

北魏“帝后礼佛图”仪仗规制与文化融合

北魏孝文帝汉化改制,对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造像,融合了佛教、儒学以及中原文化的礼仪制度,尤其是帝后礼佛图中,其仪仗形式、人物服饰等在文化融合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宾阳中洞和巩义石窟1号窟中的帝后礼佛图是其典型代表,帝后礼佛图中的仪仗形式受汉代车马出行图的影响较大,皇帝和皇后同时出现在礼佛场景中,是北魏女主政治影响的结果。北魏女性执政与女性信仰佛教对孝文帝和宣武帝影响巨大,儒家文化融入佛教仪轨,是北魏汉化改革的主要特征之一。

“重命”与“伪道义”:东晋南朝“荒政”制度新论

由于“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促使东晋南朝时期的“荒政”制度呈现出“多样化”“体系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制度有着鲜明的“重命”色彩。君王们之所以重视民命,客观上与“天灾”“人祸”这一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主观上受儒、佛、道三家思想综合影响下所形成之帝王“重命”观的影响所致。该观念一经产生便深刻影响了其时“荒政”的制定与社会的发展。然而,君主观念上的重视民命,并不意味着其实际行动就一定“民本”“道义”。这一时期的“荒政”制度自其制定与执行伊始,便具有帝王权术运作用以安定民心之“把戏”的性质。虽然其对当时社会在备灾、防灾、救灾、抗灾以及对于民命的保护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深藏于其下君主维护王朝的“政权合法性”之目的。

魏晋南北朝游军研究

“游军”在史籍中一开始指代游离于外、居无定所的军队,而后逐渐成为了机动军队的代名词,分别出现于三国后期的平定诸葛诞的淮南战场和魏蜀交战频频的关中战场。两晋南朝时期,游军一方面仍是临时的机动军队代名词,运用于大规模的军事场合;另一方面出现了层级化和职官化的趋势,并承担了地方治安和守卫的责任。北方的十六国北朝时期,游军仍为临时机动军队的代名词,未出现和南朝相似的专官管理和层级化的趋势;到了隋唐五代时期,游军彻底沦为了机动军队的代名词。

史载“南路徐”正误考

“北路鱼,南路徐”是批评南梁时期鱼弘与徐君蒨行事铺张的古谣,后演变为专指家世富贵、行事奢侈之语。古籍文献对此谣注解杂乱陈芜,出现人物、关系、事迹等误载和错刊情况。考证发现源自《襄阳府志》《建康实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及对《南史》的误抄四条误载线索,并归纳出史学、注书和类书三类正确记载文献。

论北魏迁都后南迁鲜卑武人地位变化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为巩固政权,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遂从平城迁都洛阳,其汉化改革措施虽减少了民族对立,为南北统一奠定了基础,但仅仅几十年后的六镇起义便颠覆了北魏统治。在这整个过程中,鲜卑武人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随孝文帝南迁的鲜卑武人群体在这一时段地位变化显著,通过其社会政治地位变化的过程,可以从新视角反映迁都后北魏时局的变化与北魏中后期的政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