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评述王安石的取向

朱熹对王安石的为学、为政、为人的评述较为全面深刻,分别侧重经学、变法、性格方面的内容,并指向义理、致治、品性角度的考量和评判。朱熹肯定王安石的才学,但又认为他的经学“不正”“不纯”,不明格物复礼,不别道德刑名,借“三经”阐发,勾兑“老释”,夹杂“申商”,带有外儒内法的色彩;朱熹赞同变法,“易乱为治”,同时强调适应时代需要,乘势而为,并肯定熙宁变法中青苗法、方田法等一些具体内容,但又不同意王安石以“新学”为理论基础,变法逐利,无视民生,导致民穷国弱,远离了治世;朱熹认为王安石为人执拗,基本上认同二程等对王安石性格的评判,但又能对王学、变法进行深究,寻找其偏执、固执的根源,是由重利轻义、重君轻民所致。朱熹这些方面的评价取向,以及与王安石在经学、变法、品性上的认知差异,应是朱、王思想或新学、理学分歧的重要表现。

宋太祖“以孙为子”考辨——兼析王继恩等“谋立太祖之孙惟吉”传言

宋太祖尝将其年幼之孙(即德昭之子)迎入宫中抚育,并以孙为子,赐名德雍,与其父叔“联名”。太宗亦疑似存在同样情况。如此抚育皇室幼儿于宫中之事,其初衷似与太祖宋皇后、太宗李皇后未有子嗣相关。但此一“紊乱昭穆”之举,在宋初皇位授受之际产生微妙之影响,故太宗此后遂改德雍名为惟吉,恢复其皇侄孙身份。当太宗驾崩,王继恩等大臣谋阻止真宗继位而未成,但此后遂有其欲“谋立太祖之孙惟吉”之传言流布于世,神宗时与两宋之际分别发生的宗室异动事件,以及高宗选择太祖后裔继位,皆受此传言或显或隐之影响。

宋代传统节日文化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传统节日凝结着特定的主题,也是在传统社会中所形成的时间系统。传统节日发展到宋代趋于定型。在宋代民众生活中,个人通过传统节日参与,学习并掌握生产生活知识,提高生存技能。家庭和家族通过节日里祭祖来传达亲人间的关爱,巩固人伦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节日文化交流,对民众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必大对南宋国家治理的建言对策

南宋名臣周必大积极入世,官至丞相,其针对南宋国家存在的问题提出诸多建言对策。在人才问题上,他提倡不拘资序,平时做好人才储备,有需要时适才而用;在制度问题上,周必大针对科举发解试中的积弊和档案管理中的漏洞提出了改进建议和措施;周必大主张官员推行久任制度,同时革除荐举之弊;在国防问题上,周必大针对四川马政和两淮民兵提出了改进建议;在社会治理方面,周必大提出了疏与堵结合的对策,既要加强防范又要缓和矛盾。他对南宋国家治理的建言对策多能切中时弊。

南宋沿海地区巡检与海患治理

巡检司是宋代为缉拿走私、平息基层变乱、维持地方治安而在各地增设的机构,其主管官的称谓很复杂,简称“巡检”。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南宋时期沿海地区各类走私猖獗,走私者分布广、规模大,海上盗贼势力空前强大,负责缉私与巡查盗贼的巡检数量随之增加。沿海巡检所统领的土兵是当时基层常备巡警力量,根据缉私对象、寇盗活动规模及其治理难易程度的不同,或与附近巡检寨兵联合行动,或配合水军等主力官兵及地方民防力量协同参与弹压行动,在近海海患治理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揭示南宋沿海各地巡检的布局特征,分析其职能变化,探讨巡检在当时海患治理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深化和推进地方治理机制的相关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南宋临安古都的历史还原

南宋建都临安,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跃升为全国首都的里程碑,是浙江文化从外缘走向中心的转折点,是中国文化中心南北易位最终聚合江南的分界线,也是宋代文化继续繁荣再造高峰的动力源。然而由于战乱等原因,作为“七大古都”之一的南宋临安未能如北京、南京、西安、洛阳等有效保存古都空间景观,以皇城为核心的主体建筑荡然无存,这无疑是浙江也是中国文明发展史的重大缺憾。在当今长三角一体化的大战略中,以国际大都会上海为领雁,以古都南京与杭州为两翼,必将在建设全球第六大城市群中书写新的辉煌。鉴此,尤有必要从中国古都谱系的历史定位中提出和探索南宋古都复原与重建这一重要论题。

朱子社仓与南宋乡村共同体的形成

随着宋代土地兼并造成的社会分化加剧,乡村贫富矛盾日益尖锐,这在南宋初年的乡村社会尤其明显。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各种单一共同体成为小群体的生存策略,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反而受到削弱。在一些生存困难的地区,由常规性春荒引发的贫富对立就足以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分裂,更在饥荒期间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崩溃。为此,如何建立一种能够纾解民困、缓解贫富矛盾并修复乡村共同体的有效机制,成为南宋士大夫们尤其是理学家们重点思考的问题。朱熹的方案是:通过建立由士人领导的立足乡村的公益设施——社仓,构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贫民能够以较低代价获得所需口粮,乡里借贷利率也得以整体降低;富民尽管做出部分让步,并投入大量精力从事公益服务,但避免了社会崩溃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在这一体系中,士人作为儒家传统的代言人为系统注入道德内聚性,公益服务与慈善活动增进了结构的精神属性。由此,一个在官方监督下的由士人领导的建立在乡里社会场域上的地缘共同体得以成立。这种模式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在应对乡村社会分化导致的地缘共同体分裂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被后世所继承,这无疑是朱子社仓超越南宋时代的价值所在。

面子与里子之间:宋代却贡探微

却贡即退还贡品,是中国古代朝贡制度中的特殊现象,降及宋代,其出现频率拔升。宋朝通过却贡以满足在政治上维护“天朝上国”地位;军事上保障边境和国内安全;经济上减轻负担的现实需求。此外,还会出于厚民生、显仁德的道德使命感对奇珍异兽、劳民伤财的物品进行退还或禁止进贡。宋代却贡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时规范和完善了古代的朝贡制度,其中暗含的生态观念对当今仍有重要启示。

宫观官制度与南宋前中期信州文人群体

宫观官制度对宋代士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他们的退居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促进了地域文学的繁荣。南渡初期,吕本中与曾几先后领任宫观官寓居上饶,在他们的吸引下,信州一带的文人士大夫时常聚饮酬唱,形成了颇为闻名的地域文人群体。南宋中期,赵蕃监南岳庙闲居玉山30余年,接续吕、曾倡导的文化精神和文学传统,与当地耆旧诗人往来频繁,成为信州文人群体的核心人物之一。与此同时,辛弃疾因罢官而主管冲佑观赋闲带湖和瓢泉长达20年,其信州诗词透露出闲逸自适与愤懑不平交织的心态,塑造了人生最后阶段的双重自我形象:赋闲归耕的“稼轩居士”和壮志未酬的爱国文士。

中日同形法律术语“逮捕”对应译词辨正

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同属大陆法系,二者的法律术语中存在着大量同形词,如“逮捕”等。这些同形词为中国人学习、翻译日本法律以及日本人学习、翻译中国法律带来莫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学习者和翻译者设置了各种“陷阱”。研究中日两国词汇的成果较多,但研究中日两国法律术语的成果相对较少。许多中日两国辞典(含法律用语辞典)和翻译的法律文本将“逮捕”当作同形同义词处理。通过查阅中译日和日译中两国辞典(含法律用语辞典)、法律文本翻译件、法学著作中的对应译词,以及比较中日两国刑事诉讼法中强制措施的顺序与特征,基于认知语义学、对照语言学的理论,采用例证的研究方法,仔细辨析中日法律术语“逮捕”的释义,经过比较分析后发现,中日法律术语“逮捕”并非同形同义词,而是同形异义词。中文法律术语“逮捕”的词义相当于日文法律术语“勾留”,日文法律术语“逮捕”的词义相当于中文法律术语“拘留”。

“义”在宋代的应用与价值

宋代是义观念实践的一个历史高潮。宋代之义具有崇高神圣的精神地位,受到上至皇帝、下及盗贼的追捧。宋代强调君臣以义立,皇帝以义结天下人心,以义对内理政、对外交好。士大夫之公义指正义、刚正的气概,是高尚情操,其小义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朋友的责任担当与无私帮助,个人之间也多称兄道弟以及结拜兄弟。武人之公义通常都是忠于朝廷,慷慨赴义,其私义多表现于结拜兄弟。民间之义除公益之义外,还有更多样的表现形式,如互济互助、扶正驱邪,包括义居、复仇杀人,结义现象更为普遍,既有义兄弟,也有义父子,均受到法律的承认。义观念的强化和实践,体现着宋人的奉献精神、自律精神、契约精神。从开国皇帝赵匡胤传下来的以义治国策略,是宋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官方的通信速度

宋代官方通信的设计速度,沿袭前代最快为日行500里。但始终未在现实中实现而习以为常,纵容了以后标准的下降。通信速度宋初最快,特殊者日行约450里,正常者不过约345里,其他军事紧急情报日均多在200余里和100余里,普通公文通常日均数十里。以后虽制度不断严格、复杂,但效率并没有提升,至北宋末明显下降。南宋长期处于战时状态,重要关头和重点热线,通信体系在官方强力建设下一度呈现应有的机敏,最快速度日均约318里。但最高日行350里的设计速度明显低于北宋,以及计算出的最快速度南宋始终没有达到北宋,整体上发生逆转,朝廷指令传到最远的广西需要半年乃至一年。作为官府的脉络系统,通信速度反映着朝廷政令运转效率和国运。

古代科技巅峰为何出现在宋代

中国古代科技巅峰出现在宋代,是中外科学史学者研究中的普遍共识。分析宋代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需求对科技研究和开发的影响、分析科技发展与教育以及哲学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科技发明在宋代的体制化等问题,是回答古代科技巅峰缘何出现在宋代的主要方向。在考虑社会需求促进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宋代科学家与发明家群体中形成的科学气质。

宋朝周边政权朝贡贸易输入的名贵药物及其医学应用探析

两宋时期,生活在宋朝周边的甘州回鹘、龟兹回鹘、高昌回鹘、于阗李氏王朝、沙州归义军、交趾、占城、凉州吐蕃、青唐吐蕃、西夏、大理、辽朝、金朝、高丽等政权,先后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将原产于当地的土产药材和来自海外的乳香、安息香、龙涎香、苏合香、艾纳香、荜拨、胡椒、肉豆蔻、白豆蔻、胡黄连、犀角等珍稀药物传入宋朝境内。域外名贵药物的传入,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药材的品种,而且经宋朝官府医学机构和广大医家验证并确定其性味、主治和功效后,被收入官修医学本草、方书和民间医书之中,成为中药学、方剂学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广泛应用于临床疾病诊疗。

《四明丛书·鼠璞》二卷

《鼠璞》又名《戴氏鼠璞》,南宋戴埴(字仲培)撰。“鼠璞”一词出自典故“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用来形容徒有虚名、名不副实。此书内容多为考证经史疑义及名物典故之异同,持论精审,颇有见解。全书分条记事,凡98条。

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官衔研究

宋代官衔,是目前宋代制度史研究中新开拓的领域。从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制度这一视角,可以看出宋代官制的复杂性、多样性。皇帝,通常不视为官,实际某种意义上,皇帝也是官,且居于官僚机构的顶端,所以皇帝也有官衔,只是名号比较特殊,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官号,其生前有尊号或圣号,死后有谥号、庙号。唐宋史称皇帝多用庙号,这就是法定官衔。皇后有官号,尊号有无,视其是否曾垂帘听政而定,死后谥号有二字、四字之别。内命妇,为皇帝姬妾名号之总称,其官衔有等级之分、秩品之差。外命妇官衔可分为公主官衔、卿大夫妻母官衔两类。内外命妇官衔亦特旨移用于宫人女官官衔。皇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与文武百官相类,其名号等级分明,官衔成为其特殊身份的标志。

事亲与继志:宋孝宗之“孝”新论

历代史家多以宋孝宗之“孝”仅指孝事高宗,这一意识限制了孝宗践行“恢复”之志。而根据宋孝宗及部分士大夫对于“孝”的阐释,孝宗之“孝”呈现为“事亲”与“继志”、奉养高宗与效法太祖诸多层面交错联结的复杂图景。他们的阐释扭曲了高宗主张维持和议的本意,强调孝宗只有效法太祖创业,才是继承高宗之志、完成高宗未竟功业的“大孝”。不过,孝宗与这些士大夫却因“恢复”意识的不同,分别提出两种相异的践行“继志之孝”的行动方案:孝宗强调“恢复”即是要立行北伐,多述太祖尚武习劳的故事,并认为“恢复”须审时度势,不必尽循太祖故事;士大夫则强调谋求“恢复”重在整军备战以及革除军政时弊,所述太祖故事多为强调关防制衡的“维持之具”,并认为“太祖创业故事”寓含整军备战的一切良法。

南宋浙江亭历史沿革及位置考辨

浙江亭为宋代钱塘江畔著名观潮地,在古代文献中被认为沿袭自六朝时期柳浦、唐代杭州樟亭驿,又被明清浙江驿所承袭,因此,在暂缺必要考古证据的情况下,浙江亭的位置辨析则成为以上其他地名考证等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本文以对浙江亭现有的考证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挖掘方志内容,并利用舆图运河河道的对照分析,尝试进一步精准定位南宋浙江亭、明清浙江驿的位置所在,并进一步探讨了一些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

南宋龙泉青瓷多层釉工艺技术体系构成研究

多层釉工艺是龙泉青瓷由厚胎厚釉向薄胎厚釉特征转变,在釉的质感上最大限度接近于“玉质”的核心技艺。近年来对其相关研究尽管有所深入,但多为具体问题的讨论,并未真正关注其工艺技术发展的联动性特点,很难窥其全貌。以多次施釉工艺的实施条件为切入点,通过对多次施釉所涉及的工艺技术环节以及其相互关联性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并结合工艺实验最终确认:在二次施釉前,各釉层应具备一定强度是多次施釉得以实施的关键;淘洗、制釉、素烧技术为各釉层强度的获取提供了技术支持;多次施釉工艺直接推动了薄胎厚釉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的发展。多层釉工艺绝非是独立的施釉工序,而是多项工艺共同构建的技术体系,这正是烧制薄胎厚釉龙泉青瓷的核心技艺。

两宋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新视角——评董晨博士《诗学史视野中的南宋书院考论》

两宋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得到极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近年来,随着宋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两宋书院”“两宋书院与文学”等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亦较为丰富。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对于南宋书院中各类文学创作活动及由此产生的文学批评活动,特别是由此所生发出的诗文理论批评及其所反映出的创作理念、审美旨趣等相关问题尚缺乏足够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