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史源学考察的金中都城门问题补证

金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燕京,称金中都。《金史·地理志》记载中都有城门十三,而《大金国志》《金虏图经》《析津志》等文献却称金中都城门十二。针对这两种不同说法,自清代以来学者多有解释讨论,目前学界倾向于认为金中都城门初有十二,后于东北增辟光泰门,成十三之数,又正北“通玄门”曾改名“清夷门”。但这一论断的得出缺乏对相关文献史料源流的充分辨析,且对增辟光泰门及改通玄门名的时间亦论证不清。实际上,其实若从史源学的角度出发,重新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厘清源流,既可补证上述论断,还可进一步推定金章宗为游幸万宁宫的便利而增辟光泰门,“通玄门”改名“清夷门”则是金宣宗迁都汴梁后因避忌蒙古而追改的结果,进而丰富我们对金中都城门制度的认识。

文明传承视角下的金代皇家仪仗研究

金代皇家仪仗,作为仪卫体系的组成部分,依照使用场合的不同,可被细分为驾行仪仗与殿庭仪仗;根据身份地位的差异,可分为帝后仪仗、皇家子女仪仗、宗室仪仗等,其中尤以帝后卤簿、皇太子卤簿以及一些特定大礼场合所使用的仪仗规模最为盛大,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具体而言,金代皇家仪仗包括车舆、旗帜、伞扇、卤簿鼓吹和兵器等部分。熙宗至世宗时期,金代皇家仪仗在种类、数量、编排和制度等多个方面逐渐走向成熟。从整体上看,金代皇家仪仗在车舆的种类和形制、旗帜与伞扇的种类、卤簿鼓吹的乐器和编排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承袭了唐制、宋制与辽制,并有所创新。这一过程充分反映了皇家仪仗的历史传承性,同时也凸显了辽金时期中华礼仪文明的多元交融与持续发展。

金代东北地区燃料消耗与生态效应

金代东北地区的燃料主要取自周边天然森林,以木柴和木炭为大宗。金代处于我国第三个寒冷期,冬季漫长严寒,加之人口增长及冶炼业的兴盛,使燃料消耗量大增。但是金代东北地区天然森林资源丰富,总体上地广人稀,人们伐薪烧炭并未对森林资源造成不可再生性的破坏,不过也有个别地区出现了区域生态危机。文章从金代东北地区燃料消耗与生态效应的角度,探讨金代区域人地关系,以期更好地了解金代东北地区的环境与社会,为今天东北地区的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金代皇家仪仗初探

金朝通过战争掠夺和机构修造建立起本朝皇家仪仗体系,包含了车舆、伞扇、旗帜、鼓吹和兵器等诸多种类。与此同时,金朝设置了有关仪仗保存、管理和使用的职官机构,既涉及殿前都点检司和宣徽院等机构,也涉及内廷宫官系统。金代皇家仪仗具有昭示统治阶级威仪的作用,同时还蕴含着与金朝政治生态变化相关的辅政以及宣示正统的内涵。可以说,金代皇家仪仗是金朝明制度、建礼制的标志之一,也是宋辽金时期北朝政权典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表现。

金朝泰和二年武安县“凤凰见”史料研究

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磁州武安县奏报,当地“凤凰见”。记载此事的文献有《金史》《癸辛杂识》及嘉靖《武安县志》,史源当系武安县的报告;除此之外,《金史》的相关记载尚参考了当时的按察使、奉御及礼部官员的奏报及图画资料,《癸辛杂识》的相关记载还参考了口述史料。三种史料有意识的书写包括:凤凰类似迁徙的猛禽,形象有所夸张;凤凰是金朝的祥瑞,与当时并立的其他政权无关。其无意识的书写包括:武安县良好的生态环境、当时的官民矛盾,以及金朝监察机构的核验运作机制。

金代谥法制度考略

金代的谥号出现于世宗时期,此后不断丰富和完善,至章宗时期形成了系统完备的谥法制度,并成为国家荣誉赏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给谥程序上看,金代的获谥人选由尚书省提出,再经太常寺拟定谥号,最后由皇帝确认后颁发。从给谥方式上看,金代的谥号分为官谥和私谥,国家颁发的官谥为主,逝者亲友追加的私谥多用于民间。从获谥者身份上看,金代的获谥者包括皇帝、皇后、宗室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和部分为国战死官员及其妻女。从谥号用字上看,金代谥号多采用美谥。

金代真定府儒学初探

经过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梳理,金代真定府儒学发展表现为金统治者对儒学政策的调整和真定儒士对理学的传播。金代真定府儒学兴盛的原因,与当地的经济恢复和民族融合、官办学校恢复与私学发展、科举重地与文化昌盛有关。金代真定府儒士在政治生活中践行儒学,对金代政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代长城屯兵堡的选址空间逻辑诠释

屯兵堡是金代长城军事聚落中规模中等的军堡,因其凸显女真民族特征的复合功能,以其为研究对象,分析比较东北路、临潢路、西北路和西南路四路屯兵堡的选址空间异同。结果表明:东北路屯兵堡扼守山谷、控制交通,平原腹地、河堡相依;临潢路屯兵堡以谷中盆地、倚山临水,沙漠荒原、城壕相互为主要选址特征;西北路居于山谷、控制交通,沙漠丘陵、据守河口;西南路以丘陵盆地、堡立河边,平原腹地,双向防守为特色。受自然环境、民族分布、防御重心的影响,四路屯兵堡的选址空间与布局空间表现出相似性与异质性。通过诠释金代长城屯兵堡的选址空间逻辑,探究其背后的影响机制,进而为金代长城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提供参考。

辽金时期北京居民的日常饮食

辽金时期,随着辽南京和金中都的建立,北京逐渐确立了北方政治中心的地位,北京饮食文化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辽南京和金中都地区居民的日常饮食特点表现为,一方面,各民族在努力坚守本民族的饮食习惯;另一方面,饮食文化的交融是辽金时期北京饮食发展的重要特征。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饮食习俗不断融合,一些少数民族的饮食影响了一些汉人的日常饮食,同时,汉族的传统饮食也被燕京地区少数民族所接受。

内涵与取径:金源“借才异代”再考察

为满足疆域不断扩大的国家治理需要,金朝统治者将“借才异代”确立为巩固国家政权的基本国策。然“借才异代”不仅仅指“借”人才,其内涵与取径可梳理为四方面:一是“借”辽、宋图籍文献,二是“借”渤海、辽国、北宋降人,三是“借”汉语为通用语,四是“借”中原的先进文化。通过上述四个路径的努力,金国完成了由部落联盟的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帝国的转变,实现了少数女真人对大多数汉人、契丹人的统治,也使金代文化、文学获得了高起点。

金朝“增封”曹操疑冢说辩证

南宋时期,士人推崇“蜀汉正统论”,对曹操的贬斥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南宋出使金朝的使者途经相州,撰写的《语录》及诗文,记载曹操有七十二“疑冢”,而且金朝“增封”这些疑冢。提及“疑冢”说的南宋使臣有楼钥、范成大、周煇、京镗、许及之。金朝“增封”说仅见于范成大《七十二冢》诗小注,后出文献均系转抄、因袭此诗。金朝“增封”曹操疑冢与其说是史实,不如说是宋人根据自身“蜀汉正统论”对金朝相州地方祭祀曹操的某些措施做出的过度解读。从朝廷礼制、历史借鉴、祠庙修建等方面来看,金朝对于魏晋南北朝正统讨论的广度、深度及感情投入,均远不及南宋人。金朝“增封”曹操疑冢及维修曹操祠庙等,应视为相州(彰德府)地方官府及士人对本地独有历史文化资源及人物的推崇。

宋朝诸臣对金朝的肯定性言论研究--以奏议为中心

宋朝文臣、士大夫形成了积极参与朝政,关心国事,发言盈庭的传统。宋朝诸臣向皇帝所上奏议(奏札、奏疏),除了利用传统的儒学经典、三代之治、祖宗之法、前朝故事等传统政治资源对皇帝提出意见和建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奏议利用宋金对峙的局面,对金朝的政治、军事、人物给予肯定性的评价。这些肯定性评价有的来自个人亲历,有的来自风闻,其意不在于肯定金朝本身,而是针对宋朝现实存在的政治、军事、对外战略等问题。奏议作者主观上希望通过肯定金朝的个别事物,从而达到使宋朝皇帝看到本朝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努力加以改进,从而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实现上奏者理想的状态的目的。

《新编全金诗》辑补

薛瑞兆编撰《新编全金诗》是目前最新、最全的金诗总集。今搜罗碑刻、方志等,辑补《新编全金诗》未收五十七首、补全一首、佚句三则。其中新辑金诗作者34人(佚名4人),补已收金诗作者16人诗作多篇,不乏金章宗、王庭筠、周昂、赵沨等名人名家诗作。

“销器为钱”与“销钱为器”——试析金朝铜币的铸造与管理

金朝的货币流通情况较为复杂,总体上以钱、钞并行为主,但铜币的地位也非常重要。由于境内铜源稀少,从海陵王时开始,政府强制征缴铜器,“销器为钱”,铸造铜币,导致民间“销钱为器”的现象屡禁不绝。政府“销器为钱”与民间“销钱为器”,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对金朝铜币的铸造和管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金朝统治者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销器为钱”,不恤民力,导致货币制度逐渐遭到破坏,铜币退出了流通体系,造成了经济停滞不前,社会矛盾尖锐。

东汉南匈奴游牧经济新探

南匈奴在东汉时期仍以游牧经济为主业,并未迅速农耕化。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显示,南匈奴生活方式和居住形式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依然保持游牧民族的特点。黄河在东汉时期“安流”现象,间接证实南匈奴游牧生活的持续性。南匈奴未转向农耕原因包括对东汉的高度依赖、北匈奴持续加入和社会环境动荡。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表明南匈奴已经从事农业,其八部落仍然处于立帐而居、迁徙不定的生活状态。

金朝德运考实

金朝在建国之初尚未形成以中国正统自居的观念,也未曾议及德运问题。金太宗年间,随着灭辽战争的顺利进行,金人正统观念渐次萌发。自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灭辽至金章宗朝,关于金朝德运有水德、金德两种说法。不过,水德、金德只能视为该时期金朝政治制度中的德运,并非金朝法定德运;这一时期,金朝官方并未确定德运。金朝德运之议始自金章宗朝,金章宗时期进行了数次关于本朝德运的讨论,议者主张的金德、土德、木德,本质上是利用五德终始说对金朝正统性所作的阐释,均可视作金朝政治合法性建构中的德运。金章宗最终于泰和二年(1202)诏令以土德作为金朝德运,土德由是成为金朝法定德运。金宣宗时期虽就本朝德运再次展开讨论,但并未更改金章宗时确立的土德。自金章宗朝确立土德为本朝德运以来,直至金朝灭亡,土德一直是金朝的法定德运,未曾变更。

金末危局及其对铸币的影响

金朝铸币在前期能够实现,而到金末铸币困难甚至停止,究其原因在于卫绍王大安三年(公元1211年)以后,金、蒙战争全面爆发,金朝内外交困,危局逐渐形成。金末危局对铸币主要有三方面影响:铜矿原产地和铸币场所急剧减少;铸币成本更为高昂;政府疏于对铜币进行管理,货币信用遭到严重破坏,铜币最终被排挤出流通体系。在多种不利因素综合作用之下,金末铜币的铸造也就失去了现实条件,从金末局势的危急导致铜币的铸造和管理困难可以看出,和平与稳定是货币平稳运行的前提条件,也是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金代便宜权探赜

金代,朝廷自上而下授予官员或者行省等地方机构便宜权。便宜权授予多集中在军事领域,此外在行政、经济、司法、交聘等方面也有便宜权。便宜权授予群体主要是女真人和汉人。金代便宜权的变化与政局演变紧密相关。金前期,金中央有效掌控便宜权,便利官员和地方及时处理军政事务,在控制地方权势的同时维护中央权威;金后期,地方便宜权滥授,权势膨胀,威胁中央权威,金朝国势走向衰微。便宜权的演变揭示出金朝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势此消彼长的变化关系。

《元史·太祖纪》与“金史”关系初探

关于《元史·太祖纪》之史料来源,将其与《金史·卫绍王纪》《宣宗纪》《哀宗纪》比勘,初步揭示《元史》《金史》具有相一致的内容,但并非构成直接传抄关系,而应是两书各自所据的原始文献取材的对象相同。《元史·太祖纪》底本为五朝实录的《太祖实录》,元初编纂《太祖实录》搜集关于蒙古征金的史料时曾钞撮“金实录”。从忽必烈时期设置史馆编纂成吉思汗历史的具体背景中考察,又对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全面解读,得知耶律铸诗赋序文及若干条小注根据金朝实录写成。耶律铸于至元十三年(1276)“监修国史”,主持蒙古诸汗实录的编纂工作,遵循王恽《论收访野史事状》提出的“亡金实录内采择肇造事迹”思路,以金实录为材料,撰修太祖等人创业事迹。

金代后妃父祖封赠制度探微

金代后妃父祖封赠制度确立于熙宗时期。在金代,后妃父祖封赠范围有三代和一代的记载,封赠官爵以三公和国公为主,不同时期的爵位品级又有所差别,具有阶段性特征。熙宗和海陵前期封赠爵位最高至国号王,此后仍以国公爵位为常制,最高至郡王,这与金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更是皇权强化的体现。金代后妃父祖封赠遵循“近重而远轻”的原则。其制度的具体运作既有对宋制的承袭,亦有自身特点,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各民族在制度文化上的继承与发展、互鉴与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