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苦闷徘徊到积极进取:元中期江南士人任士林的心态变化

任士林是元代中期江南地区下层士人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精神世界很复杂,心态经历了从苦闷徘徊到积极进取的发展变化过程。他埋怨元朝不开科举,对亡宋抱有怀念和眷恋之情,称赞宋人谢翱、方凤抗击元朝的英雄事迹,但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考量,他又替元朝的大一统和蒙元统治者歌功颂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胜国遗民的日渐故去,任士林的遗民情结也逐渐淡化。在经历苦闷徘徊之后,晚年他从奉化来到杭州,攀附杜道坚和赵孟頫。由于文学上的造诣和影响,他的人生境遇发生了转变。在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元中期江南地区苦苦挣扎的中下层士人的心态变化过程,以及他们不甘心被命运摆布的积极进取的执着精神。

从《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论元代南北医学融合

元代孙允贤撰《医方大成》,之后经熊彦明增补而成《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对于南宋金元经历一百五十多年分裂后南北医学文化重新融合的问题,过去学者多集中于金元北方医学南传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南方医者接受金元北方医学理论后对《局方》的批判,此为一个方面。《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所引方书,提供另一方面的了解,南方医者将南北医方融合一书之中,代表南方医者在接受金元北方医学传统时,也同时传承南宋以来南方医学传统。尽管金元医学四大家医学影响往后医学发展极为深远,但是南宋以来南方医学传统仍然在元明两代保存其活力,此却为学者忽略。

西安出土蒙元傅元明墓志考释

傅元明为蒙元前期汉人世侯刘黑马麾下重要将领,其墓志志文所载傅元明及其子侄职官,为探讨蒙元前期“都总管万户府”下职官设置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志主生平及家族迁徙,也对研究宋金元时期社会变迁具有较大价值。志文撰书者为《类编长安志》作者骆天骧,本文对其在司天台的任职经历及其所书碑石做了补充梳理。

从元代“汗酒”看中国蒸馏酒起源

元代的蒸馏酒虽有“汗酒”“烧酒”“重酿酒”等汉语名称,但一度流行的“阿剌吉酒”等音译名称,使得中国蒸馏酒起源成为颇具争议的国际性学术问题。本文在系统梳理史籍所载“汗酒”及其制备用具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发现的相关资料,通过“汗酒”名称和蒸馏器具渊源的探析,认为“汗酒”之名理应源自历史典故“汗出如浆”,而制备“汗酒”的酒铛实乃釜、甑等多件套甗式蒸馏器。尤其“酒铛”与古代蒸馏器实物的相互对应,有助于重新审视中国蒸馏酒、蒸馏器的起源及演化历程。

元代河北历史的碑志书写——《新出碑志与元代河北研究》评介

朱建路著《新出碑志与元代河北研究》一书2023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在作者多年搜集石刻文献资料基础上,对元代河北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历史的一次系统梳理。概而言之,该书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资料新颖,以新出石刻为中心展开河北元代历史重大问题的探讨,并在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

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数字人文视域中的元代江韵诗研究

在对《全元诗》进行全面统计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全元诗》中共有207位诗人创作的456首江韵诗。通过对韵脚分布、出韵情况、韵脚组合、次韵分韵、诗风与用韵关系等方面的考察,会发现元代江韵诗的情况与唐宋两代相似,也存在核心韵脚、常见韵脚组合等现象。这同样使元代的江韵诗风以平易为主,同时也有篇幅长、用韵僻、构思奇的奇崛之作。明清两代的江韵诗中,应当也有核心韵脚与常见韵脚组合的情况。到了清代,逞才之风发展到极致,三江全韵诗大量涌现。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现存元代西藏地方旨类文书及其文献价值

旨类文书是元代官方档案中的一个大类,包含皇帝圣旨、后妃懿旨、诸王令旨、帝师法旨、中央或地方军政长官颁发的钧旨等,属于元代官方文书的最高级别。元代旨类文书多以碑铭石刻为研究材料,原始文书较为少见。西藏地方发现多份元代官文书,其中多数为原件,对研究元代官文书形制、政治建制、寺院经济及其他相关历史史实等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密续、法脉与世俗——白居寺道果殿空间配置意涵

西藏江孜县白居寺的二层道果殿修建于1424年至1425年之间,其绘塑配置体现出密续神秘性、法脉严肃性、世俗权威性的统一。白居寺道果殿中央鲁伊巴传规的泥塑胜乐曼荼罗,分为“外座”和“内座”,具有个人小我与宇宙大我合一之意涵,更具佛法上的教理性和实修中的神秘性。从金刚持菩萨到大乘法王贡嘎扎西的道果传承祖师像清晰地呈现出萨迦派道果传承的法脉形象。西、南、北壁的《八十六成就者》壁画意指“生起次第”的修行观法,是一个“即身成佛”而“兼修色法、心法”的过程。《八思巴传记图》以五处题记记录三场梦境场景,主体是《八思巴与忽必烈对坐图》,以对坐形式描绘二人形象。《萨迦班钦调伏外道图》表现萨迦班智达与外道辩论、调伏外道措切的场景。圣哇底像出现在《八思巴传记图》中,成为萨迦班智达与印度外道辩法的一个代表性标识,与对面的《萨迦班钦调伏外道图》相互呼应。

元代《秘书监志》中的多民族艺术交流互鉴——以唐文质《职贡图》为中心

元代宫廷志书《秘书监志》是研究元代宫廷艺术鉴藏与各民族交流的重要文献。本文以《秘书监志》中所载唐文质图绘《职贡图》一事为切入点,结合历史背景和图像、文献资料,对其《职贡图》中所描绘的来朝使臣、所呈贡物、使者形象等进行推测和图像还原,从而分析元代职贡题材绘画的文化艺术特征,并探讨各民族政治互动、经济往来对文化艺术交流互鉴产生的积极影响。

元代官方史学中的蒙汉融合

元代实行蒙汉两重修史体制,在官方修史活动中呈现为多民族史官共同参与的局面,其中蒙古人占据领导地位,汉人则凭借修史才能发挥了主体作用,多方合力推动了元代官方史学的发展。在集体修史过程中,各民族史家之间有着多方面的互动交流,在纂修实录、《经世大典》等重大修史项目中互相配合,保证了史书修撰顺利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交融加快,文化认同加深,元代蒙汉两种修史体制间的融合逐步深入,蒙汉史学交融形塑了元代官方史学的特色。

元代船桥军将领谢坚墓志考释

《元谢坚墓志》为学界提供了有关元代汉人世侯谢坚和船桥军的新史料。谢坚曾任河东南北两路船桥都总管,率领船桥军先后参与蒙金、蒙夏两场战争和入川对宋作战。船桥军遇河修桥造船,随着蒙金战争的深入而创建,因参与水战而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终元之世,船桥军这一特殊兵种可能一直存在。

碑刻材料所见蒙元时期盐场司官吏设置

蒙元时期高度重视盐场管理,成宗元贞元年(1295)开始场司改革,大盐场由正九品管勾司升为从七品司令司。《元史·百官志》《元典章》对场司改革前后盐场职官设置有相关记载,但存在错漏,正史对场司吏员几乎没有记载。随着这一时期碑刻材料的发现和整理,很多涉及盐场职官的材料证实始于成宗时期的场司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司令司职官设置与《元史·百官志》记载也存在差异。同时,碑刻新材料还复原了盐场吏员的设置和管理体系。

宋元“漆盏瓷化”现象探究

宋元存在陶瓷、漆器、金银器等不同工艺门类相互融汇现象,“漆盏瓷化”便为该现象的典型。本文以盏类器具形式互鉴表征与动因为切入点,探索该现象所蕴含的时代特质,尤其将工艺同构的技术现象引向社会层面,再剖析“漆盏瓷化”的文化语境,阐释综合比较视野下传统造物文化基因由机体到生态的演化图式。

蒙元时期边疆屯垦经济的发展、南北差异及环境成因

屯垦经济是古代边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蒙元时期,边疆屯垦经济的发展不仅成效巨大,而且南北边疆呈现出显著的发展差异和趋势特点。究其原因,运用气候变迁、生态平衡与非平衡等研究视角可以发现,中世纪暖期气候转向小冰期,以及由此引发的南北边疆生态环境不同变化和生态系统(平衡与非平衡性)对屯垦生产影响制约作用的改变,再加上由此带来的疫病影响等因素,是造成这一时期南北边疆屯垦经济差异发展的主要环境成因。

木华黎家族的儒家化历程

蒙古族进入中原建立元朝后,木华黎家族逐渐从游牧文化过渡到儒家文化,从武士家族过渡到儒士家族,完成了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历程。木华黎家族的儒家化变迁总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木华黎家族由草原奴隶式忠诚向儒家忠孝的转变;第二阶段木华黎家族认同谦让思想与民本思想,并且对忠孝观有了深入的认识;第三阶段木华黎家族对儒家文化内核有了深刻的认识,彻底实现儒家化。

“曲史互证”下元曲毡罽类事象的历史文化意蕴解析

元曲中所涉及的毡罽相关技艺、产品、用途等事象,是通过剧曲文学艺术形式反映纺织相关事物的文化现象,也是古代纺织史料的一种呈现形态。结合《大元毡罽工物记》等元朝官方史料,采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中有代表性的毡罽相关事象开展了梳理和辨析。研究发现,元曲所述毡罽类纺织事象,反映了元代毡罽在适应宫廷和民间消费的同时,其传统用途和形态也发生转变。此类事象有利于探究游牧民族纺织文化在中原地区传播的途径以及元代各民族纺织文化交融的方式,因而具有一定的史料意义和文化意蕴,并且可为元代民间毛纺织研究提供史料补充。

基于元曲的元代纺织文明传承与文化传播特征分析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纺织文明多元特征十分显著的历史时期。采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中的典型例证加以释读,结合史籍对元曲所展现的纺织文明传承与文化传播特征展开分析。该研究表明,元曲纺织史料通过戏剧文学艺术的形式,很好地诠释了在元代游牧文化冲击下,农耕文明及其传统纺织文化如何成功地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并获得统治政权的认同。研究认为,元曲蕴含的纺织文化反映着元代社会物质生产和文明延续的过程,其中含有多元广义的包容观念和大同理想,与华夏民族的传统思维模式和心理特征相吻合。因而汉族纺织文化可以看作是继承华夏纺织文明的正统,并且提示文化自觉是其在元代游牧政权统治下得以坚守和延续的重要原因。

由刘敏中其人见元初政治

元代在中国古代史中占有特殊地位,刘敏中是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水平的、具有行政经验的北方汉族儒家知识分子,以他所生活的时代为切入点能探寻元初政治转向的特点,从他的著作《平宋录》与《中庵集》可见元初军事与政治问题,从他与王约交游亦可见元初部分政治现象。深入发掘其著作和行为中所透露出的思想,对元朝初期整体政治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