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地方公共典礼的庙堂设计

明代地方公共典礼不同于庙堂典礼和庶民礼仪,是指在各府州县乡、都司卫所等地方的公共领域内公开举行的,由地方政府官员主导、官民共同参与的仪式活动。地方公共典礼以仪式展演的方式表达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关注,于润物无声中指向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明代的官方礼书、典制类史籍,以及大量官箴书中关于地方公共典礼的集中记载,展现了庙堂设计视角下公共典礼的形成及其内容。具体来讲主要包含3类:一类是官署公式,包括新官到任典礼、朝廷遣使各处开读诏敕典礼、进春鞭春仪、庆典朝贺仪与进表笺仪、日月食救护仪;一类是崇教化类礼仪,包括庙学释奠、释菜与行香礼,以及乡饮酒礼、乡射礼;一类是公共祀典,主要指各级各类坛庙祭祀。这些典礼仪式举行于开放的公共空间,以地方公共事务为内容,体现了地方社会的公共权力,推进了地方公共礼仪文化的形成。对明代地方公共典礼的研究,是理解明代地方社会礼仪秩序建构的重要内容。

明代江西族谱研究

明代江西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从“一本万殊”和“民胞物与”的观念出发,也视修谱为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还受到欧苏族谱学影响,视修谱如同修史。明初族谱较简,明中后期族谱内容充实,收录对族人的规训。族谱修纂盛行,吉安府尤为突出。修谱求真者有之,攀附冒充者亦有之。修谱谱例谨严,保留了一些珍贵谱例。修谱经费、间隔与族谱保存方面的讨论较为充分。

明代三边总督喻时生平著述考

喻时(1507—1571),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官嘉靖、隆庆两朝,前后三十余年间,曾任吴江县令、监察御史、山西巡抚、三边总督等职,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后期,喻时临危受命,总督三边军务,功绩卓然,有力地维护了西北边地和平。其宦迹遍及南北,政绩斐然,声名远播,时有“喻青天”之美誉。喻时一生勤于著述,今有《吴皋先生文集》《海上老人别集》及其它散著存世。

“日用类书”的非日用性: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的知识体系及其性质

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其所包含的知识可以分为博雅、实用与消遣三大类,分别体现了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不同版本的日用类书所含知识类型大体相同,但具体门类的编排差别很大,存在知识缺乏系统性、体例不严、编排随意、内容杂乱等问题。从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的内容特点和编排方式,可以观察其使用方式,除了以之指导生活实践之外,浏览式阅读以增长见闻也是一种重要的使用方式。通过阅读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晚明的大众读者得以窥探自身生活世界之外的广阔天地,进入其他阶层和群体的精神世界,接触与学习精英文化。晚明书商是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知识体系的构建者,商业出版对晚明新型大众文化的形成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代族谱对“一本万殊”“民胞物与”的诠释--兼及中西文化比较

北宋张载《西铭》的宗旨是阐明儒家的宇宙本体论,具体来说,即“一本万殊”“民胞物与”的观念。其意涵为何,关涉对于中华文化特质的理解以及与西方文化特质的比较认知。虽然治思想文化史的学者对此多有研究,但其中两位学者的探讨尤其值得注意,一是何炳棣借由研究《西铭》提出,秦汉以降儒家的宇宙本体论是宗法模式的。(1)这需要进一步讨论《西铭》与后世宗法、宗族问题的联系。二是吕妙芬对于《西铭》诠释史变化的厘清,她发现晚明开始愈来愈多人引《西铭》批注《孝经》,尝试说明晚明关于仁孝论述有异于程朱学的新意涵。

流动的抄本:明清嘉善《唐氏族谱》的编纂、流传与文本生产

上海图书馆藏《唐氏族谱》抄本两种,最早抄成于乾隆初期,此后历经一个多世纪的修订、增补和重抄、抽换,文献形态复杂凌乱。该族谱的文本层次则更为丰富,其祖源叙事和早期世系可能形成于宋代至明代前期。晚明以来,该族谱以抄本的形态在松江、嘉善一带的多支唐姓人群之间流传、增订、嫁接,在乾隆抄本形成之后仍有新的支系添加进来。因此,这一族谱的生产模式并非人们熟知的在“宗族组织”主持下编纂、续修的模式,族谱背后的唐姓人群也并未形成哪怕是松散的“宗族”。这一类族谱或可命名为“嫁接型族谱”,值得在将来的学术研究中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明代江西宗族祠祭祖先的扩展

明代宗族祠祭祖先盛于江西,且有一个扩展过程。明前期祠祭祖先的事例集中于吉安府,家祠、宗祠均有。家祠也见于南昌府丰城县、饶州府浮梁县,宗祠则有抚州府的事例。明中期吉安府士大夫热衷于讨论祠祭祖先的制度、古礼与现实,南昌府、抚州府也有祠祭祖先的事例。明后期士大夫有关始祖、龛位的讨论在加强,一般认同于程颐祭祀始祖的主张,民间将祠祭祖先理解为士庶通行之制,宗祠在民间普及迅速。吉安府祠祭祖先事例丰富,此外还有广昌府的著名个案以及南安府、饶州府、抚州府、南昌府的事例。明代江西著名士大夫杨士奇、王直、罗伦、罗钦顺、罗洪先等人,对祠祭祖先问题均提出自己的看法。

日常与非常:康熙《上溪源志》所见15至17世纪的徽州社会

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和对异常(乃至非常)事件之社会应对,是村落社会史研究着力揭示的一体两面,需要通过更多具体而微的文书个案加以展现。康熙《上溪源志》抄本是与现存的两种《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相关的珍稀文献,虽然编者可能是希望将之编纂成该处村落的志书,但从现有体例来看,它仍然与《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没有多少差别,仍旧是杂抄或史料长编的性质,离村落志成书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不过,也正因为它的原始性,提供了有明一代及清朝前期的生动资料,更成为我们了解明清时代婺源东北区域基层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此外,该书也为我们探究从村落文书辑录到村落志编纂的动态过程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论方学渐对王学的修正及其对桐城方氏家族文化的影响

晚明王学末流将王阳明“心体无善恶之说”导向两个路径:一是与释氏空观合流,使士人摆落世事,消解入世热情;二是很多士人将该学说,作为纵情肆欲、不讲是非道德之借口。方学渐学术思想总体是心学立场,但他又是王学修正派。他坚持心体至善说,反对王阳明、王畿“无善无恶心之体”说,其目的是为了纯正社会风俗,维护儒家礼教。他不轻言本体,主张上达即在下学之中,推崇庸德庸言之践履,是王门中的务实派。他主张以道问学辅助尊德性,对王学末流之反知主义是一个纠正。这些思想特点,对桐城方氏族人推尊忠孝节义、重视知识教育都有很大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家族风气,成为后世方氏族人立身和写作的灵魂。

明代疫病与防治

从地方志“祥异”“灾祲”“灾祥”“灾异”等目记载来看,明代疫病频发。疫病大规模流行引起朝廷的重视,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防治;局部传染也必然引起官府重视,尽可能地实行自救。因为疫病频发,以医治为重点救助制度逐渐完善。由于对疫病的危害认识不足,往往忽略预防,更由于官办医疗机构大多废弃,医疗技术的落后,民间巫觋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再加上朝廷疫病祈禳制度,地方官府与民间大规模驱疫活动频繁,使疫病防治难见成效。朝廷与官府虽然重视民间力量的参与,对乐善好施者予以旌表,但也难免摊派,更由于缺少医药知识,民间力量难以发挥作用。明代疫病防治制度化过程漫长,其利弊得失值得研究与总结。

医会与医统:明代一体堂宅仁医会研究

学界多将明代中后期的一体堂宅仁医会比附现代专业社团,称其为“中国最早的医学团体”。但若仅以现代标准来评估这一医会,就容易忽视其背后的知识及社会脉络。宅仁医会的主持者为太医院吏目徐春甫,职位并不高,但能依托乡籍、业缘及宫廷医者的政医关系,在北京构建起以江南医者尤以新安医者为主体的医者讲会。医会的意义,在于通过类似儒者讲会的方式,讲论医学,编纂医籍,为医学知识的系统化、规范化提供非正式制度的组织路径。徐春甫组织编纂百卷本《古今医统大全》的庞大知识整理计划,早于医会的成立,但得以最终付梓,则是充分运用了与医会相关的组织及社会资源。由此返观传统中医知识自身演进的机制和路径,可见医学正统知识的确立不仅依赖专业医者的认可,还需充分运用动员医者的关系网络。

明代哈密“哈剌灰”及其与裕固族关系考辨

关于明代文献所见哈密“哈剌灰”之名与义,学界多有争议。揆诸《华夷译语·委兀儿译语·地名》中有“黑羊群—噶剌塊”之谓,可以推定“哈剌灰”这一称谓应出自维吾尔语qaraqoi,意为“黑羊群”。作为蒙古豳王家族的属部,元明时期哈剌灰一直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和信仰佛教的畏兀儿共处哈密,经历了由伊斯兰教改宗佛教的过程。“哈剌灰”指的就是1276年以后由中亚迁居哈密原本信仰伊斯兰教后皈依佛教的蒙古人。他们在皈依藏传佛教后,仍葆有浓重的伊斯兰文化情结。明正德年间,东迁河西走廊,后融合于裕固族之中。

宿山:明清杭州的天竺进香及其香市

天竺分称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既指天竺山,又指天竺寺。在明清两代,普陀因观音而成为天下佛教名山,引得全国信众前去“朝海”;而杭州天竺因观音而名闻遐迩,进而引得信众前来“宿山”。从本地日常的烧香,到越境进香;从朝山、朝海,再到宿山,诸如此类的宗教仪式及其转向,无不说明明清民间信众的宗教信仰更趋广泛,形式也更加多样。因进香而形成的“香市”,既是宗教与经济的结缘,更是一个流动的商业市场。香市既促进了区域性市场网络的形成,又扩大了人们的社会交往,进而成为杭州的一处城市人文景观。

关系恶化与形象逆转:明中后期佛郎机负面形象的多重建构

佛郎机是新航路开辟后明代中国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称谓,因为关系恶化,明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佛郎机形象极具负面色彩。这一负面形象的建构成型大体经历四个阶段。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的蛮横举动和不法行为是促成其负面形象初步生成的根本原因;葡萄牙人北上闽浙,以及他们与倭寇、海盗的合流,使得佛郎机之负面形象得以延续;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的无序扩张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冲击挑战,让澳夷佛郎机的负面形象日益固化;西班牙人对旅菲华人的奴役、迫害与大规模屠杀,为闽南士民丑诋佛郎机的形塑运动再添动力,吕宋佛郎机形象与葡萄牙人形象相互叠加,最终整合成明代负面佛郎机形象。佛郎机负面形象的生成与延续,是明代中葡、中西关系负向互动的产物,并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演变造成负面影响。

明代徽州族谱的早期源流——以正德刊本婺源《重修汪氏家乘》为中心

正德三年刊本婺源《重修汪氏家乘》由洪武三年编纂的《汪氏家乘》增订重编而成,是明代徽州族谱中创制最早的文本之一。该谱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元朝的泰定时期,显示出元明之间存在着族谱赓续的演变线索。洪武谱的编者汪叡是明初徽州知名儒者,正德谱的编者汪奎是汪叡的四世孙,为明中期名宦。洪武、正德时期接续编纂的婺源大畈汪氏族谱,体现了精英化的人物背景,理学化的价值观念,以及正统化的文本表达,不仅代表了徽州族谱的一种基本类型,也提示了明代族谱的重要特征。

论明清《衢州府志》的秩序意识

秩序意识是中国人深沉的文化心理。地方志以纲张目举的形式网罗故实,囊括大典。其穷搜博采、勾陈稽考之处实有着复杂的动因与考量。浙江衢州是“东南阙里”“南孔圣地”。衢州历代府志在深植儒家意识上颇具代表性。四部明清《衢州府志》皆有鲜明的秩序意识导向。它们既标举理想的社会秩序,也如实记载了影响秩序稳定的变量因素,从而凸显了形塑与维护秩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也体现了地方志这一文体在凝聚地方社会、植入共同秩序意识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讨论地方志编纂的秩序意识,无论在方法论层面还是价值追求上都对当代修志具有启示性意义,亦可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鲜活的历史记忆与切实的行动指南。

地域之学与区域治理:江右王门的静修与践履

在明代思想史上,江右儒学是阳明学的重要代表。自周敦颐以来,江右儒者围绕“静”论,在本体意义与实践价值上均有突破,尤其是对“静”与“敬”的关系以及践履方式上,表现出体用一致的特点。江右学者积极倡行乡约,注重躬行践履。这说明,江右王门在发展地域之学和优化区域治理上两者兼备。这个例子为反思明清儒学转型,提供了新角度。

明清时期淮河中游地区的徽商活动

作为明清时期国内重要商帮之一,徽商开展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十分广阔,其商业影响力巨大。在物产丰富、水运便利的淮河中游地区,徽商表现活跃,他们分布于境内诸多商业城镇,或为行商,或为坐贾,从事食盐、粮食、木材等商品贸易,成为推动当地商业市场发展的重要助力因素,其商业实践也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不仅家族成员结伴经商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在经营行业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上均呈现出某种偏好性。在从事商业贸易之外,以“儒贾”形象示人的徽商还时常致力于当地的公益与慈善活动,体现出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一面,这种符合儒家伦理文化要求的“义商”形象为其自身商业经营积攒了良好口碑。随着徽商活动日益活跃,该地区的徽州移民开始增多,他们多数是因为经商而从故土迁居于此。在这里,徽商占籍现象虽然不如江南地区之盛,但是并不少见。

明代文化及其历史定位

明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双峰并峙,共开繁花。正德时期是明代文化变迁的分水岭。明代文化的动态变迁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程朱理学一统与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二是王学崛起与市民文化的形成期;三是“实学”思潮兴盛与知识阶层的内在反思期。明代堪称最有活力、多样性且具解放精神的时代,文化呈现出多元纷呈的景象,进而形塑成以个性张扬、人文主义、市民文化为主要表征的“明型文化”。在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明代文化不但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起始,有着与世界文化进程合辙的面向;而且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独特个性,在近代化进程中展现出本土化的特色。

明代民窑青花瓷分析

青花瓷作为我国古陶瓷的典型代表之一,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本文采用SEM、SEM-EDS、XRD等科技手段分析了出自淮安古运河的明代晚期民窑青花瓷碎片坯釉的形貌特征与物相组成。结果表明:釉层中气孔直径较大但较为稀疏,坯体中气孔虽小但较为密集。烧成制度较好的情况下,釉层中残余石英会比坯体中少。釉层相对于坯体Ca含量高、Al含量低,坯体呈现“高硅低铝”特征,属于我国典型的南方陶瓷。明代民窑青花瓷釉层厚度小于0.5mm,且中间层发育完好。明代民窑青花瓷坯体中主要的物相为石英和莫来石,釉层中物相主要以玻璃相的形式存在,其中也含有少量方石英与莫来石分散于玻璃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