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功牌、功劄的演变与多元军制文化的交融

清朝军功凭证有功牌和功劄之分,前者颁给八旗、蒙古军,后者则颁给绿营军和有功义士。功牌源于满洲旧制,功劄承自明朝旧制,而到清中后期二者逐渐走向合流。乾隆年间改木质功牌为纸质功牌,改功劄加衔为功劄授职。清后期,八旗和绿营的战斗力下降,团练、水师和新军兴起,清廷适时改革军功凭证,从而出现结合功牌与功劄为一体的顶戴功牌。这是满汉两种叙功制度不断融合的结果,体现了晚清不同军制文化元素的交融进程。

清末王亨彦学术思想初探

浙江舟山人王亨彦是晚清民国时期浙东一大名儒,其有着编纂《普陀洛迦山志》等事迹,本文重点研究了王亨彦的学术思想渊源,从乾嘉学派和浙东学派两方面入手分析出王亨彦集两派之大成,随后从史学、经学等角度提炼汇总了王亨彦的学术思想相关理念。

清代晋北地区谷物饮食习惯

晋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因其较高的地形和寒冷的气候条件,适宜种植杂粮作物,因此晋北地区的主食多以杂粮为主。本文在阅读大量清代晋北地区地方志基础上,从晋北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入手,探讨当地人食用的主食种类及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饮食习惯,从而了解清代晋北人民的饮食文化。

在禁与不禁之间:清代商船带械出洋制度考述

清代商船带械出洋制度的设立,是清政府尝试进一步规范海洋活动,主导海洋秩序的体现,构成了清代海疆治理体制的重要一环。制度的内容,包括限制船载军械的类型与数量,设计严密的军械呈请制造、稽查验放机制,从而形成一套区分商船属性、地域的带械出洋规制。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海疆局势的松紧和沿海人群的生计需要,因时因地发生变化,呈现出定例与破定例的循环管理特征。商船带械出洋制度的演变嬗递反映了清代海疆政策的动态调整,其间蕴含着中央政府与沿海地方在海洋权力分配问题上的博弈与磨合,具有鲜明的中央集权王朝海疆治理体制特色。

清代阿拉善旗“公主治菜园”考略

清代河套地区的灌溉农业起源于阿拉善旗的磴口。雍正年间阿拉善旗王爷以“公主治菜园”之名开启农业生产,范围局限在定远营周边;乾隆初年“治菜园地”在磴口推行,标志河套地区清代灌溉农业的起源;嘉道年间“公主治菜园”促进河套灌溉农业繁荣;同治年间“公主治菜园”作用衰弱。“公主治菜园”作为河套地区农业开发的最初形式和启动模式,历史作用在于开启清代河套灌溉农业历程,促进清代河套社会变迁,促进河套蒙汉民族融合。

清代木兰围场八旗驻防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木兰围场是清代肄武绥藩的重地,木兰围场初设时由扎萨克蒙古管领,康熙四十五年(1706)始设八旗驻防官兵看护。乾嘉时期,清廷实施严格的封禁政策,形成以驻防八旗官兵为主、地方州县与扎萨克蒙古协同看围制度。道光以降,清帝鲜少北巡,木兰秋狝制度衰落,加之热河八旗生计问题严峻,清廷对木兰围场进行招佃放垦,以济兵食,驻防八旗官兵看护围场的职能因之衰落,但客观上加深了域内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清代旗人孀妇养赡制度研究

清顺治初年,统治者为提倡旗人孀妇守节,借鉴了明代优养军官武职孀妇之制,建立了以发放银米为主要举措的旗人孀妇养赡制度。与明代相比,清代旗人孀妇养赡的范围有所扩大,养赡的方式也更为多样,这些都得益于清廷恩养旗人的根本原则,以及对旗人特有的各种制度资源的调配。该制度改善了旗人孀妇的处境,促使贞节内化为孀妇自身的道德观念,免除了八旗官兵作战的后顾之忧,进而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但旗人孀妇养赡制度也有其局限性,孀妇物质生活的宽裕易引起族人的觊觎导致经济纠纷,领取方式、饷册与裁汰机制方面的漏洞致使冒支冒领钱粮现象频发,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这是八旗生计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的重要原因。

清代蒙古行纪述论

行纪是记录作者出使、考察、游历等亲身实践活动途中所见所感和记述行程事件的文本资料。历史时期曾有多人进入北方草原地区旅居生活并留下纪行文字。唐宋以前的北方行纪多已散佚,元明仍有存留。清代蒙古行纪文体多样、记述丰富、特征鲜明,多方面地反映了清代蒙古地区空间地理、人文历史、社会风貌,拓展了时人对于北部边疆的地理认识与情感体验,强化了对于清代蒙古地区的边疆民族之地的认同,是重要的史学遗产与北疆文献资源,有助于推动北疆文化研究的深入。

清代松花江流域洪涝灾害及政府救助(1736—1911年)

乾隆至宣统时期(1736—1911),清代松花江流域平均每两年半左右就发生一起大的洪涝灾害。地方官员会将受灾地区的水情、灾况和损失上奏给朝廷。根据灾情,官府一般采取借贷、缓征、蠲免、平粜、赏给和调拨等方式加以救助。官府救灾对缓解灾情影响、挽救生命财产、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起到一定作用。财政中的截留和地方仓储不足等因素影响了救灾效果。清末,松花江流域洪涝灾害总体上未造成饥民遍地、饿殍四野的状况,没有出现地方统治危机,这与朝廷相对完备和成熟的救灾制度有关,也与中央并未丧失对地方的控制有关。

清代地震灾害史研究综述

为了深化地震灾害史的研究,为今后地震灾害的防范和应对提供借鉴和启示,通过历史文献分析法缕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清代地震灾害相关研究成果,以展现清代地震灾害史研究现状。研究表明,清代地震史料收集、地震总体研究、地震专题研究、地震灾害应对等研究成果丰富且具有阶段性特征,但也存在史料挖掘运用不足、研究视角与维度狭窄、研究范式单一等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挖掘民间文献,以交叉研究作为创新的突破口,充分发挥地震灾害史研究的社会价值。

清代嘉道咸时期内务府官员的任官网络

作为掌控有清一代经济命脉的重要职位,三织造及部分盐政和榷关监督等,主要由内务府包衣担任。学界以往对清代内务府包衣外任职官的考察大多聚焦于康雍乾时期,主流判断是嘉道以后包衣人与皇帝的关系渐疏,其权势也被削弱。通过系统梳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三织造、长芦盐政、两淮盐政、粤海关监督、淮安关监督和热河正副总管等授官情况,以及这些职位的官员人数、身份、任职年限和前后任官等,可以得出与传统认识不同的结论:嘉道咸三朝内务府包衣外任制度的完善和规范,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务府的权力,但在客观上也为其提供了制度化、常态化的权力保障。较之康雍乾三朝,嘉道咸时期的内务府包衣个人或家族的权力虽有所弱化,但包衣人任职时长更短,流动速度更快,任职人数更多,这意味着进入权力圈层的包衣人员数量的增加,由此形成了诸多规模虽不及前朝,但数量更多、关系更为复杂的网络圈层,这是内务府包衣权力的流动、扩张与代际传递的制度化、常态化的具体体现。

明清牙税的衍变、治理与改革

从非法的牙钱,到合法的牙税、牙帖税,明清牙税经历课程化与扩大化的衍变。牙税收入的分配多种多样,包括解送户部统一划拨,充作军饷和赏军费用,供养藩王、笼络藩部,用于地方州县官吏开销,冲抵其他税费,或者用作办学经费等。从中央到地方,明清政府多次减免牙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商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针对牙税的偷漏与腐败问题,明清政府打击豪强市棍,严禁擅立牙行,处理牙税贪腐要案,完善牙帖管理制度,起到一定的整肃作用。受制于内外困局,清末牙税向现代印花税等方向的改革未克成功,而仿效西方国家借助牙帖、牙税改革刺激工商创新的构想也未能落地。

清中后期内蒙古东部地区二元管理体制的协同与整合--以社会治理为中心的考察

清朝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盟旗制度,又设置了府厅县等内地的行政建制,从而形成了二元管理体制。为解决当地社会治理中的体制冲突交叉问题,在卓索图、昭乌达两盟,清廷派出理藩院理事司员,负责蒙古与民人控诉案件的审理及税收管理,完善了当地的社会管理制度。而在哲里木盟,由东三省驻防将军衙门及盛京刑部负责相关案件的审理,同时设立地局管理蒙旗土地租佃,地局的运行实现了盟、旗、厅县(州府)等各方权力的协同整合。在清末国家近代化转型背景下,地局也在二元体制变革过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河东盐池课归地丁中的私盐问题述论

各省行盐,俱有定界。河东盐池课归地丁之后,无引无课,任民自贩,且取消了缉私机构。由于无引无课,且取消诸多盐务政府机构,河东盐价大降。相对于淮盐等,河东盐有一定的价格差。趋利者看到这一差价,利用河东盐课归地丁的政策便利,把河东盐贩卖至淮盐盐区,不仅如此,蒙古盐也加入这一行列。河东、蒙古私盐的存在,导致淮盐滞销。朝廷执行课归地丁的目的就是增加盐的销售,提高税收,私盐泛滥的结果是朝廷收入受损,贩卖私盐者获利,这与朝廷课归地丁的初衷相悖,这就是课归地丁失败的根本原因。

比较视野下清代关税的近代转型

关税在清代经历了传统体制下的自我转型、外部势力介入后的全新变化等阶段。清代前期,朝廷的常税整体收入不高,在财政体系中的地位不突出。晚清时期,关税的重要性上升,洋税逐步交由洋人管理后,采用西式的管理模式,征收数量大为增加,关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西方财政结构和征收方式与中国差异很大,但两者的发展演变却有相似之处。双方都经历了由直接税为主过渡到以间接税为主的阶段;同时西方由包税制转为国家官员直接征税,和中国长期以来的做法趋同。晚清时期关税的演进,既有内生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影响,两种合力共同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方向和结果,与西方所走过的道路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

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清代水利治理与地域社会的发展--以川西平原为例

清初都江堰渠系恢复以后,水利治理逐渐成为维系地方社会秩序的要务。官方政府在川西平原水利修筑事务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都江堰的治理模式奠定了川西平原“一体化”水利治理体系的基本格局,并形成了多方协作式岁修与官督民办式管理的水利治理特征。这种水利治理模式对川西平原地域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渠系的开发与河道的治理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水利治理上,堰渠事务的分工与合作也不断协调着州县之间的关系;基层民堰管理上,堰长“中介人”的身份强化着官民之间的互动;于民而言,水利治理成为整合移民社会秩序的重要契机。

论徽州“三洪”对乾嘉汉学的守成与开拓

文章在深究徽州“三洪”即洪榜、洪朴、洪梧的生平与学行的基础上,展示其弘扬“戴学”与推动乾嘉汉学发展的历史功绩,对彰显“皖派”学风及其通经致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和启示意义。

乾隆前期的海防论争与海防建设——以闽浙为中心的考察

乾隆前期,清廷就是否裁改闽浙两省大战船,如何解决工部、兵部册载战船尺寸与闽省战船实际尺寸不符等问题展开了系列论争。论争以力主加强海防建设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得到乾隆帝的肯定和支持而暂告结束。喀尔吉善复适时提出了加强外海水师训练和修订完善巡洋会哨制度的建议。在其主持下,东南海防一度颇有起色。但随着相关人事调整,在整肃弊政、杜绝靡费思想的指导下,乾隆帝多次谕令将水师战船改小,水师训练也日渐废弛,以致海防形同虚设。

在省例与习俗之间:清代闽东契约书写格式中的法律意识

省例是清代国家律例的重要补充形式,上承国家法宗旨,下接地方习俗。同治《福建省例》对乡村绝卖、活卖或典当田宅等契约书写均有固定模式,约束契约书写格式。但民间社会书写契约时并未完全遵从省例,保留有明显的习俗痕迹。闽东文书无论是绝卖缴税的红契还是活卖或典当不缴税的白契,多为单契。闽东乡村女性立契的形式,不仅反映了省例与习俗交织互存的关联,也显示出人们在乡村买卖田房时存有国家在场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