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地会出发的哥老会——民国时期哥老会起源的文献解读

民国时期哥老会研究的重要论著大概可以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索隐派,就是从传说和神话故事后面去寻找隐藏的历史;第二种是史料派,也就是从档案乃至其他文献中间去寻找蛛丝马迹。其实两者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洪门早期的这些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完全没有历史资料可以佐证。实际上利用民国时期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从哥老会的革命叙事、民族主义叙事、会党成员的自我形象塑造、哥老会叙事的索引派和史料派等若干方面,可以进一步地理解哥老会的起源问题。这些故事的讲述,证明了在哥老会的故事中,有着大量霍布斯鲍姆概念中的“传统的发明”,但是历史显然成为他们身份认同和维系紧密关系的纽带。就这样,他们讲述的故事有多少依据固然重要,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讲述自己的历史,却更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探索的问题。

“三把半香”与袍哥精神世界的塑造

敬拜“三把半香”是袍哥精神和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三把半香”的文字与口头传播,吸取了中国历史、传说和民间文化中的诸多元素。“三把半香”的信仰仪式、其中的故事人物及其传达的伦理信息,既继承了从墨子到游侠的文化传统,也显示了人们对游侠风骨的精神寄托,构成了袍哥伦理说教的组成部分,是稳固袍哥组织、加强袍哥身份认同以及进行袍哥内部控制的行之有效的工具。这种工具从中国的历史传说中得到了养料,使得他们团结一心。这种共同的信仰,成为这个组织的粘黏合剂,将袍哥的信仰与仪式规范结合了起来。袍哥之开山立堂,行走江湖,敬拜“三把半香”,成为袍哥的精神支柱和共同教条。

从自在到自觉: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发展和形成

“中华民族”是梁启超于1902年首先提出和使用的。到了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首先是“中华”作为国号或国名的确立,其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其影响,再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广泛传播,这三个方面因素促进了中华民族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华民族观念虽然在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有了发展,但并没有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形成。原因一,当时人们使用的主要是“中国民族”而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含义是不同的;原因二,很多人是在“汉族”的含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中华民族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之共同体”的意识开始形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扩大,中华民族观念广泛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标志是1939年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发表。

建军百年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研究的思考

1927年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形成的起点。基于始于南昌起义,历经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赣南闽西苏区开辟、新泉整训,至古田会议的恢宏建军实践形成的建军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大革命失败向土地革命转折时期的丰富发展,属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范畴,近年来得到学界聚焦,研究方兴未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等为指导,全面梳理和深刻总结相关研究得失,进一步深化集中体现党的性质、宗旨、作风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与制度的建军精神研究,反映了军队历史和军旅文化研究的前沿趋势,对于回答建军百年历史研究的时代之问——建军精神来自哪里?建军精神如何形成的?建军精神内涵和特质是什么?建军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建军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有哪些?等,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

清末民初江苏地区家谱特点探析

清末民初,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家谱修撰成为部分家族承继血缘关系和家族文化的重要方式。江苏地区是修纂家谱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对家谱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补充。扬州吴氏、宜兴吕氏和无锡锡山秦氏三个家族的家谱具有完备的体例,重视家规族约的制定,并充实了对家族女子成员的记载内容。这些特点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和区域文化紧密相关,是传统文化和近代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梁启超的文明观

“文明”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梁启超厥功至伟。从清末到五四,梁启超的文明观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变法时期,他以“文明”为社会进步的方向,视法律为文明的基础而呼唤变法。流亡日本时期,他受福泽谕吉文明论的影响,以“文明”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倡言以“新民”促进中国的文明化。他晚年著《欧游心影录》,其思想关切从为国族“富强”而追慕西方现代文明,转向回望中国传统,从孔老墨寻求人的“安身立命”的人生意义。他的思想旨趣,亦从以现代化批判传统,转向以传统批判现代性。晚年梁启超论及“文明”,已不再是以西方为典范的单数文明,而是以平等视点中的复数文明论述中西文明问题,主张中西文明互鉴互补,再造一种新型人类文明。这种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再造新文明的新文明观,表征着五四后一种新启蒙思想的兴起。

近代皖中宗族对家谱的保护研究

中国传统宗族对家谱的保护虽为学界所论及,但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从近代皖中宗族来看,不仅在编修家谱时就订立了系统化的规范,为保护家谱提供权威性的依据;而且对散谱、接谱和藏谱等各环节都有严格要求,以增强领执人的保护责任。为了加强对领执人的监管,宗族通过定期会谱并对违规者实行严厉惩罚,促使他们更好地保护家谱。宗族对家谱实行严格保护形塑了族人的强烈护谱意识,从而在灾难来临时奋力保护,使得很多家谱得以流传下来。传统宗族保护家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从而维系自身的稳定和发展。

晚清西南边疆危机中的地方力量与国家认同——以昆明自开商埠博弈为个案

晚清昆明自开商埠是由云南地方绅商倡导、地方官员主导的应对边疆危机的行动。这一行动开始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但在法国干涉下最终却以云南一方极力维持“不开放”而不了了之。通过对昆明自开商埠中云南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法国三方博弈的具体呈现,探讨了以地方官员、文化精英和商界精英为代表的地方力量在边疆危机中的积极行动。地方极力争取昆明自开商埠的诉求,并非为争取地方利益而是维护国家主权完整。西南边疆地方力量的崛起,表面上看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冲击--反应”的结果,实质上这股力量早已蕴含于边疆社会之中,它源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发展逻辑,根植于边疆社会广大民众的社会心理之中,在晚清边疆危机中通过昆明自开商埠的博弈得以彰显。这一集体行动背后,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统一性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历史发展结果,早已在西南边疆地区形成了具有地方政治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的国家认同意识和国家主权意识。

计量关联性与市场关联性——近代四川米谷市场量制研究

近代四川米谷市场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区域性市场,省内五大米谷流通区域内除了大量基层市场和规模较小的地区性集散点外,还有20余个较大规模的市场,分为消费市场、集散市场、集散兼消费市场三类。近代四川米谷市场所用米斗纷繁复杂,单位量值参差。各类米谷市场计量关联性表现不一:广泛分布于各产米区、主要吸纳周边较小范围内米谷的基层市场包括中心镇集、规模较小的地区性集散点与其上位市场的计量关联性显著;消费市场、集散市场和集散兼消费市场与其上位市场间的计量关联性表现复杂,或强或弱,或有或无。计量关联性的强弱程度受市场关联性影响。当市场关联性增强时,上位市场往往会逐步采用与中心市场单位量值相同或比之更大的计量器具。

近代变局与庆宽的仕宦人生

庆宽是晚清民初的“奇人”,以民籍混入内务府旗籍,借助绘画的特长和办皇差的机会,在晚清拥堵的官场上,逐级升迁至候选内务府三院卿,积累了大量财富,也引发了官场侧目,遭到光绪帝下旨抄家的惩罚。戊戌之后,庆宽利用往日的关系网成为访日特使,又因为辛丑议约的劳绩,获得保举,恢复了原有旗籍和职衔。晚清最后十年,庆宽在仕途上做最后一搏,但最终止步于四品道台,遂决心离开官场。在民初的十年,庆宽以平民视角观察政局,时而以旗人身份筹划旗人生计,时而作为普通市民关注城市自治,逐渐淡出了时代舞台。

筑堤成垸:近代洞庭湖区的围垦、聚落与环境——以南洲地区为中心

在洞庭湖区,堤垸不仅是洞庭湖区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基础设施,还是当地乡民赖以栖息的生活空间,由此构成了洞庭湖区最主要的聚落景观。咸丰二年(1852)藕池决口后,荆江分流南泄洞庭湖,泥沙经年沉积,至同治年间(1862—1874)湖西北隅已淤出诸多洲渚,且不断绵延连片,纵横百里,形成“南洲”。由于豪绅贫民纷纷强占围垦,讼狱纷繁,光绪初年,湘抚会同藩、臬两司查勘淤洲,划为官地官荒,并颁行《南洲善后章程》,正式推行官洲民佃政策,即由官府招佃,民众承佃纳租,颁给“藩照”。随后,大量移民迁入垦佃,兴筑堤垸,湖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光绪二十年(1894),南洲直隶厅正式设立,将华容、安乡、武陵、龙阳等县交界之地划归辖境。经原住民、客民多年垦殖经营,至民国前期,南洲各处淤涂荒滩陆续筑堤成垸,变为田畴沃野,庐墟日渐兴旺,人丁繁滋,乡村聚落基本成型。从聚落形成过程及其分布格局来看,南洲主要有聚居聚落、杂居聚落、散居聚落三种形态。聚居聚落出现较早,但并不多见,而更常见的散居聚落、杂居聚落,或零散分布于垸田中的台地,或沿堤岸线延展成条带状。南洲聚落形态的形成是洞庭湖区长期垸田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结果,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洞庭湖的生态环境及其治理。

民国时期自行车与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研究(1927—1936)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西方消费品纷纷进入中国。西方先进的新式交通工具传入中国后,不仅改变了旧式交通工具的主导地位,也带来了传统社会观念与消费风尚的悄然变化。随着城市道路与交通设施的逐渐完善,自行车作为城市交通工具开始流行,不仅使人们的出行更加快捷、舒适、方便,而且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文化效应。那些有能力消费的社会阶层,把自行车当作日常生活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自行车也被有限地投入公用,成为邮差等部门的交通工具,提高了工作效率。自行车的进口,也促使自行车民族工业的发展,尽管产品仿制的过程在外来自行车的冲击下依然艰难。西方器物的进口,产生的文化冲击效应是非常直接的,不仅仅是外在改变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促进新行业的兴起,而且带来深层次的变化。这种消费品的供给,满足了经济发达城市市民的生活需求,提高了生活质量,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影响。自行车可以视为一种物质文化符号,在传播过程中,自行车从奢侈品到逐渐融入日常百姓的社会生活之中,最后成了中国人特别喜爱的交通工具,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演变的缩影。

论社会流动对慈善近代化的驱动作用

近代慈善的产生与近代社会变革带来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深刻变化密切相关,社会流动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慈善因社会流动格局的变化丧失了生长土壤继而衰熄或转型,近代慈善也因社会流动加剧及多样化逐渐发展成型。社会流动是生产关系改变的产物,其对慈善近代化的驱动只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的一种具象化体现。随着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慈善事业不再只是一种救济形式,也不再局限于个人或团体的行为,更多地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

刘锦棠与金顺关系考述——晚清新疆官员关系个案探析

抚、军关系一直是晚清新疆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首任巡抚刘锦棠与伊犁将军金顺的关系演变多有其特殊性。刘锦棠与金顺相识于金积堡战役,此后在稳定新疆北部局势中有着多次密切合作。两人的分歧起源于乌垣城敌粮分配不均,且未能化解,经过大河沿防务与伊犁善后分歧之争,两者关系破裂。新疆建省后,刘锦棠向清廷揭露金顺在伊犁营勇哗变及大西沟匪患问题上的谎报、瞒报行为,致使金顺被迫离任。两者关系的逐步变化受多重因素影响,新疆政治局势的变化是导致刘锦棠与金顺关系逐步恶化的关键,清廷在处理双方分歧时的不当措施、西北官场局势及人物性格影响了两者关系走向。

中央与地方关系视域下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民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在国家转型、边疆危机迭起的背景下,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并呈现出中央与地方关系视域下新的历史面相,具体表现为逐渐觉醒的中华民族意识成为新疆各民族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强大精神力量,并形成了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心理认同。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了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向,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客观上提升了民众的归属感,促进了转型期新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清末筹议放垦蒙地及在察哈尔地区的放垦实践

庚子之役后,为了应对统治危机,清廷接受岑春煊的建议解除蒙禁,并派贻谷推行垦务。察哈尔地区属内属蒙古,清廷对该地区的王公牧厂、私垦地进行大规模的放垦和清理,取得显著效果。在近代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末的垦务活动促进了中国内地与蒙疆地区的一体化,推动中华民族形成嵌入式互动的发展格局,增强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使得维护国家统一的内在力量愈发深厚持久。

“为政于家”:近代皖中宗族的族长制研究

宗族推选德才兼备者实行统管的族长制肇始于宋元,在明清政府的积极支持下获得了很大发展。民国以后,虽然政府的政策转变为默许,但是皖中宗族继续大力推行,族长制获得了普遍发展。近代皖中的族长权源自家长权。宗族不仅通过签订议约和制定族规确保族长权,而且分别建立以族长和房长为核心的层级管理组织保障其得到贯彻,从而实现了族长对宗族的全面有力管理。可以说,传统宗族在近代总体上保持着稳定发展态势,族长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族长的“恶名”多是因宗族要求其严格执行族规的结果。

论民国时期制革业的发展及其特征——以湖南为中心的考察

虽然湖南乃至全国的制革起源较早,但近代中国新式制革的铬鞣法则始于1898年的天津,而湖南则迟至民国初年。其中,在20世纪初实业救国和国货运动的推动下,湖南制革业得以初步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即使在政局动荡的影响下,部分制革厂暂时停产或倒闭,但总体上湖南制革业不仅出现了股份制经营管理,而且还呈现出机器与手工作坊并存的发展趋势。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南京、上海等制革业重要的城市沦陷后,随着人口和工厂的内迁,在战时经济建设的推动下,湖南制革业与其他纺织业一样呈现出畸形繁荣发展。同时,从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制革业发展历程来看,湖南制革业在阶段性发展中均存在着原料不足、技术较差、原料依赖性较强等诸多特征。

法国探险家保宁1899—1900年中国西北探查活动考述

保宁是法国首位发现敦煌莫高窟和汉代长城烽燧的法国探险家,他于1899—1900年从北京出发,经内蒙古、山西、宁夏到达甘肃,后从敦煌出发,沿阿尔金山进入新疆罗布泊。本文利用法国学术期刊刊登的保宁探险相关报道及保宁的考察报告,梳理保宁途经的城市、抵离时间、所获文物,探析保宁在甘肃、新疆的活动细节。

破坏与建设:论张謇盐业改革之道

盐乃国之重器,关系着国计民生。张謇关注盐业改革三十余年,始终遵循“破坏与建设”并行的改革之道:破坏两淮盐业生产之“散”,主张建厂聚煎,统一管理;破坏专商引岸制度,主张就场征税,自由贸易;破坏产盐区划,主张因地制宜,盐垦兼营。围场聚制、就场征税、垦进盐退,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张謇对盐业改革的深远考量。仔细审视张謇的盐业改革方案和实践,他的改革从未单纯停留在“破坏”旧有体系,相反,他对于“建设”成效怀有强烈的热情和期待,旨在通过改革实现更加高效和公平的盐业生产和管理体系,从而解决国计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