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安徽省立“二农”在芜湖学生运动中的作用

1919年5月5日凌晨,北京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至芜湖,芜湖学界积极响应。在高语罕等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芜湖师生发起了一系列爱国运动。安徽省立“二农”表现突出,其以有利的地理条件成为游行请愿的集结地,作为核心力量发起成立芜湖学生联合会,对五四时期芜湖学生运动的深入持续推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日后安徽民主革命的兴起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两个结合”视域下五四时期阶级斗争思想传播力建构研究

阶级斗争思想是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借以确立无产阶级革命信仰并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经典理论之一。陈独秀等五四精英将阶级斗争思想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武器进行传播时,并非机械而教条地照本宣科,而是结合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事业中举足轻重、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及大同思想等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实际,对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顺应性调适。同中国具体阶级状况的实际和大同思想的结合,有力助推了阶级斗争思想在中国空前成功的传播。五四时期阶级斗争思想传播力建构中的两个结合,对当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国际传播力建构颇具现实启示意义。

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公共交往

五四时期,李大钊以学校、社团、报刊媒体等公共空间为平台,开展公共交往活动。他积极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自身言行,拓展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空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凭借公共交往活动,李大钊引导大批有志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从“五四”到“五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近代群众运动的发展

近代以来,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五四运动主要是群众自生自发的政治参与,缺乏共同的目标和有效的组织。五四运动至五卅运动期间,群众运动日益成为各方政治力量瞩目的焦点,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为群众运动提供了理论引领和有效的组织支持,使群众运动逐渐发生深刻变化。五卅运动展现了近代群众运动的另一个高峰,也是群众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共产党在运动期间的领导与组织支持,使五卅运动与此前的群众运动判然有别。

杜威访华与五四时期的地方教育界

杜威访华是五四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和意义的文化事件。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地方教育界,在促成杜威访华和安排其在国内的行程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对杜威的译介侧重于其实验主义哲学,希望借助杜威在北大的课程与演讲,提升北大的学术水准;而作为教育家的杜威,却主要在地方教育界觅得知音。这一分途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具症候意义。透过杜威的眼光以及杜威访华所关联的诸多人事,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地方教育界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中共在1922年汉阳铁厂罢工中的斗争策略与经验启示

汉阳铁厂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在武汉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关注对象。早在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在汉阳铁厂开展调查研究,宣传引导工人觉醒并主动参与罢工斗争。1922年,汉阳铁厂工人在中共领导下罢工,此次罢工充分展现了中共灵活的斗争策略。中共抓住汉阳铁厂的生产命脉,动员关键部门工人罢工;及时处理工贼问题,团结动员工友;根据当局的“保护劳工”政策,宣传罢工斗争的合法性;借助工会组织,获得支持援助。这些举措呈现出汉阳铁厂罢工的动态过程。汉阳铁厂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的有益尝试,为后续工运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策略借鉴和经验启示。

五四时期对个人主体性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五四时期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时期,见证了国民“个人”的崛起和现代主体意识的觉醒。在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弘扬个性、反思个人价值、探求个人权利。然而,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立场和态度的制约,使得现代化的理论构建并未完全实现,对个人主体性的探索最终以国民投入爱国潮流的形式匆匆结束。自此以后,“个人主义”的议题逐渐被“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所取代。尽管如此,五四运动及其现代性所体现的那种“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其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李大钊1923年武汉讲学史实考述——附李大钊演讲记录

朱希祖、李大钊1923年到武汉讲学的时间,《朱希祖等北大教授1923年到武汉讲学时间辨正》确定为1923年2月初,而不是11月;但对“绕道上海”拜谒孙中山是发生在去武汉时还是离开武汉后则没有涉及。本文从《钱玄同日记》及李大钊回忆中找到证据,确定该事发生在离开武汉后。李大钊在武汉演讲的“进步的历史观”没有收入《李大钊全集》,笔者在1923年印、已成孤本的《湖北寒假讲演会讲演集》中找到它,经整理和校对,予以刊布。

中国共产党早期纪念马克思活动研究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的纪念始于中共建党前后,并作为中共的政治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中共在建党前后开始借助马克思的生辰、忌日开展马克思纪念活动,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介绍马克思生平,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意义,为更多知识分子及民众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本资料,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萧劲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游艺工作考

萧劲光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家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萧劲光1924年从苏联留学回国后,10月初奉派到安源工作,1925年7月下旬离开安源奔赴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安源是萧劲光革命生涯的首站,在安源,萧劲光一直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游艺执行委员兼游艺委员会委员长,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负责领导游艺部门,工作卓有成效,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上)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之时,适逢新文化运动初兴,学会成员的理念与新文化运动高度吻合,于是很快转为专做文化运动的团体,利用其组织能量,使得新文化运动在各地迅速发展。其文化事业促使思想启蒙由青年学生向着城乡劳动平民推广普及,其社会事业则推动人与社会的改造。少年中国学会构成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转向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属性逐渐清晰。但在新文化运动亟于从社会运动演进为政治革命的关键时刻,学会内部的主义之争以及王光祈等人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截然对立的观念,导致无形解体,未能实现组织的整体转向,完成历史全程。经过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优秀青年,则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下)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之时,适逢新文化运动初兴,学会成员的理念与新文化运动高度吻合,于是很快转为专做文化运动的团体,利用其组织能量,使得新文化运动在各地迅速发展。其文化事业促使思想启蒙由青年学生向着城乡劳动平民推广普及,其社会事业则推动人与社会的改造。少年中国学会构成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转向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属性逐渐清晰。但在新文化运动亟于从社会运动演进为政治革命的关键时刻,学会内部的主义之争以及王光祈等人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截然对立的观念,导致无形解体,未能实现组织的整体转向,完成历史全程。经过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优秀青年,则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承认苏俄:“中国问题”视域下的中俄交涉(1922—1924)

1922—1924年间中俄恢复国交以及由此引发的承认苏俄运动,是在1920年代中国社会讨论“中国问题”的语境中发生的,历经越飞、加拉罕与王正廷、顾维钧的交涉谈判。中俄交涉之曲折反复,折射出在世界变局与中国变局的双重叠加下,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在苏俄与西方之间,中国社会对苏俄认知态度的复杂多样,反映了围绕讨论“中国问题”时发生的改造中国主张的思想分歧与政治博弈,构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浓郁鲜亮的政治底色,在即将兴起的国民革命中,迅速演化成为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

关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几个问题的历史考察

关于李大钊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的作用以及他与吴佩孚、白坚武的关系、参与罢工的张国焘等人的作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人数等问题,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还存在薄弱环节甚至盲点。经考察可知,李大钊是早期京汉铁路工人力量的重要培育者和发动者,他利用好友白坚武为吴佩孚高级幕僚的条件,与吴佩孚三次会晤,为京汉铁路工人以及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李大钊对吴佩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但未预料到大罢工的突然爆发以及吴佩孚的迅速变脸。大罢工爆发时,李大钊正在武汉;“二七”惨案后,他被迫到上海避难。李大钊强烈谴责吴佩孚的暴行,并因此与好友白坚武断交。张国焘等中共党员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成立大会,组织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并分别到汉口、长辛店指挥罢工斗争。

党的重要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百年记忆

党的会议是功能独特的历史记忆之场,党的诞生是最具象征意义的党史内容构成。建党百年来,基于“政治诉求—记忆建构”的发生逻辑,中国共产党重视借助党的重要会议来记忆党的创建历史。借此记忆实践,既建构出党的创建史事记忆、价值记忆和精神记忆,也彰显出为历史赋值、为现实赋权和为未来赋能的多维价值可能。为了在新时代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党务必坚持以权威的渠道、科学的方式和系统的内容建设好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工程,据以在自觉传承党的历史记忆中践行好党的初心与使命。

五四时代之“风火轮”:高语罕的《白话书信》与新文化传播

高语罕编写的《白话书信》,内容新颖、风格独特,是其在五四时期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作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力作,该书先后发行10万多册,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该书关切劳苦大众,向往民主政治,期待社会革命,主张男女共学、婚恋自由,提倡为增进人类幸福而奋斗,在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推动了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安徽乃至全国的传播,为众多青年学子指引了人生的方向。

中共成立前后《广东群报》与广州地方政治生态

中共成立前后的《广东群报》与广州地方社会互动,呈现出地方党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下的多重面相。创刊初期,《广东群报》与陈独秀、陈炯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等形成了复杂的人际网络关系。陈独秀赴粤后,《广东群报》与广东工人运动、广州无政府主义、《广州晨报》的互动关系,对于形塑广州地方政治生态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炯明兵变后,《广东群报》被迫卷入中共中央、陈炯明派和孙中山派三方政治力量博弈中,因其在陈炯明问题上政治立场不明确,加之陈炯明的政治压迫,被迫停刊。通过对《广东群报》的研究,不仅可以呈现出中共成立前后地方政治社会的复杂格局,还展现了报刊对于地方政治生态的形塑与建构。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从五四运动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范围传播成为现实,在传播主体上表现为由早期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在传播路径上呈现出以日本、欧洲、俄国、美国为主的多元化传播态势,在传播效果上彰显出由自发零散到自觉系统的转变。其时,受限于历史认知局限、“两次论战”和封建军阀的打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在战胜传播困境中鲜明地显现出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强大生命力。

上海银行公会与上海造币厂的筹建(1919-1929)

1919年,上海银行公会出于调剂金融、推动废两改元、维护国权的目的,倡议筹建上海造币厂。建设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不仅深度参与了造币厂的设计规划、选址等事宜,还促成了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的成立与借款目标的最终达成,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币厂的建设进程,开晚清以来先例,也生动反映了民国初期上海民族工商业势力的崛起。然由于对建设预算估计不足,以及北京政府与银团续借款接洽的失败,币厂建设很快陷入停滞。该问题的解决,除了得益于上海银行公会对款项的追索外,也可视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在与上海银钱业深度绑定后的投桃之举。上海造币厂的建立与改制,为其后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索薪封印:北洋政府时期职官的讨薪策略及其困境

北洋政府时期,延续晚清以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加上军阀混战,军费支出大幅增加,导致职官薪俸无法及时、足额发放。职官为维持机构运作及自身生计,不得不采取封印、组织联合索薪会等形式,向总统府、国务院、财政部及实权派索薪。由于北洋政府政权更迭频繁,职官的索薪对象常常发生改变,加剧了索薪的难度。北洋政府职官的索薪封印,既反映北洋政府财政困难,也是北洋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