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研究述评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研究大致呈现为三个阶段:1981年至1996年,史料汇编大量出现,探索性研究形式表现为对基础文献资料的整理;1997年至2015年,史料进一步完善,学术研究开始起步;2016年至今,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入,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研究内容涉及冀鲁豫边区的党、政、军建设等各方面的历史,研究的广度、深度、高度不断增强,学界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展望未来,要深入挖掘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史料,强化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性,深化研究的时代价值,推进多种研究方法与学科视角的综合研究。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举措与经验——以晋冀鲁豫边区(1946-1948)为中心的考察

为了稳定后方,支援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晋冀鲁豫边区不断进行革命和建设,特别注重提高乡村文化水平。这些乡村文化建设的举措充分反映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文本中。当时乡村建设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为指导,在改造旧艺人的同时,加强各种新旧文艺活动的展演;通过全民写稿的方式调动百姓投身办报事业,并利用文化棚、骡马大会等空间进行基层文化建设和信息传播;将卫生防疫与体育锻炼相结合,提高人们身体素质。总之,这些文化建设是党组织人民、发动人民、依靠人民的写照,并从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组织群众、参与式发展、文艺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等。这些经验可以为当代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借鉴。

预防为先: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工作探究

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是战时疾疫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疗卫生工作的前置和有益补充,对疾病预防、控制以及日常生活环境改善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一作用在当时战斗频繁、缺医少药、医疗卫生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中,沂蒙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预防为先的原则,积极开展医疗卫生宣传工作,维护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进而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冬学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山西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实施与当时革命战情、农村实情相结合的冬学运动,并以文化教育为主要实施媒介,以群众斗争的普遍发动为核心策略,全面开展对山西乡村民众的文化识字、政治思想、科学卫生及文化娱乐等教育工作,促进了山西乡村社会的深刻变迁与现代化转型。冬学运动对乡村社会变迁的推动效应,主要体现为培养新型农民、重建乡村社会政治秩序、树立新的劳动观念和进步生产方式、确立全新社会风气、创设进步文化生活等五个方面,再现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如何以冬学运动为抓手,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变迁与发展的历史图景。

闽浙赣苏区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与鲜明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蕴含着丰富红色资源与厚重文化内涵的先进文化形态。

题同释异:抗战时期中共生产运动再研究——以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根据地为中心

抗战时期的生产运动是中共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从华北抗日根据地来看,它提出于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实施中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反应,甚至存在着诸如漠视生产与不敢发展生产等心理。为了使各界人士的认识与自身愿望趋于一致,中共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思想上的导引和动员,并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经过多措并举,中共抗日根据地各阶层人士的生产情绪普遍提高,生产运动组成队伍不断扩大,并取得了重大成绩,但生产运动中的不足也仍然存在。亦即,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绩效与不足共存。

冀南解放区农村社会教育研究——以《冀南日报》为中心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冀南解放区进行的农村社会教育活动,以《冀南日报》为教育宣传媒介,通过冬学、民校、识字班、广播台与黑板报等组织形式开展教育工作,旨在对民众的政治觉悟、生产技能与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其作用。冀南农村的社会教育实践,不仅提高了民众的思想文化水平,而且开创了新的社会风气,推动了解放区各项事业的进程。因此,以冀南农村社会教育为研究个案,可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基层乡村文化教育方面的理论优势,并为当代农村教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

中国革命与中国调查:以太行根据地调查文本和实践为考察中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东渡黄河开辟华北根据地,太行是其中重要的一块。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广大农村的地域传统,中共结合形势发展及政权建设的需要,开展了规模化的调查研究。通过对支部发展状况和群众动员的调查,中共有针对性地作出适时调整,极大地推进了支部的建立巩固,也形塑了良好的党群关系。正是经过战争年代的斗争洗礼,调查研究不仅成为中共普遍性的工作方法,而且因其始终贯穿于根据地的党政建设和社会改造,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独特政党色彩的原则理念及社会治理范式。

从“目视的文学”到“耳听的文学”——解放区的方言写作与文体形式的创制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作家在改造自我的思想浪潮中更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民间,作家的思想情感逐渐融入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实践,文学创作在不断汲取民间文艺资源中得到本土化与民族化的铸造,诗歌上产生了注重日常口语并诉诸听觉形式的墙头诗及“快板诗”运动,民间说唱艺术也大量渗透到小说文体中,赵树理开创的板话小说体式成为许多小说追摹的对象,新歌剧及新秧歌剧及融说、唱、舞为一体,这些文类在形式上表现出与传统的民间说唱文学更多的历史联系,通过对民间艺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成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新形式。方言写作与民间形式的关联进一步凸显了文学对口语和声音的重视,彰显出民族文学之根依然在民间具有强大生命力。

“刚性”与“弹性”:村庄账簿所见太行根据地农村统一累进税的计算

太行山文书藏有三册偏城县西安居村赋税征收组织编制的1945年秋季全村统一累进税分户计算账簿,对其开展整理研究,可将统一累进税的研究推进到农村基层的具体操作层面。通过剖析这三册账簿可知,西安居村赋税征收组织在计算统一累进税时,较为严格地执行了相关法规。虽然常常出现技术性误算,但是这些误算对大多数农户的负担分数影响都不大,还不足以改变统一累进税负担面的基本分布。在计算过程中,村庄赋税征收组织利用扣除“歇扇地”产量的做法,将贫农阶层的一小部分负担主要转嫁给中农阶层,在村庄内部实现了对各阶层负担的自我调适;在对土地单产使用七成年景下常年应产量的前提下,村庄赋税征收组织以两种不同的办法,将受灾户的相应负担转嫁到未受灾户身上,在村庄内部实现了对受灾土地负担减免的自我调适。西安居村赋税征收组织对统一累进税的计算过程显示,太行根据地农村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在应对上级交办的任务时,采用了“刚性”与“弹性”相结合,以“刚性”为主、“弹性”为辅的治理原则。

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的新创获--《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政策研究》评介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辟的19个抗日根据地中唯一以一省为建制的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基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巩固与发展,以及山东能够在抗战中取得胜利,与其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因此,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政策的研究就具有重要价值。苑朋欣教授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一书,就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政策进行的全新探讨。总的来说,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戏剧与动员:闽西苏区红色戏剧的革命化实践

闽西苏区红色戏剧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宣传教育的重要手段,其不仅仅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艺术武器,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戏剧以其特殊的方式反映现实,通过化装表演、活报剧、话剧、歌舞剧和戏曲等多种形式支持社会革命,兼具娱乐大众与教育教化的功能,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实现娱乐化向革命化的转变,进一步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动员的重要工具。

太行抗日根据地农业劳动互助组织机制研究

为了充分利用根据地的剩余劳动力,提高根据地农业生产水平,毛泽东在1943年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太行抗日根据地党委与政府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建立起党委领导下的政府与群团组织协同负责的领导体系,在原有的劳动互助习惯上创新互助形式,以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平等原则赋予劳动互助组织新的内涵,形成了以劳动模范为中心的新式劳动互助组织,通过群众讨论民主制定组织制度,巩固了劳动互助组织,在实践探索与总结中创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机制。

豫北太行山区八路军抗战医院旧址调查

抗日战争时期,各级各类部队医院为治疗伤病将士和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豫北太行山区是八路军太行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平甸、大王庙、渔村、孙石窑四所抗战医院遗存的资料与实物显示了该地区抗战医院的基本状况:豫北太行山区抗战医院通常位于主要道路及河流附近;驻地房屋较为简陋,均为临时占用已有建筑,特别是村中原有的公共建筑;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医疗技术人员缺乏,药品与消毒用品奇缺。但抗战医院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为伤病将士及当地群众提供治疗,军民互助,形成了浓浓鱼水之情。

江西苏区红色报刊美术作品创作研究

红色革命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绘画题材,历来受到重视。江西苏区红色美术作品,以江西红色革命的历史事件、人物和遗址文化作为创作主题,以历史为背景,生动展现党和人民艰苦奋斗的历程,对当代江西红色文化的历史、艺术、教育具有价值和意义。

1949年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集中整训之研究

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是中共中央为夺取全国胜利而制定的重大战略决策,华北解放区的干部南下工作则构成全国“南下”战略中的关键性环节。在南下干部的动员、抽调等工作完成之后,华北解放区下辖各区的南下干部分别在石家庄、武安、菏泽、威县、开平和正定等地开展了为期一个月左右的集中整训。此次集中整训目标明确,兼顾思想性与实用性,为南下干部适应从北方到南方、从老区到新区、从乡村到城市的工作实践转移奠定了基础。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集中整训过程中的组织整编、学习教育和军事训练,亦暗含着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常规与运动相融合的干部生成与养成机制。

山东解放区的基层民站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基层民站干部在支前工作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呈现多样的心态与行为方式,解放区采取多种措施对该问题加以应对。山东解放区民站是以保障支前民工食宿为主要工作的临时支前机构,受工作中物质条件、安全环境、地缘等因素制约,干部存在临时观念,表现出回避、困惑及应付的心态与实践。地方政府及支前委员会从思想教育、路线引导和实际支持等方面促进解决相关困难,调整干部心态,以加强民站工作。基层民站干部在不同利益诉求下形成差异心态,各方在解决该问题过程中的动态互动体现了支前活动及中共革命的复杂性。

复归与改造: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中的轮学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方针经历了从走向“正规化”到“去正规化”的转变。正是在以“去正规化”为主旨的边区新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一度消失的轮学因其适应农村分散环境的优点重新得到重视。但“旧式轮学”有着显著缺点,中国共产党遂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将其改造为“新式轮学”。这种“新式轮学”依靠群众集体力量办学,不误群众生产,且学生来源多样化。由于适应农村分散环境,又与群众实际需要密切结合,“新式轮学”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拥护,并有力推动了边区小学教育的普及与提高。

延安时期毛泽东唯物史观的历史生成、理论意蕴和当代价值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毛泽东赋予了“唯物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形成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历史观体系。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早期实践探索中找寻延安时期唯物史观发展的历史密码,不断为唯物史观注入新的血液。毛泽东唯物史观在实践中检验、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延安时期毛泽东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联系,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观、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毛泽东唯物史观不仅推动了延安时期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也为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以及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

《民法典》转介条款适用问题研究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是强制性规范干预私法自治的转介条款,也是公法转介进入私法的通道。转介条款是转介公法的概括性条款,在引致规范的基本功能之上具有使法官进行自由裁量的概括功能,与引致条款、任意条款具有根本上的区别。转介条款转介规范的具体类型为对法律行为内容进行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转介条款是民法典的立法者通过立法技术以水平的方法解决公私法接轨争议问题的途径之一,其在民法典中的设立具有必要性。转介条款的具体适用方法包括三个步骤:首先,判断是否存在强制性规范;其次,判断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强制性规范;最后,判断违反强制性规范是否必然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