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强化:高句丽始祖祭祀的政治寓意

古代东亚世界的始祖祭祀有着宣示权力合法性的特殊政治意义。高句丽作为汉唐时期东北地方政权,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始祖祭祀在高句丽政治生活中亦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作为高句丽王室活动的始祖祭祀散见于《三国史记》等文献记录之中,在文本层面上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与散发性。高句丽始祖祭祀活动的进行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是王权制衡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的一种手段,对当时高句丽内部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新时代满文古籍出版现状及未来发展路径

满文古籍作为蕴藏丰富、价值独特的文化遗产,历来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在新时代背景下,结合满文古籍出版业的发展现状,研究发现当前存在多个阻碍发展的困境,包括满文古籍受众范围有限、市场竞争力不足、出版销量低迷以及专业人才缺失等问题。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进一步从六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包括强化满文古籍出版业的品牌发展意识,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创新销售新渠道,优化并整合出版资源,推进数字化进程以及加强专业人才培养。这些策略旨在为未来满文古籍出版业的发展制定明智的决策,优化其发展路径,从而更好地发挥满文古籍的独特价值。

西南茶马古道视域下的藏彝走廊民族关系探析

历史上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经历了川滇藏三区域各自的整合,形成了“川滇藏框架”,随后又进一步打破这一框架,走向更深度的融合。处于框架中心的藏彝走廊地区,民族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先由部落时期相对平和的状态过渡到川滇藏框架时期相对紧张的状态,再走向缓和、团结、交融。在川滇藏框架瓦解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西南茶马古道川藏线、滇藏线上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扮演着重要角色,宋代民族战争的消弭、明清时期民族互动的加深均与此有关,体现出古道对藏彝走廊地区民族关系的深刻影响。

从北魏胡人墓志录文的华夏祖源叙述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北魏时期,大量胡人通过“假借”华夏祖源的墓志书写方式,将家族历史融入华夏民族范畴,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汉化鲜明的祖源叙述文本。通过分析这类文本,可知北魏胡人普遍秉持华夷共祖观念,主动认同华夏祖源和华夏文化。这是秦汉魏晋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古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体现。同时,胡人对华夏祖源的认同有一个由浅入深、逐步发展、漫长复杂的过程。华夷共祖观念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隋唐时期“大一统”繁荣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心理基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历史文化根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统一性,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具有突出的典范意义。

高句丽遗民归化日本缘由考

在高句丽灭亡之后,其遗民大量迁徙至周边地区,其中就包括了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岛。以往学界一直认为日本列岛是高句丽人集团化移民中人数最少的地区,这是因为没有将后来经由新罗转道日本的移民数量计算在内。在日本历史上曾出现大量高句丽裔官僚和豪族,这与新罗社会在“金马渚叛乱”后再未出现一位高句丽官僚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正是因为新罗境内的高句丽遗民大部分都渡去了日本,最终留在新罗境内的高句丽人是非常有限的。

夫余:汉代东北地域文明之光--张芳著《两汉夫余考》评议

夫余是汉代生息在以松嫩平原为中心的辽阔地域内的一个重要的古族与政权。由张芳所著的《两汉夫余考》是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结合出土的文物资料,着重对汉代夫余的历史进行了详细阐述和考证的著作,包括夫余的历史、地理、族系、文化和对外联系等。这一研究成果为中国东北古代历史知识探究方式构建起一个崭新的理论框架,将为理解汉代中国东北的历史地理、族群关系和东亚政治提供深入的解读和有意义的借鉴,更为中华民族的古代东北发展史展开一幅崭新的画卷,深入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理论。

高句丽语“山”词族源流考释

高句丽最典型的特征便是“大山深谷”,其地名中保留了7个词汇,既包括大山,又包括小山;既包括低洼的山谷,又包括山上的岩石;这些与山有关的词汇共同构成了“山”词族。通过将这些语词的发音与周边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韩语族、日本语中的各语言进行一一对比,以判断高句丽语“山”词族的源流,进而为高句丽语的源流判断打下坚实的基础。

集安博物馆藏张明善拓好太王碑墨本

张明善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碑碣捶拓专家,1963—1964年应中朝联合考古队的邀请,专程到集安捶拓好太王碑。集安博物馆周云台先生协助共拓得四套。留存博物馆的拓本用大张毛头纸拓成,经装裱四面,捶拓质量上乘,基本保存了好太王碑文字的原貌,上墨均匀、字迹清朗、浓淡有致,无人工修饰痕迹。通过此拓本与碑文对照,可以识别出多处不甚明确的文字,对于研究好太王碑所涉及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铁弗部“代来城”地望考订——兼论木根山地理方位

铁弗部刘卫辰的都城代来城,其地理位置在五原金津南,距金津骑兵行军需四日程,约在400里左右。其在白盐池即今鄂托克前旗境内的北大池东北方位,距该地轻骑兵行军需二日程,约在300里左右。则代来城指向了今榆林地区,榆林市境内的巴拉素乡白城台村古城就是代来城遗址。木根山在代来城及统万城的西面,距离代来城轻骑兵行军需要二日程,其在白盐池及黑盐池的东面,黑盐池就是今陕西省定边县境内的苟池。则木根山就是距今宁夏盐池县东北方向一百里左右,明代所称的方山。

贵州汉族移民史研究述评

学术界关于贵州移民史之阶段划分颇有争论,四阶段说、五阶段说、六次迁移说是主流。关于汉族移民入黔之原因、类型与特点分析,普遍认为与中央王朝经营贵州之政策走向有关,一些学者详细分析了历代入黔汉族移民类型、方式及特点,进而关注汉族移民入黔人口数量、分布等问题。入黔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交往与文化互渗、汉族少数民族化、认同贵州文化等,是学者比较关注的话题。由此,一些学者分析汉族移民给贵州带来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诸多积极影响,以及因此触发的一些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调适问题。

孟继埙《石阡物产记》初探

《石阡物产记》是清末贵州石阡知府孟继埙撰写的一部物产志。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分8类记载石阡的374种物产;第二部分,记录21条药方等医药笔记。全书虽篇幅短小,字数不多,但有南北对比,彰显石阡地域文化,重视物产的经济、药用、日常利用价值等记载特点,其史料来源有三:采访与调查,方志,常见的文学与医药典籍。《石阡物产记》作为明清时期贵州独有的专志,质量上乘,传播石阡文化,在贵州文献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辽代香炉文化元素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

焚香习俗是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社会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辽代焚香在中国焚香史上地位举足轻重,辽国人们日常生活、宗教场域、祭祀礼仪等都会焚香,焚香所用器具融合了唐、宋等中原王朝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元素生动展现了这一时期民族间地区间的交往交流互动融合的图景,以及进而形成的多元共生的政治格局。通过对辽境有据可考的香炉进行功用的解析、交流融合元素的深度阐释,以期透过“香炉”还原当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及共生互嵌的民族关系镜像。

突厥表征的胡汉族群之关联

主持人语(李鸿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的是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及其相应的理念,属于认识论层面的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由具体的、不同的民族所构成,这些民族之所以能走到一起,促成的因素固然有很多,但这一切都以思想和理念为前提。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就是这种理念的进一步强化。为什么要如此?就是要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好家园。强化这种意识的基础就是中华民族千百年积贮的演变之历程。对这一历程的某些具体相貌的揭橥和因果关系的讨论,是本栏目的要旨。《突厥表征的胡汉族群之关联》《唐朝构筑民族共同体的逻辑理路》和《中古北方民族交往格局嬗变与东北民族的勃兴》三文,关注的焦点一是中华民族的各族群,二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政权,讨论的核心则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促成中国各民族走向一体的要素多种多样,但国家政权(这里以王朝国家为例)的建构对它的催生和拉动,应当是一个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因素。以第二文的唐朝为例,唐朝一向以聚合此前各族群并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为新的、更大的规模而著称,然而若没有兼跨长城东西南北的复合型王朝的催拉,这一局面就不会出现。第一文着眼的突厥系属族群与中原定居人群之交往,同样依托南北政权的兴替而展现。第三文有关中古北方系属诸民族群体与各自政权建构兴替之互动,从另一角度考察了民族群体与王朝国家一体两面的密切关联。这些无疑都成为索解本栏目主题的思路,契合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时性诠释”之主旨。

明代哈密“哈剌灰”及其与裕固族关系考辨

关于明代文献所见哈密“哈剌灰”之名与义,学界多有争议。揆诸《华夷译语·委兀儿译语·地名》中有“黑羊群—噶剌塊”之谓,可以推定“哈剌灰”这一称谓应出自维吾尔语qaraqoi,意为“黑羊群”。作为蒙古豳王家族的属部,元明时期哈剌灰一直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和信仰佛教的畏兀儿共处哈密,经历了由伊斯兰教改宗佛教的过程。“哈剌灰”指的就是1276年以后由中亚迁居哈密原本信仰伊斯兰教后皈依佛教的蒙古人。他们在皈依藏传佛教后,仍葆有浓重的伊斯兰文化情结。明正德年间,东迁河西走廊,后融合于裕固族之中。

任乃强先生《诗》学评议--以《周诗新诠》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任乃强先生撰著出一部重要的《诗》学著作《周诗新诠》。任先生更加重视作为古代历史的活化石的民族学材料,重视各民族诗乐的综合比较,在比较综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关于《诗》学的一系列新见。务求创新是贯穿《周诗新诠》全书的重要学术思想。《周诗新诠》一改前人说诗“换药不换汤”和“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先破后立,证据更为充分,结论更为扎实。《周诗新诠》的另一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娴熟地运用西南边区的民族学材料,对《诗经》诸篇的创作背景和诗义作出新的解释,开拓了《诗》学新的境界,为中国《诗》学增添了新的气象。任先生的《周诗新诠》给“中国无奴隶社会说”者,迎头一击,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任乃强诗学也暴露出若干的局限与不足。《周诗新诠》对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孙作云等结合《诗经》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信息注意不够。《周诗新诠》在运用近代西南地区民族学材料和《诗经》中若干文字进行比较时,往往容易作先入为主的判断,从而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周诗新诠》一书中对《周南》诸篇诗义的解释,就呈现出很明显的泛奴隶论的倾向。

《三国遗事》编撰特点析论

《三国遗事》是王氏高丽时期僧人一然所著以历史与佛教两部分内容为主的杂史。该著主要有两个编撰特点:第一是历史层面上,以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历史为主线,以搜罗金富轼《三国史记》疏于记载的史料为表象,以自身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历史观和对中国古代相关史料的主观修改构筑王氏高丽历史体系;第二是佛教层面上,宣扬佛教观点,以本迹、业报等佛教思想统摄本书的材料编撰。总体来说,《三国遗事》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只是一部包括历史传说、佛教故事及志怪奇闻的野史作品。

“跳丸”游戏的产生及其在高句丽域内的传播

跳丸是诞生于我国先秦时期的古老游艺活动,后经西域伎人新技艺的改良,成为盛行于汉代的重要的百戏技艺之一。高句丽作为汉代兴起于中国东北的边疆民族政权,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吸纳中原文化的营养,随着其国力的强盛,高句丽的民俗文化等也都受到中原文化的极大影响。在此背景下,跳丸游艺活动由中原传到高句丽,成为高句丽社会上至贵族、下至平民喜爱的娱乐活动,这在古墓壁画中得到了广泛的印证。以高句丽为中转,跳丸又被继续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地区。在以跳丸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向东传播过程中,高句丽充当了重要的枢纽角色。

明清以来贵州甘蔗的种植与利用

通过对贵州地方志、私人撰述、调查报告以及当代方志资料的分析可知,甘蔗于明代传入贵州,随时间变化种植区域也不断扩展,至民国时期省内多地均有种植;空间上,甘蔗种植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多分布在省内各流域河谷地带。甘蔗在贵州的种植和利用对手工业生产、饮食结构调整、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秦汉时期廪君蛮与板楯蛮的关系

史料记载廪君蛮和板楯蛮与巴是有密切关联互动的族群,其中对活动在川东地区的板楯蛮与活动于汉水流域以及鄂西清江流域的廪君蛮关系探讨仍有一定的空间。对板楯蛮与廪君蛮的关系的追溯,可窥见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多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进程的历史见证。

晚清土默特蒙古社会的户籍赋役制度与立嗣承产纠纷

清朝通过“户”管控蒙古社会,实现赋役征派。“户”是“壮丁”与“土地”的结合。为了赋役承应的延续性,每户都必须有壮丁不断承受家产。这就使户籍赋役制度和家族立嗣承产发生联系。蒙古人在初次分配财产之后,其家产在最初登记的“户”的后世子孙中不断承受。一般是族中分门析分家产,并以合同分单的形式加以约定。但由于家族族人的竞夺、蒙旗官吏的觊觎,立嗣承产的过程有时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抢夺战。每当纠纷发生时,清廷关于户籍赋役和立嗣承产的法律规定,就成为各方人士竞争与协商的主要依凭和谈判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