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至民国时期汉水上游地区方志研究

汉水上游地区的汉中和安康,在明清至民国时期编纂了大量方志。由于自然环境不同,这些方志与陕西关中、陕北的方志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值得挖掘和探究。今天保存下来的方志,以清代数量为最多,其中康熙和光绪两朝编纂成果最为集中。由于大量官员和文士来到较为安宁的汉水上游地区,方志的主要纂修者身份、编纂体例等既有同时代其他地区方志的共性,又体现了汉水上游地域的特色。

河南省新乡市清代地方志的两个特色

就河南省新乡市四区八县的清代地方志而言,乾隆《卫辉府志》、乾隆《原武县志》等的艺文志收入相当多的重要完整文献,乾隆《新乡县志》、乾隆《获嘉县志》等收入一些私修人物传记,保存了大量重要文献。以上两个特色虽都与中国历史文献学、方志学“常识”相悖,但也充分体现了新乡市清代地方志的资料性特点,这是清代方志编修体例未统一的反映。

“黎峒”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与海南黎族形成研究

唐宋以前海南黎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黎峒”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奴隶社会时期,直到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生产方式才占统治地位。自然岩洞是早期人类的第一居所。海南岛的黎族历史悠久,始于居住在自然岩洞“黎峒”的早期人类。“黎峒”便是早期黎族居住地的总称。海南岛的“黎峒”社会历史文化产生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旧石器时代,形成于新石器时代,发展于秦汉时期并奠定了海南黎族称谓产生的基础,繁荣于唐宋时期并形成了海南黎族称谓,至明末以后逐渐衰落,直至民国时期才消失,并催生了“黎族”和黎族文化。本文就唐宋以前的中国古代“黎峒”社会历史文化与海南黎族产生形成作初步探讨,以期对进一步开展海南岛热带雨林地域特征生态环境条件下黎族先民的“黎峒”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价值作用。

《新疆乡土志稿》所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新疆乡土志稿》是清末新疆社会的全景透视,其内容记载了新疆各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人口迁移和经济交往、文化共存和交融状况。系统挖掘和整理《新疆乡土志稿》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可以提供历史借鉴,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基。

明代云南儒学体系的建立及其儒学史意义——以儒学碑刻为中心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明永乐辛卯始设科举。明代云南的儒学家族大都迁徙自中原地区,由于与少数民族的融合,呈现出与中原不同的儒学文化特点。明代云南土司接受儒家熏陶,以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儒学,增进文化认同,推动多民族融合。学宫、书院及社学的建立拓展了儒学的传播范围,官学与私学、内地与边疆进行多元互动,揭櫫明代云南儒学对于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儒学史意义。

清代瑞金县志对钟良则的传记书写和形象建构

钟良则作为南明忠烈,在康熙二十二年所修《瑞金县志》中不被提及,而是首次入传康熙四十八年成书的《续修瑞金县志》,在该志中其忠义事迹得到充分彰显。至乾隆《瑞金县志》时又大幅度缩减其传记篇幅,使得钟良则的形象变得单调。乾隆后期国家旌表南明忠烈后,道光《瑞金县志》又重新拓展其传记篇幅,且形象为之一变,除塑造其“忠烈”形象外,又凸显其“孝”的一面。钟良则在清修《瑞金县志》中的书写和形象变化,充分体现了县志编纂的时代性,同时也反映清代国家控制和地方认同不断强化。

辽西走廊傍海道的形成与发展

辽西走廊是沟通中原与东北的重要的民族-文化-经贸廊道。辽西走廊分为大凌河廊道和傍海道,傍海道主要区段西起山海关,东至锦州,延伸区域可至医巫闾山,呈东北-西南走向。傍海道在新石器时代已见雏形,辽金时期基本定型,明清时期地位提升,成为联通东北与中原的陆路咽喉要道。

基于《黑龙江外记》的齐齐哈尔城市史探研

《黑龙江外记》是清朝人西清撰写的一部有关黑龙江地区的地方志,全面记载了黑龙江将军辖区的相关内容。文章考证了西清的身世,认为西清属于鄂尔泰曾孙一辈但不属于西林觉罗家族中鄂氏的直系子孙。在齐齐哈尔城市史的探研中,提炼了《黑龙江外记》中有关齐齐哈尔城的重要历史信息,包括嘉庆时期齐齐哈尔城的自然地理、民族与人口、职官设置、民间信仰等状况,结合《黑龙江外记》等史料的相关内容论述了齐齐哈尔成为黑龙江将军府之后的繁荣原因与边患问题。

略阳王氏与前凉政权

西汉时期从河西迁往陇右的休屠王后裔略阳王氏家族,在西晋末年至十六国初期开始崛起。王羌是史载与前凉发生关系最早的略阳王氏人物,他在反对后赵统治失败后逃奔到河西。后赵末年,石虎数次发兵进攻河西,王擢积极参与并充当急先锋。后赵灭亡,王擢依违于前凉和前秦政权之间,又与前燕和东晋政权取得联系。后王擢投奔张重华,因张祚猜忌而投降前秦苻健。前秦时期,王擢之子王统任凉州刺史,苻坚发兵河西,王统率州兵参与了前秦灭前凉之战。淝水之战后,前秦统治崩溃,北方地区大乱,王穆护送前凉末代世子张大豫逃至河西,与吕光争夺凉州控制权,后兵败被杀。

青州市图书馆新发现5册万历《青州府志》考论

地方志册数较多,不易保存,往往出现阙卷和阙册现象。藏书者或书贾便将不同时期、不同版本外观相近的地方志合并一起收藏或出售。利用版本学研究方法,通过分析藏书章,对比文字异同,可以发现不同方志版本。青州市图书馆藏有康熙四十八年《青州府志》10册,近期古籍盘点中发现后5册应为万历《青州府志》。后5册无剜改、增删,无避讳内容,且尾册钤有明“新乐王”印,与河南省图书馆藏万历《青州府志》仅3叶不同,可以确定为万历《青州府志》。根据河南省图书馆藏的3叶,可证后5册为万历刻后印本,改版印刷年代在万历四十六年后。青州市图书馆藏有万历《青州府志》与康熙四十八年《青州府志》,两种府志互缺首尾,且封面、版式完全相同,在以往古籍登记中被误合为一,实则应分为两部府志分别登记。

勤耕博究与推陈出新——《中国方志学概论(修订本)》读后谈

呈现于读者面前的《中国方志学概论(修订本)》是贵州大学杨军昌教授在该书1999年版本基础上融入了20年来我国方志事业发展重要信息及作者研究新成果的方志学论著,具有“与时同向添新容,体系质量臻于前”“编纂实务强其基,理论研究总其成”“教学相长凝旨向,服务实践求于实”等显著特征。该书体系完备、资料翔实、论证严谨,继承与创新并见、实践与理念共出,是一部既可用作高校教材又可服务于方志工作的厚重之作,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与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村落志》撰写之基本要求和内容范式

保护和开发传统村落,助力乡村振兴,撰写《中国传统村落志》是其基础的环节。《中国传统村落志》包括哪些内容、体例如何编排,是编纂者最难处置的地方。文章结合《中国传统村落志》之内容真实、特色突出、语言平实、表述规范等,就《中国传统村落志》撰写之要求和内容,从乡村之貌、乡村之事、乡村之情三方面入手提出建议,为后来研究者提供参考。

清代《神木县志》纂修特征及其历史价值考论

清代神木地区先后纂修了两部方志,即为清雍正《神木县志》与清道光《神木县志》。因现存清雍正《神木县志》的版本内容部分残缺,目前学界对该志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尚存争议,莫衷一是。清道光《神木县志》的成书年代较晚,内容保存完整,是神木旧志的代表之作。经考证,现存版本的清雍正《神木县志》并非为清道光《神木县志》中纂修者所提及的四本抄志,清道光《神木县志》也并非是在现存雍正《神木县志》的基础上纂修的,两部志书在体例及内容书写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所载内容相互抵牾,纂修方式并无明显地顺承关系。雍正《神木县志》的体例较道光《神木县志》为优,但内容远不及道光《神木县志》丰富详实,二者互有优劣,各有千秋。两部县志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军事史、文学史、民族史、社会风俗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地方志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以《安化县志》为例

论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理论支撑,立足湖南益阳本土文化,将整理地方志与当地文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着重从地方志整理、地方志传承、地方志文化保护、地方志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作用等方面综合探寻地方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与方法。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地方志文化的重视程度正被逐渐削弱,要想使地方志文化焕发生机就必须依托当下乡村振兴的政策优势和所在区域的优势,以地方志结合地方具体工程来促进地方志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开发与融合。

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战乱与海防

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是历史上联结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海上交通动脉,在两千年中日朝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并不平静,战乱及海盗、倭寇入犯时有发生。为了维护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自汉代起,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在这条通往朝鲜和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即山东半岛沿海及辽东半岛南部沿海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海防力量。通过军事与外交相结合的多种形式消除来自海内外各种势力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但由于不同朝代形势变化也对沿海海防形成多重制约,通过海防来维护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难以尽如人意。

薛祥绥的方志实践及其理论

民国中期,薛祥绥通过编撰《西乡县志》,执笔撰写《论续修陕西通志稿》,参与编纂《城固续修县志》,形成了自己的方志理论。薛祥绥崇尚刘知幾、顾炎武的史学观,与章学诚、洪亮吉、吴宗慈、黎锦熙等方志学家有共通之处。薛祥绥认为志书为“国史之流”“学人之业”,应考据精准、详赡得当、求实存真、昭鉴民情,要体现新思想,与时代相适应,因时因事立言,不拘旧例,不存私见,而他的“今古俱详”、可取传言、叙论可以议论等说,与诸家又有不同之处。薛祥绥的理论和见解,对今人仍有研究和借鉴价值。

清凤阳府方志舆图及其特征简析

方志和舆图是展现区划变动、修志水平、政治空间观念的重要文献资料。清代是中国古代志书发展的巅峰时期,但凤阳府的修志工作却存在着志书存量少、增量起伏较大、舆图绘制水平前后差异明显等特点,这与凤阳府的政区变迁、自然灾害、官员调配、战乱等因素密切相关。志书本身的编修体例也经历了由“纲目体—平、纲目体并行—以纲目体为主”的变化,所配置的舆图类别既符合清代志书舆图演变的一般规律,又在分布和舆图择用上融入了地方色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凤阳府在修志层面的特征与理念。

张国淦的方志学理论与实践述评

张国淦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方志学家,在方志学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张国淦阐明了方志的根本属性、起源、体裁、内容、功能等诸多方志学理论,并躬身实践,不断完善方志编撰方法。张国淦不仅将古方志辑佚与考录体目录编撰结合起来,丰富并发展了前人的研究方法,而且在其修志过程中既注重史料收集与文献考订,也注重地理考据与实地考察,构建了史地并重的理论体系。张国淦编撰的志书文献资料翔实,存佚并录,并以案语间抒己见,讲究经世致用,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张国淦的方志理论与实践,对我们如今的修志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西湖志》的官修机制与文本特征

《西湖志》出版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被称为“西湖第一书”,是研究古代西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西湖志》以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为底本,由官方组织编纂。在清代蓬勃发展的出版业大背景之下,《西湖志》提供了一个关于西湖的具有地方性、权威性的文本,使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得到了传播,亦促进了程度更深、范围更广的文化共识。该书的编修主要由清朝统治者、官员及其所辖的地方文化人士所主导,它不仅是对西湖缺乏官方专志的补充,也迎合了皇帝的喜好和政治需要。全书按照通志体例编排,特意弱化了西湖的游览功用而强调西湖之水利于民的价值,使西湖成为帝国治理下水利建设完善、风景秀丽的太平盛世的象征。

清末民初云南地方志编纂的现代化转型——以赵鹤清《滇南名胜图》为中心

滇人赵鹤清于民国四年(1915)撰《滇南名胜图》一书,择取云南有代表性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进行编次,图文并茂展示云南各地山川景色、文物古迹,云南名胜的自然之美和人文底蕴在书中得以完美融合。作为乡土志,《滇南名胜图》集文学、历史、地理、美术等学科之优长,与时代和社会的变革相呼应。集中体现了云南近代有识之士在充分总结、提炼旧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主动吸取外来先进文明成果,为实现地方文化现代化所作的实践。既体现出清末民初云南地方志编纂的现代化转型,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的新旧文化交替,堪称中国西南地区近代乡土志的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