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早期法兰克教会反对释奴举证

10—11世纪欧洲奴隶制已明显衰落。有关衰落的原因,不少学者将其归功于教会的努力,尤其是倡导释奴。此观点受19世纪废奴运动影响,多以文献中丰富的释奴倡导为依据。从中古留下的有关身份自由与否的诉讼文本中,可获悉身份存疑者的自由诉求和教会的态度。这些文本尚未引起学界重视。中古早期法兰克王国的26个案例表明,教会虽然积极倡导世俗奴隶主释奴,但却反对其属下身份存疑劳动者的自由诉求,将其中一些人贬为奴隶。因此,在危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教会并非释奴的积极倡导者,而是阻碍者。

启蒙时代法国的贫困治理与济贫思想的转变

在追求进步的启蒙时代,由乞丐和流浪汉等贫困人口导致的社会问题颇为突出。路易十五统治初年,王室曾结合启蒙改革家圣皮埃尔神甫的方案进行济贫实验,但受经费等因素制约以失败告终。18世纪,随着饥荒、瘟疫的减少以及战争破坏力的降低,人口不断增长,超出了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带来大量失业人口。面对此困境,路易十五统治后期采用高压政策,以乞丐收容所网络镇压流民。然而这样的措施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因此饱受抨击。面对贫困治理的挫败,启蒙思想家们开始从社会经济角度看待贫困成因,以慈善工场、职业教育等手段缓解穷人的困境。以博多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学者发出了彻底改变穷人问题的呼声。此时,社会精英通过提升农业、发展教育、改善医疗、成立慈善协会等方式救助穷人,推动社会进步。这些济贫的新观念与新举措不仅影响了大革命,而且初步奠定了现代济贫理念。

卢梭获奖与学术竞赛

卢梭的《论科学与文艺》是1749年第戎学院的应征论文。在文中,卢梭立场鲜明地反对科学和文艺的普及。翌年,作为肩负传播科学和文艺之责的学术机构,第戎学院以“文采”为由授予卢梭头奖,这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事实上,卢梭之所以能获头奖,是因为与太阳王时代维护王室和宗教立场的学术竞赛不同,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学术竞赛推崇诉诸理性普遍认可而非以实践为准绳的求知模式。而卢梭获奖引发的争议也表明,一旦自由的学术探讨溢出思辨的范畴进入实践领域,人们往往容易将某些观点作为教条而用。启蒙时代,反对第戎学院的启蒙者如此;大革命期间,歌颂自由、人权的革命者同样如此。

15—18世纪英法葡萄酒贸易的博弈

15—18世纪,葡萄酒贸易是英法之间最主要的大宗贸易,深受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成为观察两国关系变化的晴雨表。英国是法国葡萄酒的主要消费国,为打击法国经济,赢得对法外交博弈的主导权,英国时常上调法国葡萄酒的进口关税,从而导致两国间频频发生葡萄酒贸易危机,并引发法国的报复,也间接影响到英国自身。英法围绕葡萄酒贸易展开的关税战,根源在于双方都奉行传统重商主义政策。这种充斥着排他敌对色彩的重商主义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中古晚期至近代早期英法关系的样貌与格局。

绝对王权及其约束——克劳德·德·塞瑟尔《法兰西君主制度》核心概念考释

长期以来,学界对克劳德·德·塞瑟尔究竟是“绝对主义者”还是“宪政主义者”的问题莫衷一是。本文则提倡抛弃这些片面的标签而回归塞瑟尔论述的思想语境,从而理解塞瑟尔法兰西王权理论的实质。塞瑟尔是一位受人文主义影响较小的法学家,他在《法兰西君主制度》(1515)中提到的有关法兰西王权的核心概念(“绝对权力”“司法”“定制”)根植于中世纪神学、法学(包括罗马法和教会法)以及法国高等法院的历史实践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塞瑟尔的绝对王权理论可谓保守的,无法归为绝对主义或宪政主义;后世论者批判塞瑟尔主张王权受到约束但没有提出具体制度设计也是有失偏颇的。

浅析18世纪法国“中国风”艺术中的色彩特点

法国是18世纪欧洲“中国风”发展的中心,18世纪法国“中国风”艺术是当时中法双方在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方面多层次、多维度、多轮次深度的互通、发展和融合的艺术表现形式。本文将从18世纪法国“中国风”艺术中的色彩为切入点,首先对18世纪法国“中国风”艺术简要介绍,对其形成与发展进行简要梳理,继而对18世纪法国“中国风”艺术的色彩特征进行讨论。从艺术的角度对18世纪法国“中国风”艺术的色彩构成特点进行分类梳理,对色彩的形成原因和特点进行分析探讨。为其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提供借鉴。

中法早期文化交流:“国王数学家”描述的北京城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了第一批“国王数学家”前往中国,李明(Louis Lecomte)是五位到达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之一,并在1688年到达后受到康熙皇帝召见,中法两国间从此开启了近百年的早期文化交流。李明是十七世纪末最早深入中国各地考察、游历、传教,并对他所见所闻进行详尽分析描述的法国人。综观他笔下北京城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始终抱着强烈的好奇心,以亲眼探索北京城的姿态审视异国都城里能够看到的一切,他的描写宛若一幅康熙年间北京城写实的画面。李明对北京古老的历史,独特的建筑风格,以及繁荣的商业氛围等都做了比较客观的描述,这为“启蒙时代”的法国读者传递了比较翔实的信息。由于“礼仪之争”的原因,他只好奉命回到法国解释有关中国传教的情况,169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在中国期间给法国上层人士的十四封书信,取名为《中国近况新志》(Nouveaux mémoiressurl’étatprésentde la Chine)。尽管李明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回到法国后出版的十四封长信已经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而且他分析的内容不但全面详细,而且不少内容是对当时中国和法国的情况进行的文化和历史的对比。本文着重研究李明关于北京城特点的分析和描述,特别是他对中、法城市区别的对比。李明对北京城的观察和分析为当今学者的北京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真实的史料。

法国旧制度时期的王家骑士团与王权

与中世纪的教会骑士团不同,法国旧制度时期的王家骑士团以平信徒为基本成员,但它们也不是现代的荣誉军团骑士团那样纯粹的荣誉组织。类似于兄弟会的特性不仅给王家骑士团成员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也拉近了他们与国王之间的情感距离。王家骑士团能为其成员带来莫大的荣誉和有吸引力的物质奖励,并通过纳新过程中的宣誓和其他庆典仪式促进成员对国王的效忠,从而在国王与贵族精英之间、国王与杰出军官之间构建了一种恩庇关系,在事实上发挥了加强王权的作用。

贝特朗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马丁·盖尔归来》中用了不少笔墨对一名女性人物——贝特朗的境遇、性格、选择与行为以及其身处的社会环境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在戴维斯的叙述中,一个生活在16世纪法国乡村的女性逐渐觉醒女性权利意识,一个勇于挑战当时的父权制度和森严的性别秩序,努力为自己争取权益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中世纪晚期的勃艮第与法国民族国家建构

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晚期的英法百年战争强化了西欧国家的民族意识,促成了英、法两个民族国家的形成。但是,勃艮第国家的建构却表明这时期同质性的法兰西民族国家远未形成,瓦卢瓦王朝国家也并没有完成国家建构。位于法国东部的勃艮第公国通过联姻、扩张,不仅从法兰西王国独立出来,还通过制度建设和首都营建加强地域性的国家建构,几乎成为一个包括法国北部、东部,以及比利时等区域的独立王国。勃艮第公爵努力拓展和整合其封建领地,为国家建构奠定了基础,也留下长时段的影响。在中世纪晚期,从封建领地衍生出来的领地国家促成了城市和区域空间的变革,体现出西方从封建时代向近代转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流行病与15—17世纪法国城市治理体制的转变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鼠疫等流行性疾病仍然构成法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恐惧和威胁的一部分。从14世纪中叶到1670年,地方性或地区性瘟疫在法国几乎没有中断过,而且对城市的影响要远大于乡村地区。百年战争结束后,部分城市才逐渐将应对鼠疫等流行病的防治作为市政管理职责的一部分。从15世纪下半叶到16、17世纪,无论是建立封锁和隔离,重视城市清洁卫生治理,聘请专职医师医治病患,抑或是建立专门的医院和隔离所,设立专门的公共健康机构和管理人员,并出台日益精细化的瘟疫管治条例,市政当局渐趋系统化的抗疫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近代早期法国城市治理范围的扩大和治理手段的发展。17世纪,伴随着法国绝对君主制的发展,瘟疫治理的权力主体逐渐从城市当局转移到了君主及其代理人手中。

启蒙时代巴黎小人物的世界——阿莱特·法尔热的民众史研究

阿莱特·法尔热是18世纪法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半个世纪以来,她以丰富的著述呈现出启蒙时代巴黎民众艰辛酸楚的城市生活轨迹。其作品既体现了法国史学发展的传承,同时也折射出从经典社会史到新文化史的转变。作为年鉴学派传人,她响应费弗尔与芒德鲁研究感受性与情感的倡议;同时她拒绝社会史研究中对结构与进程的偏好。她并不考察历史中的大事件,转而在大背景中关注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微观事件以及他们的身体与言语。她深受福柯影响,坚信历史中无名者的重重艰辛凝聚在只言片语中。她拒绝长时段,反驳心态史关于死亡心态与儿童研究的某些结论,批判心态史很难重现社会关系中的张力。长期钻研司法与警方档案的法尔热,致力于书写社会生活中的分歧与对抗,就此而言,其研究保留了法国经典社会史的底色,同时又拓展了社会史研究的边界。

近代早期法国鬻官制的形成与发展原因

近代早期是法国从中世纪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渡阶段,旧元素与新变化并存。其间,财政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国,统治者急需开拓新的财政来源渠道,为鬻官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同时,受中世纪宗教和世俗文化、近代早期财政危机、战争和资产阶级兴起的影响,鬻官制得以形成并快速发展。

“重续时间之链”:《亨利四世万岁》与法国复辟王朝初期的政治宣传

流行于旧制度晚期的《亨利四世万岁》(Vive Henri IV!),在复辟时期作为事实上的国歌广为传唱。历经大革命与拿破仑帝国的震荡,复辟后的波旁政府力图接续君主制传统、建立其政权的合法性,并寻求国内的和解与稳定。有关亨利四世及其治下繁荣太平的记忆,因此成为复辟初期政治宣传的重要资源。以各版《亨利四世万岁》为主要代表的宣传载体,将亨利四世的“好国王”形象与止战安邦的功绩树为典范,意在唤起并强化法国民众对君主制的记忆,为现实政治构建出纵向的联系与支持。

从城市到国家:路易十四时代谷物管制的理念与实践

法国绝对王权的领土空间是按照城市的模板建构的,谷物管制这一最初在城市推行的政策在路易十四时代成为整个王国的政策。路易十四时代的谷物管制吸纳了中世纪城市谷物管制条例的精华,并根据时代变化作了调整,但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大城市需求的刺激下,谷物管制所限定的市场区域逐渐被冲破,交易规则屡遭触犯。在这种情况下,王权积极应对跨地区谷物运输和建构更大范围的谷物市场的需求,并探索数目字管理的途径,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性的创生。因此,路易十四时代的谷物管制与王权对民族国家领土空间的掌控具有某种共生关系,但王权不能消除等级差异和地区差异并确立普遍性的商业原则,从而也就不能为建立全国层面统一的谷物市场扫清障碍。

意大利时刻:16世纪法国对意大利文化的接受

在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意大利成为欧洲文化革新的中心。到15世纪末和16世纪,欧洲各国开始关注意大利的文化成就并努力学习和吸收,其中尤以法国对意大利文化的接受最为积极和突出。本文主要从人文主义文化、俗语文学与语言问题以及古典建筑三个方面考察法国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接受。笔者认为,法国文化精英对意大利文化的接受并非"全盘照抄"。他们对意大利文化进行筛选,并结合法国本土文化元素进行再加工。另一方面,意大利文化的大规模引入在法国文化精英中激发了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尤其导致了"法国意识"的萌发,16世纪由此成为"发现法国"的世纪。重要的是,这种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或"原始民族主义",成为现代政治民族主义的先声。

从“蛮族”首领到“圣徒”国王——论克洛维在中世纪法国的形象及其演绎

对于某一特定的历史人物或历史现象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需要,后人对之描述和诠释往往会呈现出与其原始形象相距甚远的状况,而且这种异化过程又往往是以历史学的名义进行的。在中世纪法国,克洛维的形象便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在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笔下,克洛维尚是一个充满蛮性的凡人国王;但到了中世纪中后期,在法国王室的推动下并在御用文人的协助下,克洛维却成为一位尽善尽美的“圣徒”国王。对于这种转变的动因和效果以及中世纪历史学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人们当然应当给予充分的理解。但是,理解并不意味着认可。从维护历史学基本伦理准则角度出发,对于中世纪历史学的形态扭曲必须持批判态度。

“不虔诚的同盟”:16世纪法土同盟的建立及其影响

为了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改变地缘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劣势,以及获得商业利益,1536年,冠以"笃信王"称谓的法王法兰西斯一世,与基督教世界的敌人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结为同盟。法土同盟的形成与发展,不仅维持了欧洲的国际均势及其政治多元化特性,促进了欧洲外交观念的变化和中世纪欧洲统一意识的崩溃,而且在客观上有利于德意志新教改革的成功和法国在东地中海经济地位的上升。

中世纪法国城市“公社运动”探析——以吉贝尔·德·诺让对琅城事件的记载为中心

琅城事件是12世纪法国城市公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曾经被认为是中世纪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并一直被史家当作市民革命的典型案例。本文拟从记述该事件的教会史家吉贝尔·德·诺让所写历史文本入手,结合其拉丁文原文与英、法及中译本进行比较,考察移译中的变动。继而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尤其是从教会改革、领主制形成、英法两国之争3个方面进行解读,厘清导致这个事件发生的偶然性和特殊性,还原其历史本来面目。本文强调,此一时期法国的城市公社运动是在封建体制内部进行的,不能赋予其过高的意义。

从1124年兰斯事件看路易六世的王权

本文细致考释1124年兰斯事件的缘起、路易六世的军事集结及其封建王权等问题,希望通过对历史个案的研究,来观察一个时代的政治特征。本文认为,路易六世伸张王权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发动的战争;而战争促进王权的方式,一方面表现为不断加强的封建依附关系,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日渐加强的国王与其臣民的关系,或曰国家统治关系。从战争的视角来观察路易六世时期的封建王权,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封建主义在西方政治史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