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影像与当代中国视听形象的建构

对于全球大多数国家而言,从历史中延续至今的文化遗产都是国家形象体系中必不可少的构件。在文化遗产的诸多事项中,传统节日不仅是一个文化唤起和文化参与的时间契机,其本身也蕴含了丰富多元的要素与内容。本文以影视剧和综艺节目这两个形态的节日影像为研究对象,探究了文化遗产在当代视听创作中的话语表征方式。与传统的纪实类作品相比,本文所研究的节日影像突破了纪实假定中对于历史真实性的质询,而进入到一个诗学的共鸣模式。一批古装影视剧通过故事世界、历史叙事与“节日-博物馆”的营造,让观众重返历史现场,达成了节日沉浸的效果;而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创作的文化综艺类节目不仅营造贯通古今的文化共振,也依靠“第三时空”实现文化创新,形成了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情境的历史自觉。

中国神话研究中典籍文献搜集整理述论

历代典籍文献是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第一重证据”。近百年来,神话类典籍文献的搜集整理经过了爬梳剔抉、熔铸提炼、分类汇集三个阶段,粗略地搭建起中国古代神话的基本框架,使之成为一个较为成型的系统。但是,相对于“第三重证据”——民间口传神话的搜集整理而言,中国神话研究中典籍文献的搜集整理在规模上、范围上、内容上、数量上都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因此可以从经、史、子、集中神话文献的再梳理和补充搜集整理、纬书中神话典籍文献的搜集和整理、道家典籍文献中神话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地方文献中神话典籍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几个方面入手加大力度,以为中国古代神话的整体研究提供更为翔实的第一重证据,助力中国的神话理论研究走向世界神话研究的前列。

“家乡民俗学”众人谈

安德明:“家乡民俗学”最初成形于近二十年前的民间文化青年论坛,那次网络会议形成了许多有创新性的话题和研究方向。我最初的思考,是想概括中国现当代民俗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大量研究者均以自己家乡的民俗文化为调查研究对象的情况,并试图从一个新视角来反思和探讨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同时,参照国际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通过总结中国民俗学史上的家乡研究潮流并结合自己在家乡进行田野研究的经验,探讨民俗学的家乡研究在学术史上的表现及其优劣得失等问题。

民俗学视角的生活世界微观史

本文论述了日本农村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vernacular式的所有权观念和资源利用方式。日本政治和经济的近代化始于19世纪中叶,政府积极引入了西方的法律、制度、技术及知识。然而,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一边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于西方逻辑之外,一边创造出与自身独立和自我生存相关的vernacular经济形式。既往的经济史和法律史研究侧重于正统历史,鲜有涉及vernacular经济问题,而本文则聚焦日本农村的vernacular经济现象,揭示出蕴含其中的“半”思想。

纪念中日联合江南地区民俗调查30周年笔谈

“中日联合江南地区民俗调查”(1989-2010)是较早时期开始并长期持续以中国传统村落为对象的学术调查。“2023中国(浙江)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调研交流活动——纪念江南调查30周年”会议2023年12月15日在浙江举办,会上举行了《中日联合江南地区民俗调查报告辑》(1-6册)新书发布会。参会学者围绕中日联合江南地区民俗调查、传统村落和民俗文化对传承民族文化的价值与作用、传统村落的调查记录与保护、传统村落人文景观等多个方面开展了学术探讨。刘铁梁教授以《文明进程中的村落传统》为题的学术演讲对传统村落保护进行了反思,提出要在文明进程的视野下关注传统村落中的“生活传承”。何彬教授在博士期间就参与了中日联合江南地区民俗调查,她在《走过来·写下去——持续性村落民俗志书写法之思考》一文中,提出应持续进行江南调查,开启“跨时间维度调查模式”。王京副教授与福田教授的对话回顾了六期调查的具体情况。这些学术思考与讨论有助于学界深入探讨新时代背景下村落保护和民俗发展的未来走向,探索传统村落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现代文明要素相结合的有效路径,从而有助于传统村落研究与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试析广东五邑侨乡草龙图像的审美变迁

草龙是中国传统龙图像的一种重要类型,在不同地域存在典型的“在地化”审美特征,对其发展动因和审美意蕴学界讨论较少。广东五邑侨乡保存有大量的草龙建筑装饰图像,其经历了明代以来的岭南传统草龙向同治以后侨乡草龙的演变。本文依据五邑侨乡草龙田野调查资料,基于传统龙文化延续和中外文化融合的视角,分析侨乡草龙演变的动因及其审美形式语言、审美情趣与审美价值观的表达,揭示在地化、公共审美与欧风美雨对侨乡草龙审美演化的内驱作用,为丰富中国龙文化以及乡村美学研究进行基础性探索。

中国民俗学研究2023年度报告

2023年中国民俗学发展态势良好,在学科建设与理论探讨、历史民俗学与学术史研究、民俗体裁个案与实证分析、海外民俗学理论与个案研究译介、钟敬文先生纪念专题等方面均有突破,同时在不少方面亦有进一步探讨的学术空间。本年度中国民俗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有所推进,但总体后劲不足,主要表现为反思和检视既有理论力道有待深入,结合时代需要和本土经验创建相关理论体系有待跟进;第二,传统民俗体裁仍然是研究领域的主要分类标准,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个案和实证分析尚未有效展开;第三,国外民俗学研究成果持续引入国内,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国内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与此同时,国内民俗学与其他邻近学科对话并不多见。

宋代端午服饰艺术特征研究

宋代端午服饰的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服饰形制、纹饰、色彩三个方面。遵古与创新、内敛与外放、禁锢与突破三组对立统一的关系诠释了宋代端午服饰形制上的特征;自然与超然、均衡与调和、繁复与简约三组概念对纹饰特征予以概括;而正色与间色、单色与五色、复色与杂色三对色彩概念的使用反映出宋代端午服饰在以色名身份、别等级的基础上,以色辟邪禳毒、以色祈祥增寿等迎合端午节俗为主的色彩特征。宋代端午服饰艺术特征综合体现出宋时端午衣饰因社会文化、生活习俗、着装风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所具有的时代化创新与审美。

说唱市声:一种源自商业叫卖的民间艺术

说唱市声,源自于商贩叫卖,经过艺术加工,就可能演变为一种说唱艺术。宋代瓦舍众伎中的“吟叫”,元代的“说唱货郎儿”,都曾相当风行,明清时仍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说唱市声多用韵文,擅长用排比、夸张、重叠字句等手法来夸饰、形容,还经常使用拨浪鼓、小镗锣等响器进行伴奏。为了增加说唱市声的吸引力,艺人还自觉地从其他说唱伎艺中汲取养分,或与其他伎艺融合演出;同时,为了强化其叙事性,还别出心裁地赋予其所唱内容以传奇性和故事性。说唱市声通过入戏、入稗、入其他说唱伎艺,以及入诗文等,对姊妹艺术和文学创作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说唱市声至今仍有艺术生命力,需要在发掘、研究历史遗产的基础上,更好地传承、活化这门说唱艺术。

传统村落文化整体性数字化保护与振兴研究

传统村落中,形成了众多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间蕴涵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基因。然而,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亡,做好其保护工作是重中之重。在保护过程中,应从民众生活出发,贯彻整体性原则,在传统建筑修旧如旧的同时,进行传承性生活相的自然修复;在对村落文化进行数字化记录、保护、整理、展示的基础上,盘活村落优秀文化资源,使其活化、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由此带动乡村振兴。

相声艺术演进的三个阶段:传统相声·新相声·泛相声

从艺术演进的维度,相声的发展可划分为“传统相声”(1861-1949)、“新相声”(1950-1987)、“泛相声”(1988至今)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相声的形式和技法发展成熟;第二阶段,相声的讽刺和歌颂实现自觉;第三阶段,相声向戏剧化和快餐化的方向蜕变。这是其积极进取、自我健全的过程。相声要想在娱乐多元化的大潮中突围,只能革新,而非墨守。当下,泛相声的演进尚未完结,还没有出现新的成熟范型。相声今后该如何发展,是一个亟需思考的问题。

本雅明关于遗产的价值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价值被广泛认可为遗产研究的核心问题,但现有研究大多偏于实践操作而缺乏理论思考。通过细致解读20世纪上半叶本雅明关于艺术作品的崇拜价值与展示价值的历时性分析,参照20世纪初李格尔以现代崇拜为名所提出的文物价值理论,以作品与受众之间专业权威的建构与消解为切入点,再现彼时被视为文化遗产的文物和艺术作品,如何在传统时代及现代发生价值状态的持续变化。伴随着20世纪晚期至今的全球化、晚期现代发展,遗产的展示价值同时包含信仰、教化和娱乐化的社会功能,形成传统、现代和晚期现代崇拜的并存景况。无论是重视历史见证的遗产保护管理,还是面向传承利用的遗产自觉继承,我们均需充分认识到遗产价值的多元现状及蕴含其中的历史动因和未来挑战。

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借火种母题故事比较研究

借火种母题故事广泛流传在我国阿尔泰语系各民族中,根据核心情节和角色性别,可以分成“嫉妒的哥哥”和“黑马张三哥”两个亚型。与国际民间故事中的AT451“寻找兄弟的少女”和AT709A“女孩子和她的九个兄弟”类型以及AT709“白雪公主”比较,中国阿尔泰语系民族的借火种母题故事是从男性角度讲述“小妹妹”在“男性公房”经历过的人生仪礼考验的故事,借给火种的老妖婆就是仪式的主持者。从性别叙事角度看,如果说《白雪公主》是女性竞争的童话,那么中国阿尔泰语系民族的借火种母题故事就是男性竞争的故事。

民俗传统在新技术语境中的转化与创新

新时代技术飞跃创造出新语境中对于传统文化重新表述和阐释的可能性,推动着包括民俗在内的文化传统在当代发生转化和创新。口头文本与书写文献在影像表达中的继承与发展表现出新的时代特点。从叙事传统的口头、书写、印刷、数字化等多种表现形态上可以看出,以往单向的、线性的、不可逆的传承和传播,已经转变成为多主体的、交互式的、时空叠加的、场景化的交流和共享。民俗传统在当代社会消费主义倾向中逐渐出现了商品化倾向,脱离了旧有意义,逐渐转向对社会中新增长的文化需求的满足以及对于形式的观看、审美及消费。

“最初的诗”与“味海”——梵语文学传统中的《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

《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向来被视为印度的两大史诗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然而,若是回到梵语文学传统本身,会发现这两部作品并不同于希腊、罗马传统中的“史诗”,它们对后世梵语文学发展的影响要广泛、深入得多。《罗摩衍那》作为“最初的诗”,很早就开始将戏剧理论作品《舞论》中的“情味论”贯彻于创作实践之中,成为后世诗人效仿的典范,是南亚、东南亚一系列罗摩诗、罗摩戏的源头。《摩诃婆罗多》则因其“百科全书式”的性质,吸纳了许多王朝传说与民间故事,成为取之不竭的素材宝库,这些素材被文论家喻为“味海”。二者在梵语诗学“情味论”的发展中可谓奠基性的典范文本。直到现在,这两部作品还在印度当代文学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跳巴当”与山地文明知识的流转

洮河流域流行一种“跳巴当”的民俗,它蕴含当地人理解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人和大小传统关系的山地文明知识。山地文明可促进不同个体、村落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个体、村落和民族在山地文明知识占有方面则形成差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景下,学术、表演和行政主体以“巴郎鼓舞”和“巴当舞”的方式转换“跳巴当”知识,改变人们对“跳巴当”的认识。山地文明知识的流转将村落、城镇和国家联结起来,形成更广的知识共享。同时,学术、表演和行政主体在非遗知识占有方面体现差异性。无疑,“跳巴当”是多主体共享的文化,不再是特定民族的所有物。只有充分吸收山地文明智慧才能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只有处理好区域整体共性与集体或个体知识差异之间的关系,才能促进社会团结。

情感与理性:从“乡愁”到“家乡民俗学”——评安德明的《家乡民俗学》

安德明的新著《家乡民俗学》是中国家乡民俗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奠基性成果,从中既可以看到作者从一个“乡愁”思考者,到家乡民俗研究者,再到家乡民俗学建构者的学术历程,更可以看到他关于家乡民俗学理论体系的特色。该书首先阐释了家乡民俗学的“家乡”“乡愁”的文化意蕴和价值意义,提出了民俗学者家乡民俗实践的基本伦理原则,建构了家乡民俗学学科框架和基本理论体系;其次,重点研究了家乡民俗研究遭遇的身份冲突以及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问题,并从情感与理性、伦理与科学角度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应对策略;其三,从本土意识到全球视野,尤其是在与“异乡”的对比中审视家乡民俗的独特性,这使家乡民俗学研究获得了极大的延展性和广阔的视野。书中所阐释的关于家乡民俗学所蕴含的从我出发、由此及彼、相互尊重、多元并存的人类交流方法论层面的意义,所构建的家乡民俗学主体间性理论,以及以“他者”“异乡”“研究者”的视角去研究家乡民俗,为深刻认识自诞生之初就具有浓厚本土属性的家乡民俗学提供了崭新的角度,不仅对有关熟悉文化的研究、对反思或调整传统民俗学“向后看”的学术取向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中国特色家乡民俗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家乡民俗学:认识论与伦理学——祝贺安德明《家乡民俗学》出版

“家乡民俗学”,是安德明在2003年提出的命题,在新著《家乡民俗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释。这一概念展示了作者对中国民俗学在科学与情感、主体与客体等认识论维度上的思考与反思,也把思考导向最根本的民俗学“发生条件”——伦理学。“家乡民俗学”命题还有深化的空间,通过这一概念的思考不仅可以推动纯粹形式化关系的伦理学民俗学,而且还进一步为伦理学民俗学奠定了除主观性理想的先验观念发生(“发源”)条件之外,根据客观性现实经验以重新“开始”的实践-认识基础,从而进一步要求民俗学研究的主体间自由、平等关系形式的先验实践语境。

高句丽东盟大会的祭祀对象及其文化演变

高句丽作为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有一套独具特色的祭祀仪式文化,即高句丽东盟大会中所举行的十月祭天与隧神祭祀,其在高句丽社会发展中独具重要的文化意义。高句丽人不仅将东盟大会作为一种祈福祭祀活动,而且借此将政权加以神化,使其成为巩固国家统治的一种神格化手段。但随着中原文化的传入、儒释道思想的传播以及国家封建化发展的需要,高句丽东盟大会的十月祭天与隧神祭祀也随之没落,从庙堂礼制退化为民间信仰。

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生成与演进

20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民俗学派当属“芬兰学派”。其贡献之一就是开创了风靡一时的“历史地理方法”,而由此衍生出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不仅是故事学的基石,而且是民间叙事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作为学派奠基人的尤利乌斯·科隆和掌门人的卡尔·科隆父子在进化论与实证思潮的背景下,探索出民俗材料比较研究的学术进路,归纳出《卡勒瓦拉》史诗鲁诺歌从西到东、从南到北的演进路线。尽管“芬兰方法”曾饱受争议,但在安蒂·阿尔奈等人的继承下仍产生了持久的国际影响,今天重估芬兰学派的理论与方法论价值,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学派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