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红安县地名文化景观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红安县地名志》《黄州府志》等文献及红安县第二次地名普查数据,对湖北省红安县4380个地名进行分析,发现:红安县地名主要分布于县西南部丘陵岗地地区,地名北稀南密,与红安县南低北高的地势特征相反。自然景观类地名主要分布于县西南与东南地区,“塆”“湾”“田”等主要地名用字反映红安丘陵岗地的山地环境特征与地方土地利用格局;人文景观类地名主要分布于各乡镇行政驻地中心及其周边地区,战乱、起义、革命等动荡时期外来人口的迁入与和平时期的生产发展塑造了红安的地名文化景观。地方军事革命史凝缩于县、乡镇和村落地名中,地名承载着中国“第一将军县”的革命故事与革命精神,“七里坪镇”“列宁市”等地名潜藏的红色历史文化值得挖掘与保护,可以发挥地名在地方实践中对红安县红色血脉的延续作用。

中国农业区划发展的历史回溯与未来展望

农业区划作为指导农业因地制宜生产和因势利导合理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对于优化要素利用、提振乡村产业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农业区划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发展根基,按其思想演变、学术研究和实践历程可以划分为古代早期农业分区思想萌芽与涉农土地利用实践、近代农业区划科学发轫与起步探索和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工作实务及体系化建设三个发展阶段。针对目前农业生产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出现的新变化,未来中国农业区划需要与时俱进,围绕全球气候变暖、城乡地理空间格局变化、农业新生产要素发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生产组织方式转变等内容,为国家宏观农业发展计划的实施提供前瞻性战略支撑。

清代雍正时期黄中海道针经考释

黄中海道针经,是雍正五年至七年由文登县知县黄中,根据邑中长老口述而加工编撰的一段从天津至山东自北而南沿海航行的指南。雍正《山东通志》将是段海程收录,这是目前所见最接近原始记录的文献。是部海道针经,详细记叙了沿山东半岛一带海域的地文、水文与气象现象,并总结其规律,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实操性,它代表了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海洋科学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同时,它展现出一幅沿线生民捕鱼、商贸、信仰与国家海上管理的清晰生动图景。对黄中海道针经的考释,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层面上的河运海运之争,清代因袭明重农防海的基本国策,由此构建出的一套话语体系,不但遮蔽了繁忙发达的海上往来,而且极大地延迟了海运替代河运的时间。

清代蜀道文献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清代蜀道文献主要由行旅文献、诗歌文献及碑刻文献构成。蜀道行旅文献之多超过前代总合,多糅合日记、诗歌于一体,其中不乏有重要史料的佳作,是清代行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蜀道诗歌文献浩繁庞杂,多见于清人别集稿本,作者群体庞大,其中既有名家巨擘,更多为非知名士人,具有写真纪实的风格特点,感叹自然奇险、忧患战乱与民生是其重要主题;碑刻文献主要是清代学者对蜀道沿线汉魏两宋碑石书法的史事考证、碑刻释文及转录。清代蜀道文献在反映蜀道交通历史变迁、蜀道地带生态环境及其社会风貌方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与清代川陕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息息相关。大量的清代蜀道诗不仅承载了清代士大夫艰难的人生行迹,也是山地生命体验的典型写照。

长庆二年刘元鼎入蕃陇右段线路考

利用历史地理学地名沿革考证,地形、地貌调查以及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调查等方法手段,研究长庆二年(822)刘元鼎入吐蕃去程中,从成纪经武川、兰州、广武梁、河州、龙支县至鄯州段和返程经莫贺延碛尾、河州至龙泉谷段线路走向。刘元鼎一行翻越陇山后,经今秦安叶堡(成纪)、郭嘉川(武川)、通渭县、巉口、兰州至黄河支流庄浪河和湟水间山梁(广武梁),沿黄河北岸西南行,经李家塬和他家塬之间的黄河河面(赤岸桥所在地)南渡黄河至临夏市(河州),又经赤岸桥过黄河,穿越今杨塔乡至马营乡之间的山岭(漫天岭)至古鄯北古城(龙支县),再经今柴沟、东沟、西沟、唐尔垣、峡门、中坝、桃红营、瞿坛、岗沟至乐都(鄯州)。返程时由今尕毛羊曲南渡黄河,经今贵南县南、库泽县北、夏河县、临夏县至临夏市(河州),沿去程时路线至湟水与黄河交汇处的湟水河谷(龙泉谷)原路返回。

陆懋德《中国上古史》讲稿述评

陆懋德曾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主讲中国上古史课程,编有《中国上古史》讲稿。讲稿曾以油印本、铅印本形式流传,分上下两册,共十八章,叙述自史前社会至秦统一六国前的主要史事。通过对疑古史学思潮的反思,在上古史重建上,陆懋德倡导以考古器物证史的治学路径。陆懋德从评判求真立场出发,对经学文献的考订,不主一说,务求真实。在考订方法上,对古史材料做“地、时、人”的三层考证。陆懋德的治史路径与史料考订理路,对于当下的上古史研究不乏借鉴和启示。

地理环境对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传播与发展的影响

甘青地区是我国藏传佛教流布的重要地区,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区域。宗教产生与传播的前提是和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协调、适应,藏传佛教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和此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发展,以及甘青地区的地理区位都密切相关。青海和西藏山水相连,青海省以及甘肃部分地区与西藏自治区共同构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主体。由于地理的、宗教的、军事的、政治的、民族的,以及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西藏与甘青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牵动与影响非常明显。甘青地区尤其青海和甘南地区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传播区域,而甘肃其他区域作为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区,在吐蕃王朝势力强大时也几乎被其全部占领,也受到藏传佛教文化程度不一的影响。甘青地区是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区,也是控厄西北的核心地带,又是中原联结新疆、西藏等地的锁钥之地,甘青不稳则新疆、西藏必失。甘青地区这种不可替代的区位特征,对历代王朝在这里所推行的藏传佛教的政策具有深刻影响,继而对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国志·张辽传》地名误字辨析

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地名误字的失校,多属前人已指谬正讹而点校者未能留心所致,如《梁习传》误“章长”为“漳长”(《三国志》卷一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9页)、《于禁传》误“广戚”为“广威”(卷一七,第522页)之类,清人皆已辨明(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6、1475页),点校本却未据以改订。前人已指出的谬误,今天原无继续讨论的必要,但前人考证不透彻,仍然贻惑后学之处也是有的,点校本未改相关误字,或是出于谨慎。今笔者不揣浅陋,特就所见一例略加辨析,以就教于方家。

山东方言中表示地貌特征和地名通名的几个字

在山东等地方言中,“埠”“垓”“湖”“泊”等字,除了其本义或常用义之外,还可以表示不同的地理地貌特征,并用于地名通名。在鲁东、鲁南方言中,“埠”字主要表示高岗或土丘,并用于当地的村镇名。在鲁西南、鲁西方言中,“垓”可以表示村寨堤围或寨墙,并广泛用于村寨名。在鲁南和鲁东南地区,“湖”可以用来表示平原、田野或田地,亦用于地名。在胶东地区方言中,“泊”同样表示平原、田地的意思,也用于当地的村镇名。在这类常见字中,表示地貌特征、用于地名通名的意义及用法,是大中型语文辞书编写工作中的一个盲点,应引起足够重视。

地名治理与更名政治 ——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

明清以来,北京的街巷地名基本上处于自主发展和多中心管理的状态中,既受到王朝政治和精英文化的影响,也为民间文化的发展保留了空间。进入民国以后,城市当局开始强化对街巷地名的“标准化”管理,同时又将地名管理与不动产登记相结合,形成精细治理城市空间的技术基础。城市当局还发动了对街巷地名的“雅化”、民族主义化和“地名革命”等运动,通过对街巷地名的政治化操作,将街头打造成意识形态展演的空间。但由于存在着各种限制性因素,城市当局对街巷地名的全盘整顿难以落到实处。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既展示了权力生产和行使的新方式,也反映出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走向。

古藏文文献中གབོག(gog)、གབོག་ཡུལི(gog yul)、ཀབོག(kog)、ཀབོག་ཡུལི(kog yul)四地名新考

གབོག(gog)、གབོག་ཡུལི(gog yul)、ཀབོག(kog)、ཀབོག་ཡུལི(kog yul)是敦煌古藏文写卷Or.8212(187)《大事纪年》和P.T.1287《赞普传记》中记载的四个重要地名,其中གབོག这一地名还出现在了瓦罕走廊的古藏文石刻上。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已有数十位东西方学者对这四个地名做过探讨,然而它们具体所指至今仍莫衷一是。通过考释གབོག、གབོག་ཡུལི、ཀབོག、ཀབོག་ཡུལི在不同语境和上下文中的具体所指,认为瓦罕走廊石刻上的gog,Or.8212(187)第4/10/20行中的གབོག、གབོག་ཡུལི、ཀབོག་ཡུལི及P.T.1287第525行单独出现的ཀབོག均指护蜜(瓦罕),属于吐蕃“堆却”(སྟོབོདོ་ཕྱོབོགསེ།,stod phyogs,上部)地区;Or.8212(187)第16行中的ཀབོག为廓州,在吐蕃地理概念中属于多思劢(མདོབོ་སྨོདོ།,mdosmad)地区。

安徽历史传说类河名理据的文化内涵初探

河名理据承载历史信息,内蕴文化观念,是重要的语言文化资源。通过对安徽省因历史传说而得名的河名理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将其归纳为历史事件类、人物史迹类和神话传说类三类,并结合命名的文化功能阐释了理据内容的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指出:历史事件类河名理据和人物史迹类河名理据具有突出的历史认识价值和思政教育价值,神话传说类河名理据具有一定的文化心理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

从额伦特兵败看雍正朝中央政府对昆仑山南路管控策略的调整

在清朝平定准噶尔部的进程中,康熙五十七年(1718)额伦特兵败事件有着特殊的意义,虽然该事件并未改变康熙朝大兵进剿的既定策略,但在事实上已经为雍正朝对昆仑山南路地区及时调整管控策略埋下伏笔,进而逐步实现了从大军进剿到重点驻防的根本转变,从而为中央政府的全面布控直至彻底平定准噶尔部奠定了坚实基础。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对《穆天子传》解读的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拉克伯里的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并对中国学术界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和西王母传说的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拉克伯里对《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传说的各种新奇解说,直接影响到晚清民国中国学术界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和西王母传说的研究走向。国粹派对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传说“真实性”的各种发挥,不断遭到学术界的质疑和批判。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对《穆天子传》交通地理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研究增添了诸多错讹和混乱。

铁骊族称来源及其居地考

铁骊族称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唐朝置铁利部,渤海置铁利府,辽朝置铁骊国,民国置铁骊县,新中国成立后置铁力县,后改铁力市。铁利、铁骊、铁力等不同称谓,都是铁骊(利)人以农业经济为主,从事耒耜耕、耦耕、犁耕的文化遗存。“利”是“犁”的古文,“力”与“丽”通,“力”一人一耒耕地,“丽”两人两耒耕地,“骊”是“犁耕”时代的写照。今铁力地区,各族人民自古就以农耕经济为主,兼渔猎经济。今铁力市及其周围地方,自唐代以来一直是唐代铁利部、辽代铁骊国中心位置,是铁骊族居住之地。

豫西黄河流域古地名源流及其文化内核

豫西黄河流域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范畴。在这一区域,黄河及其支流的自然山水、人文因素,催生了不少古地名。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这一区域的地名源头,从遥远的上古时期延续到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近代。地名作为历史的活化石,记载着这一区域的朝代更迭、历史变迁,记载着风云人物、风物传奇,也同样记载着民间百姓的生活和生存状态。豫西黄河流域古地名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主要生发于该区域文化内核——仰韶文化、殷商文化、秦汉文化、唐宋文化等,也得益于黄河这一华夏文明的摇篮。

相逢在科学的春天——李征致袁复礼书信疏证

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珍藏的袁复礼文献中,保存有李征借调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期间于1983年给袁复礼的一封书信。其中叙及共同关注的新疆地图、高程测量、古今地名等问题,从中可以了解到李征在文博考古之外对于新疆地质、地理方面的熟悉程度,以及袁复礼晚年依旧关注新疆地学问题、培养学术人才的壮心。这是李征在与黄文弼接触之外的另一段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相关联的事迹,书信的内容也客观体现了1980年代初期科学受到重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得到正名的时代转机。

寻迹遗踪:1914年张相文塞北行的史地考察研究

张相文,清季民初革新中国地理学的先驱者,毕生用脚步丈量了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民国三年(1914),四十九岁的张相文怀揣着对此行的满腔热血,承寄着友人张謇的嘱托,踏上了自北京向河套五原段的科考之旅。据考证,这段行路应属于历史上草原丝路东段支线。行路归来,张相文著下了《塞北纪行》,详细描述了他此行沿途见闻和收获。张相文此次塞北之行,取得了长城问题、成吉思汗葬地问题、河套地区与治河的关系问题等诸多研究成果,以亲身游历开旧有问题研究之新篇。这条道路沿途诸多地点及所记述民初交通状况、社会图景,以及归来后所取得的诸多成果,对于今人研究西北区域史、历史地理学、河套地区的沿革及开发、古丝路与“一带一路”关联性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海上丝绸之路的汉代始发港“合浦郡”和“合浦县”历史沿革考察

本文从«二十四史»«新元史»«清史稿»入手,参证其他史书,条分缕析,厘清了合浦郡和合浦县的前世今生:合浦最早的建置是汉元鼎六年(前111),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合浦郡,郡下设置同名的合浦县.三国到魏晋,“合浦”是交州刺史部的合浦郡和珠官郡,南朝时期,“合浦”是越州刺史部的合浦郡和合浦县,隋代“合浦”是扬州刺史部的合浦郡、合浦县,唐代“合浦”是岭南道的合浦郡和合浦县,宋代“合浦”是广南西路的廉州、太平军和合浦县,元代“合浦”是湖广行省的廉州、合浦县,明代“合浦”是广东布政使司的廉州府、廉州和合浦县,清代“合浦”是广东行省的廉州府和合浦县.合浦的历代区划变化是:归属的变更和级别高低大小的增减.

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历史街区空间演变及其特色研究——以西安市三学街为例

三学街是西安市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基于历史地理学视角,通过实地调查和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对西安市三学街的空间演变及其特色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三学街历史文化积淀深厚,随着时代变迁,职能属性逐渐趋于多元化,其发展演变历程充分展示了时空变迁下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最后,对三学街历史文化街区在现代城市变迁中的发展与保护提出了具体思路,也为其他历史街区的保护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