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中游鱼类资源变化及保护建议

为了解金沙江中游梯级水电站运行后鱼类多样性分布及资源变化,于2019、2022、2023年对金沙江中游干、支流开展了鱼类资源调查。共采集到鱼类4 193尾,375.42 kg,隶属于4目12科46属68种。采用物种生态类型与优势度划分、多样性指数评价、群落相似性分析等方法对金沙江中游鱼类资源现状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优势种以细鳞裂腹鱼、短须裂腹鱼、齐口裂腹鱼、长丝裂腹鱼、麦穗鱼、棒花鱼、高体鳑鲏为主。干流鱼类资源丰富,各区段多样性指数评价等级为良、优秀;支流除水洛河、黑白水河口、漾弓江为优秀外,多样性指数评价为很差—良好之间。聚类分析表明:干流鱼类组成可划分为4组,梨园—金安桥、龙开口—观音岩、金沙和银江段各为一组;支流则可划分为5组,各组内鱼类组成差异仍较大。与历史资料对比,渔获物种类数高于2007~2008年,流水性鱼类减少,外来物种增加;产漂流性卵鱼类产卵规模变小,产卵场位置迁移,资源量下降。梯级水电站建成运行后,流水生境的减少是影响金沙江中游鱼类的主要因素。针对水电梯级的累积影响,从金沙江中游栖息地保护大局出发,提出了开展鱼类栖息地保护、优化鱼类增殖放流策略,并开展生态调度,做好外来物种危害的宣传、预警等措施及建议。

8年生火力楠半同胞家系遗传评价与选育

【目的】研究火力楠生长指标和形质性状在不同半同胞家系间的遗传变异,探究遗传型和环境互作对火力楠生长发育的影响,筛选综合性状良好的半同胞家系,为火力楠优良品种选育提供重要遗传信息和育种材料。【方法】以采集自广东和广西等12个火力楠天然和次生林分的75个家系的种子为试验材料,于广东和福建两地采用随机区组设计建立半同胞家系测定林,在2年生和3年生时进行生长指标调查,4年生和8年生时进行生长指标和形质指标调查。利用ASReml v3.0软件分析2个试验点中75个家系的各指标均值和标准差、家系遗传力和B型相关值。以8年生性状遗传关联结果为参考,采用材积性状育种值和形质性状综合育种分别对广东和福建试验材料进行综合筛选。【结果】在各测定年龄,75个家系树高、胸径、材积、主干通直度、主干分叉性、侧枝粗细、侧枝分枝角和枝下高等性状上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2~8年生树高和胸径、8年生主干分叉性、8年生侧枝粗细、8年生侧枝分枝角和8年生枝下高在2个试验点中的家系遗传力均大于0.25,受遗传影响较大,具有一定选育潜力。B型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各性状受家系×环境效应影响为中等或较大,说明火力楠性状评价和遗传选育必须考虑遗传型和环境互作效应影响。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家系树高、胸径与材积性状具有高度相关性,但与主干分叉性、侧枝粗细、侧枝分枝角存在负相关。经育种值筛选,在广东试验点获得综合性状优良家系1个(F44)、在福建试验点获得综合优良家系1个(F7)。【结论】所有性状在火力楠家系间均存在显著或极显著差异,各性状在地点间也存在显著差异,生长和形质指标变异受遗传型和环境互作效应影响较大,其中材积性状同时具有较大的表型变异系数和遗传变异系数,选育潜力较大。在2个试验点各选出1个综合性状优良的家系,分别为广东的F44和福建的F7。本研究结果可为今后火力楠主要性状的遗传评价提供重要信息,并对进一步多性状良种选育提供核心育种材料。

云南省善洲林场周边区域印支灰叶猴威胁因素与保护策略探究

文章采用半结构访谈、样线调查和红外相机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对云南省善洲林场周边区域印支灰叶猴(Trachypithecus crepusculus)种群、个体数量、活动范围、自然和社会威胁因素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善洲林场周边区域印支灰叶猴种群个体数量为110~130只,分布于善洲林场周边旧城乡芦子园河及支流两侧的低海拔区域;在印支灰叶猴活动区域内存在的主要威胁因素有栖息地孤岛化和破碎化、自然灾害、非法狩猎、丢弃牲畜尸体和生产生活垃圾、排放养殖污水、放牧、林木采伐和林下采集等。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建立印支灰叶猴保护共管组织,严厉打击非法狩猎行为,加快制定自然和人为干扰减缓措施,完善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以及加强巡护管理和宣传等保护策略,旨在为该区域印支灰叶猴的保护和繁衍提供理论依据。

云南省绿孔雀保护策略探析

本文综述了云南省绿孔雀的分布及其生物学研究和保护措施现状,分析了其保护措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为该物种保护提供参考。分布方面,目前云南省的绿孔雀主要分布在双柏县和楚雄市等10个县(市、区),数量800~1000只,分布范围较狭窄;其生物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种群数量和分布情况、种群数量影响因素、栖息地和栖息环境状况以及觅食喜好等方面,此外还有部分有关其生理、遗传和部分疾病的研究。保护措施主要包括积极制定保护计划、加强保护区建设和开展种群数量调查与监测等。综合分布情况、生物学研究和保护措施实施发现,当前该物种保护存在保护措施有待提升、近亲繁殖加剧、生物学研究不足和人工繁育技术薄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定的应对策略,包括运用现有研究成果制订计划,进一步加强绿孔雀的宣传监测;联合科研单位、院校和保护机构等进一步开展遗传多样性研究,加强其生活习性和栖息条件等方面的研究,拓展生物学研究内容和方向;通过建设繁育种群和制定人工繁育子代放(回)野生环境保护计划等方式加强薄弱环节研究,以实现其野外种群数量增长,摆脱濒危的抢救性目标。

繁殖前期雌雄大鲵呼吸行为差异

为探明不同性别大鲵呼吸行为差异,以及呼吸行为对特殊生理阶段的适应,充实大鲵的呼吸行为特征研究,采用红外影像监测系统监测繁殖前期的雌/雄大鲵的呼吸行为,采用水质监测系统监测大鲵繁育池溪流的水温和溶解氧45 d,统计呼吸行为的单次呼吸时长、呼吸间隔、呼吸频次与总呼吸时长等指标,分析繁殖前期大鲵呼吸行为的昼夜节律和变化趋势,以及呼吸行为指标与水温和溶解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繁殖前期雌/雄大鲵夜间较白天单次呼吸时长长,呼吸间隔短,呼吸频次多,总呼吸时长长。雌鲵的单次呼吸时长较雄鲵约短(8.52±7.13)s,呼吸间隔较雄鲵约小(431.74±171.52)s,呼吸频次较雄鲵约多(2.50±1.21)次/h,每小时总呼吸时长较雄鲵约大(46.18±51.17)s。大鲵的单次呼吸时长、呼吸频次、总呼吸时长与水温正相关,与溶解氧负相关;呼吸间隔与水温负相关,与溶解氧正相关。繁殖前期大鲵的呼吸行为有明显的昼夜节律,雌鲵呼吸代谢较雄鲵旺盛,大鲵能够主动调节呼吸行为以适应水温和溶解氧的变化。

武汉东湖底栖动物多样性分布的影响因素及历史变化

探究城市湖泊物种和功能多样性分布及其历史变化有助于了解人类干扰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本研究于20202021年对武汉东湖不同湖区的底栖动物进行3次季节性调查,并搜集了19702020年文献中的历史数据,就底栖动物物种、功能和系统发育多样性的空间分布和历史变化进行了比较,通过获取2000、2010及2020年东湖湖滨带1 km缓冲区的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占比变化,分析了底栖动物多样性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调查共记录底栖动物97属种,团湖总种类数最高,后湖功能丰富度最高,功能均匀度在庙湖最高,在菱角湖最低,系统发育的分类多样性指数在团湖最高,分类差异指数在庙湖最高。总物种数与总氮、总磷呈负相关,耐污种种类数与总磷呈负相关,功能均匀度与耕地占比呈正相关,功能丰富度与总氮、总磷呈负相关,分类多样性指数与总氮、总磷呈负相关。结合历史数据,1970s 2020s水生昆虫占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到2010s底栖动物有个体小型化的趋势,后有所恢复。

对“三北”工程区退化林修复策略的思考

自1978年“三北”工程启动以来,营建了大面积防护林、公益林,对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起到关键作用。“三北”工程早期营建的部分防护林出现老化、退化问题后,国家在“三北”工程区先后部署退化林修复相关的工程任务,目的是维护“三北”防护林体系完整性和生态功能的正常发挥。针对“三北”工程六期退化林修复亟需回答的复杂科学问题,本研究将“三北”工程区退化林限定为生长出现明显衰退、生态功能出现明显下降的人工林(含灌木)。退化林修复不仅要解决表征性林分退化,更要解决系统性土壤退化;发生系统性退化的根本原因是后期管护不到位,致使土壤和水分条件发生退化,而后期管护面临的最大限制性因素是水分。“三北”工程区幅员辽阔,退化成因的自然、灾害、生理、设计和人为因素叠加效应明显。首先,应根据自然禀赋特征进行退化林修复分区、分类、分级,确保精准施策;其次,考虑将过去以植被表征性为主的退化判定指标逐步升级为以植被功能性为主、结合表征性的判定退化指标。建议按退化程度的分级(轻度、中度、重度退化),采取针对性的封育保护、补植补播和更新改造等修复策略。本研究提出提高林分全周期经营管护水平的管护制度建议,以期为“三北”工程退化林修复、制定相关技术规程和政策保障提供参考思路。

基于红外相机标志重捕法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亚洲象种群数量研究

2022年11月—2023年5月,采用红外相机标志重捕法对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亚洲象Elephas maximus种群数量进行调查,64台红外相机中有50台拍摄到亚洲象,累计有效相机工作日7635 d。对获取到的亚洲象独立有效影像逐一鉴别,利用非空间标志重捕法估算公式预估亚洲象种群数量。结果表明总估算次数为255次,当估算次数达到126次时,种群数量最终稳定在17头。个体识别显示该种群包括11头成年象、3头亚成年象和3头幼象。研究结果丰富了保护区内亚洲象种群数据库,同时为基层保护及管理工作探索了一种简单且实用的大中型兽类种群数量估算方法。

贺兰山阿拉善黄鼠的洞穴生境选择

在野生啮齿类动物生活史中,洞穴为其种群生存、繁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隐蔽条件,为了解贺兰山地区优势种阿拉善黄鼠Spermophilus alaschanicus的洞穴生境偏好,于2023年5—10月,采用样线法与样方法对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阿拉善黄鼠的洞穴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阿拉善黄鼠偏好以针茅Stipa capillata为主要草本植物,以红砂Reaumuria songarica、驼绒藜Krascheninnikovia ceratoides、猪毛菜Kali collinum与珍珠柴Caroxylon passerinum为优势灌木的栖息环境;(2)阿拉善黄鼠偏好海拔较低、隐蔽级较高、距人为干扰距离较远、坡度较大、优势灌木冠幅与郁闭度较大、土壤表层厚度较厚的洞穴栖息地;(3)差异性显著的生境因子按照影响阿拉善黄鼠洞穴生境选择的贡献值从大到小依次为:隐蔽级、土壤表层厚度、距人为干扰距离、优势灌木冠幅、优势灌木郁闭度,其中隐蔽级最重要。本研究结果提示,可以通过采取改变栖息地内的主要植被类型及依据洞穴位置的偏好性进行针对性抓捕等措施,有效控制阿拉善黄鼠种群数量。

日喀则和平机场鸟类群落结构及鸟击防范

本研究旨在探究日喀则和平机场及周边区域的鸟类群落结构,为和平机场鸟击防范工作提供理论基础;使用样点法及样线法,调查研究区域内的鸟类群落结构,日喀则和平机场调查共记录鸟类11目29科70种,按照区系组成划分有古北界鸟类47种,广布种鸟类13种,东洋界鸟类10种;按照居留型组成划分有留鸟41种,冬候鸟20种,夏候鸟9种;从分布广度上看广性分布鸟类21种,中性分布鸟类18种,狭性分布鸟类23种;和平机场全年7种生境中,灌丛的多样性指数最高为2.52,村庄的多样性指数最低为1.22;非繁殖季期间,机场场区的香农威纳(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最高为1.97,草地生境最低为0.96,繁殖季期间灌丛的多样性指数最高为2.57,村庄最低为0.86;日喀则和平机场全年鸟类的危险指数≥25的鸟种数有10种,危险指数在15-25之间的有10种,斑头雁(124.47)、赤麻鸭(78.68)、岩鸽(49.55)为危险指数最高的三种鸟类;非繁殖季期间鸟类的危险指数≥25的鸟种数有11种,鸟类危险指数在15-25之间的有4种,斑头雁(135.19)、赤麻鸭(76.50)、红隼(56.69)为非繁殖季危险指数最高的鸟种;繁殖季期间鸟类的危险指数≥25的鸟种数有10种,鸟类危险指数在15-25之间的有6种,赤麻鸭(58.67)、山斑鸠(56.92)、岩鸽(52.57)为繁殖季危险指数最高的鸟种。

乌拉特梭梭林--蒙古野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调查与分析

为全面了解乌拉特梭梭林-蒙古野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种类、区系和数量现状,笔者于2022年6-8月、2023年6-8月开展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资源调查工作,旨在推进自然保护区高水平管理与建设。结果表明:保护区现有两栖动物1目1科1属1种,为花背蟾蜍(Strauchbufo raddei),属于东北-华北型物种;爬行动物1目6科8属11种,地理区系以中亚型为主,其中,新疆沙虎(Teratoscincus przewalskii)、花条蛇(Psammophis lineolatus)和中介蝮(Gloydius intermedius)属于“近危(NT)”物种,也是本次调查发现的巴彦淖尔市新纪录物种,丰富了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资源。

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沉积物与凋落叶小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特征

为探索红树林生态系统中不同小生境内小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特征,并为中国红树林湿地的林下生境小型底栖动物研究资料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料,本研究于2021年1月,对深圳市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进行采样调查,研究了林下沉积物与凋落叶附生小型底栖动物的空间分布,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在调查过程中,从沉积物和凋落叶分别鉴定出9和12个小型底栖动物类群。分析发现,沉积物中小型底栖动物的丰度和干质量生物量在不同断面间和不同潮位间均差异显著,而凋落叶上小型底栖动物的丰度和干质量生物量在不同断面间和不同潮位间差异均不显著。相关分析显示,沉积物和凋落叶的小型底栖动物丰度和干质量生物量同所测定的各环境因子均无显著相关性,而且小型底栖动物群落组成在断面间和潮位间差异均不显著,但在沉积物与凋落叶之间差异显著。这些发现表明,不同小生境对红树林小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具有一定影响。

三种典型森林雉类的占域模式及影响因子

凉山山系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地森林内共存着多样性极为丰富的雉类物种,为了了解这些雉类的占域率、种间相互作用及其影响因子,于2021年5月至2023年6月,在该保护区内布设了131台红外相机,累计工作37 496相机日,对3种典型森林雉类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独立有效拍摄n=593)、血雉(Ithaginis cruentus,n=227)、白鹇(Lophura nycthemera,n=81)进行了监测,并使用多物种占域模型分析不同因子对其占域的影响。结果显示:3种雉类的占域率受不同环境变量的影响,即红腹角雉的占域率与海拔、坡度、草本盖度和灌木均高呈正相关,与距水源距离、人类活动强度和放牧强度呈负相关;血雉的占域率与坡向、坡度、海拔、距水源距离、乔木均高、灌木均高和草本盖度呈正相关,与人类活动强度呈负相关;白鹇的占域率与坡向呈正相关,与海拔、坡度、乔木均高、灌木均高、草本盖度和放牧强度呈负相关。红腹角雉和血雉之间具有负相互作用,红腹角雉和白鹇、血雉和白鹇之间具有正相互作用。3种雉类两两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其占域率影响的重要性均大于栖息地特征和人为干扰。综上,种间相互作用、栖息地特征和人为干扰共同影响了凉山山系3种森林雉类的占域和共存。基于研究结果,建议保护区在开展多物种整合保护时,加强对物种之间相互作用的评估和对雉类栖息地内的人为活动和干扰的管控。

鱼毒素的结构、功能和作用机理

鱼毒素具有较强的生物学活性及独特的作用机制,能够作用于离子通道、细胞膜和酶等靶点,影响神经、循环、肌肉等系统,利于鱼类进行快速、高效的捕食和防御。文章总结了鱼毒素的来源、分布、成分、作用靶点及毒素检测方法等信息,并阐述了已知鱼毒素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对鱼毒素的综合回顾将加强对鱼毒素自然生态功能的理解,并提高新的毒素衍生药理工具、药物先导物和药物的鉴定率,为鱼毒素的科学研究和医疗应用提供参考。

昆明城市化对滇蛙食性的影响

通过比较滇蛙Nidirana pleuraden在不同城市化环境中食物组成的异同,以探讨城市化对两栖类食性的影响。2021年和2022年的6月在昆明选取9个地点,划分为城市、农村和自然3个组,并采用催吐法收集滇蛙胃容物。通过Kruskal-Wallis和Dunn’s检验评估整体以及组间个体捕食频次和食物体积的差异;利用Simper排序分析不同猎物贡献差异。结果显示:(1)农村与城市中滇蛙个体捕食频次存在显著差异(P<0.05,Z=−2.18),且食物体积存在极显著差异(χ_(2)=14.91,P<0.01,df=2);随着城市化程度加剧,滇蛙食物多样性、食物体积和生态位宽度呈下降趋势。(2)不同环境中的食物组成较为相似,存在显著差异的类群为大蚊科Tipulidae、瓢甲科Coccinellidae、蜚蠊科Blattidae和叶蝉科Cicadellidae。(3)与1998—2003年的数据相比,滇蛙的食物类群减少。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的加剧,滇蛙增加了对低质量食物的摄取,符合最优觅食理论预测。

长春市灰喜鹊和喜鹊适宜生境选择研究

城市化是城市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鸟类常被作为量化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指示物种。喜鹊和灰喜鹊为城市常见鸟类,但有关其对城市生境选择利用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样点法对长春市主城区灰喜鹊、喜鹊的分布和种群数量进行调查,基于Sentinel-2A影像数据提取各样点的生境因子特征参数,分析影响其适宜生境选择的关键因子。结果表明:不同生境中灰喜鹊和喜鹊的分布存在差异,且与不同生境的面积占比有关,其中灰喜鹊的分布数量与林地、水域和草地的面积呈显著正相关,与建筑面积呈显著负相关;喜鹊的分布数量与林地、水域的面积呈显著正相关。应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基于9个生境指标的灰喜鹊(M_(i))和喜鹊(M_(j))适宜生境选择模型,其中,M_(i)=1.065S_(1)+0.837S_(2)+1.231S_(3)-1.412S_(4)-0.985S_(5)-0.336S_(6)+0.140S_(7)+0.211S_(8)+0.249S_(9),M_(j)=0.543S_(1)+0.733S_(2)+1.174S_(3)-1.011S_(4)+0.311S_(5)-0.402S_(6)-0.117S_(7)-0.325S_(8)+0.094S_(9),发现灰喜鹊和喜鹊适宜选择水域面积占比>5%、林地面积占比>30%的城市环境。研究结果对城市建设过程中根据生境条件制定合理有效的鸟类保护和招引措施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灵长类动物保护的成就与挑战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导致全球灵长类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中国是北半球灵长类动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但在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现代农业的扩张、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土地的过度开发,使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威胁。为此,中国实施了包括栖息地恢复和保护在内的多种生态保护措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某些地区的灵长类动物种群数量有所增加。该研究对中国灵长类动物的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中国灵长类动物的濒危状况进行了评估。尽管大多数灵长类物种的栖息地有所改善,种群数量也有所增长,但许多物种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包括种群数量的减少。例如,缅甸金丝猴、东黑冠长臂猿和海南长臂猿等物种由于分布范围有限和种群数量极少,仍然特别脆弱。科学数据的缺乏以及保护生物学研究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此外,蜂猴、倭蜂猴、印支灰叶猴、肖氏乌叶猴和戴帽叶猴等物种的详细种群监测数据仍然缺乏,这严重阻碍了针对这些物种保护管理政策的制定。因此,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迫切需要开展专门的灵长类动物调查,实行跨境保护和区域合作,建立全面系统的数据库平台,对灵长类生物学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此外,加强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认识也至关重要。这些综合、系统的工作将为中国灵长类物种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河北衡水湖自然保护区水鸟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保护优先区

水鸟是反映湿地生态系统状况的指示物种,水鸟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识别对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和湿地保护修复具有重要意义。于2020年5月—2021年4月,开展了衡水湖自然保护区水鸟群落的调查监测,采用GIS软件和结构方程模型等分析其不同区域水鸟群落结构和季节性变化、水鸟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衡水湖自然保护区不同区域均表现出以雁鸭类等游禽为优势种的水鸟群落特征,衡水湖西湖和滏东排河的水鸟物种丰富度和Shannon多样性指数最高,衡水湖东湖的水鸟种群数量最大,滏阳新河的鸻鹬类种群数量相对较大。(2)不同区域水鸟群落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特征,春夏季涉禽数量明显增多,但仅在衡水湖自然保护区东湖、西湖和滏阳新河成为水鸟群落的优势种;9月之后各区域游禽种数和种群数量占比均明显上升,雁鸭类成为优势种群。(3)水鸟物种丰富度和种群数量较高的区域主要在自然保护区的湿地恢复区、滏东排河和小湖隔堤两侧等地;不同类群水鸟的空间分布格局差异较大,雁鸭类分布较为分散,鸻鹬类、鹤鹳类水鸟分布更为集中;栖息地状况是影响衡水湖水鸟多样性的主要因素。(4)衡水湖水鸟保护优先区包括湿地恢复区及周边区域、南李庄鱼塘、良心庄鱼塘及周边区域、东湖的姊妹东岛、小湖隔堤两侧等5个区域,占保护区总面积的8.94%。研究结果为衡水湖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区划、水鸟保护策略制定、栖息地保护修复提供了相关依据。

福州市河流廊道绿地鸟类群落变化特征及其对城市化的响应

【目的】河流廊道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作用,河岸沿线公园是野生动物迁徙和栖息的重要场所。为探明河岸沿线公园鸟类群落对城市化的响应,选择以秋季鸟类为指示类群。【方法】以福州市闽江沿线9处公园为对象,采用Person分析、Wilcoxon检验、PCoA分析以及指示种分析对不同城市化干扰地区鸟类物种组成、α多样性以及β多样性的差异进行研究。【结果】(1)人工下垫面比例、公园平均人流量与公园内鸟类Pielou指数呈负相关,公园至市中心距离与鸟类Shannon指数呈正相关;(2)根据城市化影响程度从高到低将公园依次分为U1、U2、U3。其中,候鸟主要分布在U2,U1以为留鸟主,食虫性鸟类集中在U3,而杂食性鸟类较多地出现在U1。其他食性鸟类在U2较为常见,古北界鸟类更多地出现在U3,东洋界鸟类主要分布在U1,广布种鸟类较多地出现在U2(3)α多样性中U1与U2鸟类Shannon多样性指数差异显著,其余指数无显著差异,整体上U2鸟类α多样性最高。在不同城市化程度地区,鸟类的β多样性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杂食性鸟类与食虫性鸟类之间的差异尤为显著。(4)共有7种鸟类可被用于监测公园所受城市化干扰情况。其中,U1指示种为暗绿绣眼鸟(Zosterops japonicus)和乌鸫(Turdus merula),U2为白胸苦恶鸟(Amaurornis phoenicurus)、黄腰柳莺(Phylloscopus proregulus)以及巨嘴柳莺(Phylloscopus schwarzi),U3为八哥(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和黄眉柳莺(Phylloscopus inornatus)。【结论】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建议在城市河岸公园绿地建设过程中,注重不同城市化公园鸟类生境的营造与保护,可更地发挥城市沿岸公园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

白唇鹿产仔期栖息地选择策略——以察青松多白唇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动物产仔期栖息地质量高低直接决定其子代存活率,从而影响物种的种群动态,产仔期栖息地选择策略对增加物种进化适合度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以四川察青松多白唇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白唇鹿为研究对象,于2022和2023年两年中的5—6月期间采用样线法与样方法,对其产仔期栖息地选择策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栖息地选择指数分析显示白唇鹿在产仔期倾向于选择海拔≦4500 m与20°~40°的阴坡、中及下坡位的高山草甸栖息地、人为干扰距离与距水源距离在2000 m及以内的栖息地;(2)全模型法判别分析显示植被类型、植被盖度、坡度和人为干扰对白唇鹿产仔期栖息地选择具有重要影响;(3)逐步选择法模型判别分析显示植被类型、植被盖度和坡度是影响白唇鹿产仔期栖息地选择利用的重要生态因子(P<0.001).综上,植被、地形和人为干扰是影响白唇鹿产仔期生境选择的主要环境因子,可为有效保护白唇鹿这一珍稀物种并为其它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