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游生物对渭河水环境的响应机理及生态效应

【目的】为探究浮游生物对渭河陕西段水环境的响应机理及生态效应,【方法】以渭河陕西段为研究区,于2021年4月共设置14个采样点,采集14份水样,分析浮游生物群落结构空间分布特征;评估浮游生物群落的均匀性、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时,常用Pielou指数、Margalef指数和Shannon-Weiner指数,并评价断面水环境质量;利用典范对应分析(CCA)和冗余分析(RDA)识别环境因子对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群落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结果】结果表明:渭河陕西段浮游植物共有7门55种,硅藻门种类数最多(49.09%),优势种有6种;浮游动物共3门22种,轮虫占比最高(68.18%),优势种有4种;浮游植物的H′、J及d变化范围分别为1.017~4.025、0.267~0.890、0.446~1.099,浮游动物其指数变化范围分别为0.811~2.459、0.754~1.000、0.126~0.542;CCA分析显示,影响浮游植物群落空间分布变化的环境因子主要有TP、NH_(3)-N和pH;根据RDA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主要影响因子,化学需氧量(COD)和水温(WT)起到了关键作用。【结论】结论显示:渭河陕西段浮游生物指数变化显示研究区域呈现清洁—中污染状态;根据《中国淡水藻类—系统、分类及生态》《环境和指示生物(水域分册)》中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水污染指示物种判断水环境状况,对比本研究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多样性指数评价水环境质量,得出浮游动物对水质评价的响应结果更加准确。通过构建水环境-浮游生物对比判断模型,选择区域更加准确的评价指标,有助于提高浮游生物对水生态环境指示作用的准确性,进而揭示浮游生物对水生态环境的响应机理。以上结果可为渭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参考。

2019-2023年南京长江江豚种群动态

南京是长江干流中长江江豚分布最密集的水域之一,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但是种群动态仍不清楚.2019—2023年,研究团队在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水域持续开展了长江江豚的监测工作.本文分析了南京长江江豚的分布、家域及种群数量的动态变化,通过112 d(56次)野外船只调查,发现江豚274次.平均最近邻工具检验表明江豚呈现聚集型分布,主要出现在潜洲-江心洲-三桥和子汇洲-新济洲等两个水域.最小凸多边形MCP、95%核心密度法KDE和50%KDE家域面积分别为50.86 km^(2)、135.54 km^(2)和60.81 km^(2),2022年KDE最大,秋季要高于其他季节.2019—2023年南京段长江江豚年平均数量分别为52头、60头、57头、62头和65头,呈现年际间的增长态势,冬季高于其他季节.种群数量的增长可能是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年禁渔”、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等保护措施的结果.

论拯救中华鲟野生种群及其栖息生境

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是我国国宝级鱼类,典型的江海长距离洄游性物种,在海水中生长发育,在淡水中产卵繁殖,是全球能够由海洋进入淡水生态系统中最大个体鱼类之一,最大体重记录达560 kg,最长年龄达40龄,目前仅分布于我国内地架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干流^([1—3])。中华鲟起源于白垩纪,是古老的物种,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生态和渔业价值^([1, 4, 5])。然而,在过去40年中,由于过度捕捞、洄游通道阻隔和重要栖息生境丧失等诸多原因,导致中华鲟野生资源呈现急剧衰退趋势,自然繁殖困难,野生种群数量已岌岌可危,处于极度濒危状态^([5]),亟待采取超常规的思路、措施和技术,拯救这一极度濒危物种的野生种群及其栖息生境。生物物种和栖息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生态系统。生物物种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物种均在生态链上扮演着各自独特的角色,物种与生态系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自然有机整体。

海水酸化和升温对两种造礁石珊瑚生长和钙化的影响

以海南岛三亚鹿回头两种常见的造礁石珊瑚(鹿角杯形珊瑚Pocillopora damicornis和丛生盔形珊瑚Galaxea fascicularis)为研究对象,通过室内培养实验探究海水酸化和升温两种联合因子对造礁石珊瑚生长和钙化的影响。结果显示:两种珊瑚受海水酸化的影响显著,丛生盔形珊瑚在pH 8.1下的生长速率显著高于pH 7.7和7.4环境,鹿角杯形珊瑚在pH 7.4下的钙化速率显著低于pH 7.7和8.1环境。且鹿角杯形珊瑚的生长速率与钙化速率显示各温度和pH因子之间均出现拮抗现象,能有效缓解珊瑚白化;相同的拮抗现象也出现在丛生盔形珊瑚的钙化速率上,但在其生长速率则表现出协同作用,加速珊瑚白化。鹿角杯形珊瑚与丛生盔形珊瑚的生长速率和钙化速率对海水升温和酸化的响应存在种间特异性。

葛洲坝至胭脂坝长江干流段江豚活动规律

长江江豚是我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长江生态系统的指示性物种,其种群数量恢复情况及活动规律一直备受关注。本文选择长江宜昌段江豚活动频繁的葛洲坝下游至胭脂坝江段为研究区域,于2021年6月2022年5月采用定点目测、水上流动监测与无人机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分区监测长江江豚的游泳行为,分析长江江豚的活动规律,构建了长江江豚出水头次的零膨胀泊松回归模型,识别影响长江江豚出水头次的关键因素,建立长江江豚出水头次与各因素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1)葛洲坝至胭脂坝长江干流段监测到最大江豚出水头次为19头次,长江江豚集群规模以2~3头最为常见,占比达58.1%;长江江豚主要表现出4种行为特征,各行为占比从大到小依次为:玩耍>休息>摄食>抚幼。(2)长江江豚在葛洲坝下游近坝区(A区,葛洲坝至至喜长江大桥)出水头次最多,且在秋冬季节累计出水头次多于春夏季节,冬季累计出水头次最高,达252头次。(3)长江江豚出水头次与电站下泄流量呈显著负相关;浊度增大,长江江豚出水的概率减小。本文研究结果对长江江豚生态保护策略及长江十年禁渔效果评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亚凤凰岛造礁石珊瑚迁移效果研究

造礁石珊瑚既是构成珊瑚礁生态系统中的关键功能生物,也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其数量的快速衰退已引起了广泛关注,因此近年来我国对造礁石珊瑚以及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保护正在逐步加强。海岸工程易对周边的珊瑚礁造成严重影响,实施保护性迁移是降低工程对造礁石珊瑚影响的重要手段。为研究海南热带海域造礁石珊瑚迁移方法以及迁移保护的效果,我们对三亚凤凰岛二期项目拆除工程影响海域内的造礁石珊瑚实施了保护性迁移及监测。迁移造礁石珊瑚个体共计16634株,包括鹿角珊瑚属、牡丹珊瑚属、滨珊瑚属等18属造礁石珊瑚种类。迁移个体分别迁移至鹿回头海域6210株与西岛海域10424株。迁移珊瑚采用了三种移植方法,分别为铆钉移植、小型移植礁体移植与直接摆放。在迁移至鹿回头和西岛两地8个月后,迁移珊瑚平均存活率均在80%以上,两地迁移珊瑚的总存活率为86.24%。调查的结果显示,铆钉移植的方法存活率最高,小型移植礁体和直接摆放的两种移植方法存活率稍低。迁移至西岛的珊瑚8个月平均生长了3.03cm,的增长率为23.31%,而鹿回头迁入的珊瑚平均生长了6.15cm,增长率为58.74%,高于迁移至西岛的珊瑚。迁移采用的三种移植方法的8个月的存活率均高于75%,并且珊瑚的生长速率较好,说明珊瑚适应迁入区环境。由以上结果来看,此次保护性迁移珊瑚数量多,涉及的珊瑚种类广,在迁移后经受过两次台风的影响,迁移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中,珊瑚迁移的效果达到了保护受拆除工程影响的造礁石珊瑚的目的,可为未来的珊瑚迁移性保护提供重要经验。

悬浮物对三亚珊瑚礁区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及其摄食的影响

随着人类活动对珊瑚礁的影响日益加剧,输入到近岸珊瑚礁区的悬浮物日益增多,不仅影响珊瑚的生理,也会对珊瑚礁生态系统基础生物生产过程产生影响。为了解悬浮物对珊瑚礁区浮游动物组成及摄食的影响,于2015年4月在三亚典型岸礁区设置了昼夜连续观测站点(W4为悬浮物浓度高的站位,W5为对照站位),分析了悬浮物波动对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并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结合室内实验,研究了悬浮物对优势桡足类现场食物组成和摄食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两个站位叶绿素a浓度偏低,昼夜波动较大;W4站的悬浮物和叶绿素a浓度均高于W5站,但W5站悬浮物中有机颗粒物组分比例(73.69%)高于W4站(46.09%);W5站浮游动物种类多样性和丰度均高于W4站。进一步摄食分析表明,两个站位桡足类均以后生动物来源的有机碎屑为主要食物,在W4站桡足类食物组成中浮游植物的比例也相对较高,而在W5站桡足类还摄食较多的微型浮游动物。在摄食实验中,高浓度的悬浮颗粒物显著提高了红纺锤水蚤(Acartia erythraea)的滤水率和摄食率,但其食物组成却由以浮游植物为主转而以陆生植物碎屑为主,说明浓缩海水中较高的悬浮颗粒物含量限制了桡足类的摄食选择,使其摄食大部分有机碎屑作为补偿营养来源。研究结果表明,高悬浮物浓度会影响浮游动物的摄食选择,但悬浮物中高比例的有机碎屑可为浮游动物提供重要的补充食物来源,支持其维持较高的生物量。

广山楂叶水提取物的急性毒性和遗传毒性

本研究对广山楂Malus doumeri (Bois.)A.Chev.叶水提取物的急性经口毒性和遗传毒性进行试验,考察山楂叶的食用安全性。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规定的方法,开展广山楂叶水提取物急性毒性和遗传毒性试验(细菌回复突变试验、哺乳动物红细胞微核试验、小鼠精原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结果表明,广山楂叶水提取物急性毒性的半数致死量LD_(50)大于20 000 mg/kg BW;在8-5 000μg/皿剂量范围内,细菌回复突变试验结果为阴性;在2 500-10 000 mg/kg BW剂量范围内,小鼠骨髓红细胞染色体未见有损伤,精原细胞染色体未致畸变。因此,广山楂叶水提取物属实际无毒级,未观察到其遗传毒性。

CO_(2)升高对风信子鹿角珊瑚(Acropora hyacinthus)钙化速率和 基因表达的影响

本文以风信子鹿角珊瑚(Acropora hyacinthus)为研究对象,以三亚珊瑚礁海域自然海水培养的珊瑚样本为对照组,模拟本世纪末海水酸化状况,并开展珊瑚模拟培养试验。以此探究海水酸化对A.hyacinthus钙化和基因表达的影响。在酸化胁迫下,A.hyacinthus净钙化速率显著下降,基因表达受到显著影响,其中有机物运输、阴离子运输、化学应激等通路上调,动物器官发育、脂质转运、细胞生物合成、细胞表面受体信号等通路下调。与钙化相关的基因中,碳酸酐酶和溶质运载蛋白下调,但是Ca^(2+)-ATP酶和钙离子运输相关的基因上调。结果表明,高CO_(2)影响了A.hyacinthus的钙化和多个生物过程的基因表达,海水酸化可能通过抑制珊瑚碳酸酐酶等基因表达,减少HCO–3运输,最终降低钙化速率。

珊瑚礁生态学研究现状和展望

珊瑚礁生态系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通过文献检索手段,归纳了当前国际和国内珊瑚礁生态学领域的发展现状。国际上关注的主要方面包括全球变化与珊瑚礁生态系统、珊瑚共生关系的建立与维持、珊瑚礁生物系统发育与进化、珊瑚礁生物多样性及其物种分布格局、珊瑚礁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等;国内关注的主要方面包括全球变化与珊瑚礁生态系统、全球变化背景下的珊瑚–虫黄藻共生体、珊瑚共生关系多样性、人类活动与南海珊瑚礁生态系统、珊瑚礁生物多样性及其群落格局等。珊瑚礁生态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将更加注重全球变化背景下的珊瑚与珊瑚礁生态系统、珊瑚共生机制、边缘珊瑚礁以及珊瑚礁保护与修复。未来我国珊瑚礁生态学研究需提升全球视野,加强国内与国际合作,深入机制挖掘,完善系统研究,增强珊瑚礁保护与修复研究。

中华鲟物种保护的若干问题探讨

中华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中的旗舰物种。IUCN在2009年就将其评估为极度濒危。2013年首次发现中华鲟没有野外繁殖。此后,虽然在2014和2016年有再次野外繁殖,但是自2017年以来,已经连续7年没有发现中华鲟野外繁殖,中华鲟已经面临野外灭绝的风险。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中华鲟的保护,是当前各方面都非常关心的议题。有学者提出了要在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修建鱼道,以及在三峡库区以上江段放流中华鲟的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合适?如何才能切实有效地保护中华鲟物种?其中的科学问题迫切需要厘清。作者的研究团队长期进行中华鲟的保护生物学研究,本文拟对我们团队的研究结果作一介绍,同时对大家关心的中华鲟保护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期望能为中华鲟的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珊瑚礁生态系统研究的发展、挑战与希望

珊瑚礁生态系统是以造礁石珊瑚等造礁类生物为框架生物,兼具极高生物多样性和初级生产力的海洋生态系统。珊瑚礁分布面积占全球海域面积不足0.25%,却养育了全球超过1/4的海洋生物,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我国珊瑚礁面积约3.8万km2,主要分布于南海,是全球珊瑚礁的重要组成部分。珊瑚礁生态系统在保护海岸线、提供渔业和旅游资源产出、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同时,几乎所有的南海岛礁都为珊瑚礁,因此南海珊瑚礁生态系统更是我国保卫蓝色国土的天然生态防线,具有无法替代的国家战略意义。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上线水源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环境驱动因子

为评估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上线水源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环境驱动因子,于2022年7月(汛期)和11月(非汛期)开展监测采样工作。采用生物多样性指数和丰度-生物量比较曲线(ABC曲线)作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参数,分析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在水源区的结构,并对其进行多元排序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共采集45种大型底栖动物,隶属于4门5纲10目32科44属,其中优势种8种,所有优势物种出现频率均大于50%,水源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一致性较高;水源区Margalef丰富度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均值分别为4.01、1.68、0.61;多数采样区域大型底栖动物的ABC曲线呈纠缠态势,其丰度和生物量累积百分比的差值面积在0附近波动,群落以小个头物种为主;优势种以耐污值低的敏感种类为主,说明河流几乎不受污染,水体清洁;pH值是影响水源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驱动因子。

基于底栖动物生物完整性指数的黄河干流生态健康评价

黄河为世界上最长的多沙河流,全河段水沙异质性及其生态健康的空间差异明显。本文基于黄河干流全河段44个断面春秋两季(2019年)底栖动物的系统调查数据,构建黄河底栖动物生物完整性评价体系。该体系融入指示水沙过程变化的ASPT指数及EPT分类单元个体相对丰度,且参照点与受损点得分差异显著,适用于多沙河流生态健康评价。评价结果显示:黄河干流亚健康及以上状态的断面占比为秋季(75.0%)高于春季(54.5%);自源区沿河而下,底栖动物生物完整性指数值呈下降趋势;库区断面底栖动物生物完整性指数低于临近自然河段。回归分析表明,黄河干流底栖动物生物完整性指数与盐度、总氮、城镇及农田用地占比呈显著负相关,与林地及草地占比呈显著正相关。本研究结果可为黄河生态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南沙群岛海域珊瑚礁区三种寄居蟹的摄食差异比较

寄居蟹是海洋底栖动物,珊瑚礁区的复杂结构使其成为寄居蟹多样性最高的区域之一。在底栖藻类覆盖率上升的环境变化下,寄居蟹等小型底栖生物可以快速适应食物资源变动,与植食性鱼类发挥相似的功能,在维护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但目前对不同寄居蟹现场食物组成差异和生态功能定位知之甚少。本研究于2019年春季在南沙群岛海域珊瑚礁区采集三种优势寄居蟹:兔足真寄居蟹(Dardanus lagopodes)、莫氏硬壳寄居蟹(Calcinus morgani)和沟纹纤毛寄居蟹(Ciliopagurus strigatus),运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其现场食物组成。研究结果显示,三种寄居蟹的食物种类有9个门类,包括红藻门(Rhodophyta)、甲藻门(Pyrrophyta)、褐藻门(Phaeophyta)、绿藻门(Chlorophyta)、节肢动物门(Arthropoda)、苔藓动物门(Bryozoa)等。三种寄居蟹均以藻类为主要食物,包含大量的红藻和甲藻(37.75%和21.14%),此外还有少量的绿藻(3.13%)。不同寄居蟹种类的食物组成有特异性:莫式硬壳寄居蟹主要以草皮海藻和碎屑为食,是植食性寄居蟹;沟纹纤毛寄居蟹以礁石表生藻席(epilithic algal matrix,EAM)中的介形类为主要食物来源,伴随一些枝状珊瑚藻和丝状褐藻;而兔足真寄居蟹选择摄食壳状珊瑚藻(crustose coralline algae,CCA)、大型藻类及附生其上的苔藓虫。结合生态位重叠度分析发现,三种寄居蟹的重叠度很低(0.059)。在以CCA为优势底栖藻类的退化珊瑚礁区,兔足真寄居蟹与另外两种寄居蟹的摄食区域可能并不重叠,主要在清除CCA和入侵性苔藓虫,维护珊瑚礁健康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沟纹纤毛寄居蟹和莫氏硬壳寄居蟹作为次级消费者,将能量更高效地向上层传递。本研究结果拓展了以往对寄居蟹生态地位的认识。

深圳坝光银叶树湿地园大型底栖动物分类多样性

为了解深圳市大鹏新区坝光银叶树湿地园内大型底栖动物的分类多样性,从而有效地对该区域的底栖动物资源进行保护,于2023年1月、4月、7月和11月对该湿地园大型底栖动物进行了周年调查,依据调查数据,分别对深圳坝光银叶树湿地园大型底栖动物的分类多样性和传统多样性进行了计算,并分析了这两类指数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深圳坝光银叶树湿地园大型底栖动物在4个不同季节的分类多样性指数(Δ),其范围在42.041~45.086,平均值为43.427。分类差异指数(Δ^(*))的范围在56.493~60.172,平均值为59.192。平均分类差异指数(Δ^(+))的范围是57.813~61.674,均值为59.861;分类差异变异指数(Λ^(+))的范围是421.989~535.144,均值为483.162。分类多样性指数(Δ)和分类差异变异指数(Λ^(+))与传统多样性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分类差异指数(Δ^(*))和平均分类差异指数(Δ^(+))均与传统多样性指数的相关性则不显著。在实际应用中,研究者可以结合两类指数来更全面地评估和理解研究区大型底栖动物的生物多样性。

基于环境DNA技术的黄河流域下游山区河流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多样性特征及其影响要素分析

河流生物群落组成由多种环境因子共同作用形成,但其影响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基于环境DNA技术,选择黄河流域下游4条山区河流(锦绣川、锦阳川、锦云川和三川汇合后河流)的10个样点开展大型底栖动物监测。结果发现:不同溪段水质状况有所差异,锦云川盐化程度(以电导率EC表征)和营养盐浓度较高,锦阳川抗生素浓度较高,锦绣川水质较好。山区河流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组成差异明显,锦绣川以水生昆虫为主,软体动物占比较低。其中,昆虫纲的大蚊(Tipula abdominalis)、天角蜉(Uracanthella punctisetae)和寡毛纲的顠体虫(Aeolosoma sp.)是造成锦绣川与其他河流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差异的关键物种。冗余分析和变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盐化、营养盐和抗生素均会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组成产生影响。其中,EC的解释率为22.86%,营养盐中的TP、NH_(3)-N和TN的解释率分别为20.12%、13.25%和7.81%;此外,盐化可与营养盐和抗生素通过耦合效应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组成产生影响,贡献率分别为21.60%和16.20%;抗生素与营养盐的贡献率为19.60%。逐步判别回归模型结果显示,Margalef指数(d)受盐化(EC)和营养盐(NH_(3)-N和NO_(3)^(-)-N)的共同影响;随着河流中EC浓度升高,d与NH_(3)-N之间的正响应关系及其与NO_(3)^(-)-N之间的负响应关系显著增强。因此,多环境因子对水生生物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大型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应关注各类环境因子的影响贡献。

长江上游江津段产漂流性卵鱼类早期资源现状及繁殖需求

研究长江上游江津段产漂流性卵鱼类早期资源现状和繁殖水文需求,可为长江上游鱼类资源保护和管理提供数据基础。2019-2022年鱼类繁殖季节,在长江上游保护区江津断面开展鱼类早期资源调查,以了解该区域鱼类早期资源种类组成、鱼卵密度的时间动态以及与水文、水环境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所采集到的67种鱼类卵苗中典型产漂流性种类26种;从各种类繁殖规模比例来看,吻鮈(Rhinogobio typus)、圆筒吻鮈(R.cylindricus)、铜鱼(Coreius heterodon)、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等占比较高;长鳍吻鮈(R.ventralis)繁殖高峰集中在4月,圆筒吻鮈和铜鱼集中在5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四大家鱼集中在6月中旬至7月上旬,吻鮈的繁殖时间较长,高峰期集中在4月下旬至6月中下旬;产漂流性卵鱼类的主要产卵场分布在泸州弥陀镇、重庆朱杨溪-石门和金刚沱-油溪镇江段;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日均鱼卵密度与透明度呈显著负相关,与流量呈显著正相关;分类回归树结果表明,涨水过程中的水位涨幅、初始流量和透明度最小值是影响保护区产漂流性卵鱼类繁殖规模大小的重要因素,对于不同种类而言,所需的积温、流量条件不尽相同。长江上游保护区江段是多种产漂流性卵鱼类的产卵场,金沙江下游梯级电站陆续运行后,原产卵场位置和规模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建议在实施生态调度来减缓其影响时,不仅需要考虑水文、积温条件对鱼类性腺的影响,还需要考虑水文过程与产卵场形成之间的联系。

黄河上游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若尔盖段水生生物资源现状研究

2021年8—9月对黄河上游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若尔盖段(核心区)的水生生物资源及其分布实地调查的结果表明,调查河段浮游植物5门29科51属68种,硅藻门(Bacillariophyta)最多,有12科19属32种,占种类总数的47.06%;浮游动物共计2类16种,原生动物和轮虫各占50%;底栖动物共有3门12种,其中节肢动物门种类数最多,占种类总数83.3%;鱼类共计11种,隶属于1目2科6属,其中鳅科(Cobitidae)有1属6种,占总种数的54.55%,鲤科(Cyprinidae)5属5种,占总种数的45.45%.鱼类生态类型以流水底层生态类群为主,按鱼类繁殖习性,鱼类产卵类型主要是产沉性卵和黏性卵;按食性划分,以水生无脊椎动物和藻类为食的鱼类最多;按区系划分,调查河段鱼类区系组成为中亚高山复合体,具有黄河上游区系组成特点.从渔获物组成上分析,占据数量优势有花斑裸鲤(Gymnocypris eckloni)、斯氏高原鳅(Triplophysa stoliczkai)和拟硬刺高原鳅(Triplophysa pseudoscleroptera)占优势,数量占比分别23.08%、21.15%和19.23%.

不同生活史阶段秦岭细鳞鲑与同域物种拉氏鱥爆发游泳能力比较研究

爆发游泳能力是表征鱼类生存适合度的重要组分。栖息地破碎化对溪流鱼类(尤其是洄游性鱼类)的生存繁衍构成了严重威胁,同时也对鱼类爆发游泳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秦岭细鳞鲑(Brachymystax tsinlingensis)是我国珍稀特有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常需要进行多次重复爆发游泳运动以穿越激流甚至堤坝阻隔,因此爆发游泳能力及其可持续性对该物种生存至关重要。相较于秦岭细鳞鲑显著的洄游性,其分布区最为常见的同域物种拉氏鱥(Phoxinus lagowskii)则趋于定居性,二者既是研究同域物种适应进化理论的优越动物模型,又是鱼类栖息地保护与修复实践中十分理想的受试目标。为探究秦岭细鳞鲑及其同域物种拉氏鱥爆发游泳能力的种间差异与种内变异,采用自制的仿生态鱼类爆发游泳能力测定装置,分别测定了不同生活史阶段两种实验鱼的绝对爆发游泳速度(Burst swimming speed,U_(burst))、相对爆发游泳速度(Relative burst swimming speed,rU_(burst))及其可持续性。结果表明:(1)两种实验鱼U_(burst)、rU_(burst)均具有较高的可持续性(ICC系数>0.75),但秦岭细鳞鲑U_(burst)和rU_(burst)具有更强的恢复力;(2)总体上秦岭细鳞鲑的U_(burst)高于拉氏鱥,二者U_(burst)差异显著、不存在趋同适应;(3)生活史阶段效应对秦岭细鳞鲑和拉氏鱥U_(burst)、rU_(burst)均影响显著,两物种爆发游泳能力种内变异模式相近,U_(burst)随发育年龄增加而增加、rU_(burst)随发育年龄增加而减少。研究结果提示,未来鱼类游泳能力关联的鱼道设计或涉水工程评价中,应综合考虑生活史阶段效应和不同物种的生态习性及其种间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