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遵从到创造:社会企业获取组织合法性的路径与策略——基于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

基于组织合法性的制度观和战略观,探索社会企业实现组织合法性的路径及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纵向追踪社会企业佳信德润的整个创业过程,从动态角度探讨该企业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组织行动和策略,可以发现,作为一家社会企业,佳信德润在初创期和起步期,不得不服从外部制度压力,采取遵从环境等被动策略,以获取规制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实用合法性;在成长期和成熟期,则采取创造环境等主动策略,以提升道德合法性、实用合法性,并通过建立联盟、公开讲述、获得第三方认证、推动行业发展等方式获取认知合法性。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法治推进——兼论《数据二十条》相关条款设计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程度与水平决定了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动能的程度,对加快数据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前提是明确数据产权归属,基础是构建统一开放的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是健全高效的定价机制,底线是保障数据要素安全发展。我国虽已明确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地位,但相关法律尚未明确数据的产权归属,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尚未建立,数据要素定价机制尚未明确,数据要素市场交易与监管的边界也尚未清晰,所有这些阻碍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充分实现。故需立足数据要素市场的特征与现实,以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促进数据动态权属流动,构建统一开放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机制,同时厘清数据监管边界,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安全发展,实现数据要素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的市场化配置。

资源依赖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微治理的自主性何以生成?——以上海市Y组织为例

我国社会组织对其他主体尤其是政府主体存在资源依赖,这对其自主性有所限制。已有研究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理解和操作化集中于社会组织的财务、人事、组织发展规划等方面,但对其业务活动过程中的自主性讨论较少且与其他方面自主性的区分不够。聚焦Y组织在参与社区微治理过程中的自主性进行研究,发现在面向不同主体时,社会组织谋求自主性的主导逻辑有所不同:因对街道的资源依赖程度较深,Y组织采取“有底线地遵从”策略以管理对街道的资源依赖,并以专业逻辑为主导获得自主性;面对社区相关利益主体时,Y组织采取“操纵式地满足”策略,并以合法性逻辑为主导,拓展其在社区中的自主性。

数字经济环境下数据犯罪规制和认定模式的演变

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保证数据安全和保障数据共享活力同样重要,数据犯罪的规制和认定应当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现有数据犯罪规制和认定采用的是权利保护模式,即通过保护数据权利主体的利益进行数据犯罪规制和认定。权利保护模式不能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以非法获取行为为规制重点的前置化保护不当可能导致数据流通受阻;现行刑法规制数据犯罪行为方式的局限可能导致数据安全保护不全面。数据犯罪规制和认定应当采用秩序维护模式,关注数据价值实现过程中各方主体的利益,看重一般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为实现数据犯罪规制和认定的秩序维护模式,立法者应当增设维护数据管理秩序的新罪名。在数据犯罪的司法认定上,也需要及时调整思路,做好保护数据安全和保障数据共享活力之间的利益平衡。

民族志动画中的跨越“在场”与记忆“再现”——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的实践反思

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凝聚群体、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内核,其中族群仪式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行为深嵌于特定的社会情景场域,对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构筑起到关键作用,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民族志动画通过一套特别的视觉媒介符号体系进行知识生产与意义呈现,在表达回忆、经历等抽象经验方面可跨越“在场”时空屏障,为新时代的影视人类学提供新的范式实验和新的模态可能。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实践,通过与文化持有者开展互为主体性合作和反身性对话,可生成饱含原住民真切情感的民族志动画影像文本,在影像志的“抒写”中实现仪式记忆的“再现”与族群文化记忆的表达。

相变:生产方式如何塑造财产规则

当前关于数字时代财产权利的讨论持续不断,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针对较为具体的虚拟物品(如信息内容、游戏装备、账号、数据、虚拟币等),在特定场景中沿着既有法律框架或概念进行分析;一种则试图在原理上阐明数字时代究竟何种对象能够适用财产规则进行更好的保护,以及这种财产规则的构成要件为何,如按照“权利束”或“模块化”框架加以应用。有必要转换角度提问,即成熟的财产权利制度出现,不是因为法律研究主张为何种事物或利益赋予财产权就能自动实现,而是赋权的外部环境成熟了,才会催生相关利益主体提出主张,并推动相关利益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和保护。违背生产秩序的产权结构和财产规则不可能出现在数字时代,在生产方式进行巨大调整时,财产规则和其他部门法律规则一样,都面临着双重历史任务:一是“破”,即挑战并打破传统制度,允许要素超越既有生产过程低成本流动;一是“立”,即根据生产方式要求树立反映特殊性的新制度,重新商定哪些要素和利益允许参与者继续占有和使用,划定边界。

论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的“想象力消费”:现象、本质与反思

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是近年中国剧集生态中的突出现象,此类改编剧降解了主流话语主导下“再现”历史的“正史”表达功能,加强了大众文化语境中影视剧的文化消费功能,尤其体现在“网生代”对历史可“穿越”、拼贴、杂糅、并置的想象上。这是一种具有明显青年亚文化特性的对历史的“想象力消费”。叙事游戏化与性别想象多元化是此类古装剧在环境、人物、时空设置、性别想象上体现出的新变化。结合大塚英志、东浩纪的二次元文化研究,可以认为这一变化实则表明“想象力消费”已经成为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乃至网络文化生产与消费的重要原则。但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创作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调整策略,优化质量,以适应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生存与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承接点,也是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如何评估合作区建设对考察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成效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实践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6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数据,通过渐进性双重差分法,可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内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东道国经济特征和合作区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其中,外商投资流入和贸易规模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第二,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异质性,对收入水平较低、营商制度较差的国家具有更强的经济助推作用。

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体系的构建与公共健康治理创新

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不仅对医学提出了难题,更对当前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形成了严峻挑战。需要从公共健康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基于价值、结构、工具维度建构分析框架,识别公共健康治理的价值共识、协同共治结构和政策工具。以青岛和上海试点的长护险制度为例,探索其背后呈现的公共健康治理的逻辑可以发现,健康议题的价值回归驱动了公共健康治理创新,治理权向多元化主体的扩散形成了健康问题协同共治的基础,长护险制度及其所包含的多元化政策工具使用共同促进了健康服务的共同生产。

Paidia的消逝:从电子游戏商品透视当代消费-劳动的诱惑修辞

凯洛瓦将游戏置于Paidia-Ludus这一连续光谱中,并强调其中Paidia蕴含的自由与愉悦玩耍本能。而在电子游戏商品日趋普遍的现实里,凯洛瓦意义上的Paidia向度日趋消逝直至蜕化为诸如游戏化的修辞,并同时成为消费-劳动过程中的驱动话语:其一,电子游戏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理想商品,虽然声称以玩家的愉悦玩耍体验为目的,但是其消费设计却并非意在形成一个玩耍本能的释放空间,而是构成一个与玩耍本能有些许交错但本质在于使欲望增殖并将其变现的控制场域;其二,电子游戏商品因其具备双重“确定的可能性”,即其作为商品在被购买前所具备的确定的可能性与其作为电子游戏本身所具备的确定的可能性,成为无摩擦资本主义视域下的消费润滑剂,Paidia蕴含的自由与愉悦玩耍内涵在此蜕化为鲍德里亚意义上泛化的“娱乐道德”;其三,游戏化概念基于电子游戏商品普遍化的现实被抽象出来,并流行于营销、教育、培训等领域,不仅反过来重塑了一般消费品的营销逻辑,更为一种精巧的管理与组织技术作了掩护,无批判地接受这种游戏化修辞,反而削弱了Paidia向度下自由与愉悦的游戏所蕴含的创造性力量。

网剧改编的性别策略、网感呈现与价值建构

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力图突破性别壁垒,逆转“看”与“被看”的性别权力机制,建构一种具有平权意识的影像话语。在叙事特征上,注意采用游戏化的叙事或非线性叙事。突出“类型+”的策略,以喜剧化的风格带来一种“轻语态”,契合年轻观众的文化消费心理。不少优秀的影视改编作品,则力图通过叙述个人的成长历程,塑造一种新型的理想化的人格,建构一种更合乎人性的审美家园,实现网络化的诗意栖居。

信用利差视角下绿色债券发行的行业溢出效应

绿色金融对推动社会生产绿色化、低碳化,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宏观和微观调节作用意义重大。基于2015—2019年公司信用债的样本数据,通过交错双重差分法,可对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对二级市场中普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使得二级市场中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的信用利差降低,存在行业溢出效应,且信用利差降低程度在机构持仓比例较高、资本密集度较高、地区环境规制较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债券样本中表现更高。机制检验显示,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通过降低同行业公司的债务成本对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信用利差产生影响,而通过促进同行业公司发行绿色债券进而对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信用利差的间接作用不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使得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在十五个交易日的事件窗口期内产生了超额回报率,引起了债券市场的即时响应和滞后响应。从信用利差视角识别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在二级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对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建设高质量债券市场具有参考意义。

全球化叙事与汉学的问题意识

自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史研究于国际学界兴起之后,当代汉学与中国研究领域便对之做出了迅速的回应,并以独特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方式嵌入这场事关“总局”的研究进程中,不仅重构了人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也为全景式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一颇具分量的侧角。为对这些持续呈现的论述做一系统化的梳理,有必要将之解析与提炼为两个有所分化的视角,即以西方全球化为主导的普遍主义叙述及带有泛亚化特征且“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主义叙述,就此可以见到,尽管后者也构成了与前者的某种互补与抵消关系,但也证明了在对待全球化与中国关系时人们持有的多重立场与态度。在此基础上,也需对一些新近出现的扩充性态势做出补充描述与评述。

技术扩散基础上的整体性对齐:大模型的开源与闭源之争

大模型的开闭源是目前一个重要的争论点,这种争论主要集中在效率问题、安全问题以及平等化与民主化问题上。促使大模型开源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开源大模型在市场上的独特优势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二是带有一定理想主义色彩的开发者对技术平等和技术民主的追求。大模型开源亦面临一些挑战,包括经济效益挑战、社会加速挑战和社会安全挑战。后两种挑战需要人类社会进行应对,包括两种方式,一是通过适当的闭源来缓冲技术扩散的速度,二是通过对齐技术来对大模型进行人类社会规则约束。大模型对齐应当是整体性的,包括阶梯性的对齐、人与大模型的双重对齐和大模型生产全过程对齐三个基本方面,而其实现机制包括透明性机制和协商机制。

现代文化商品价值规律的迷思与澄清——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

现代文化商品的价值规律是文化经济学者首先面临的却也是长期以来被误解的问题,诸如文化商品的价值量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价格不取决于价值量等流行观点,使文化商品的价值与价格笼罩着“不可知论”的迷雾,故亟须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作为逻辑起点,沿着“生产方式—价值内容—价格机制”的唯物主义研究理路廓清与重释这一议题。具体而言,第一,考察文化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的关系时,应彻底地将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复杂劳动转化为简单劳动、个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第二,将文化蓝本视作类似于土地的知识性客体从而考察文化商品生产过程;第三,计算文化商品的价值量时应以发生交换时生产特定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准,且实物型商品与服务型商品的价值形成原理有所差异;第四,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可拓展为决定某类文化商品乃至整个文化生产部门所得利润率与劳动量的约束条件。

论中国涉外法治体系的构建

涉外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外法治作为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桥梁与纽带,其立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更关系到国际法治的稳定与发展。涉外法治体系涵摄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高效的涉外法治实施体系、健全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和开放的涉外法治融通体系,体现涉外法治工作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基本特征。构建涉外法治体系更需有效的保障机制,加强专业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和构建以国际法为支撑的自主知识和话语体系,是构建并完善涉外法治体系的关键所在。

城市空间艺术化与“表皮”美学

人类艺术最显眼的是建筑,它让公共空间注满意义,成为一个时代的哲学和文化精神的有力体现,它是城市之所以为城市的理由。对艺术产业的研究,必须包括对城市空间艺术特点的追问。可以看到,越是到后现代建筑,墙体越有可能分化成两层,外层“表皮”对城市空间艺术化起了重大作用。由于当代科技文化的发展,城市设计者与建筑学家可以比较自由地发挥艺术创作精神。在后现代符号美学推动下,城市空间的塑形高度个性化,由此可以比较灵活地解决民族风格与雅俗融合这两个元设计大难题。

比较框架下的家庭重要性评价:对个体化理论的再思考

围绕家庭这一社会基本构成单位,个体化理论从“脱嵌”和“复嵌”两个角度分别呈现了“束缚命题”和“保护命题”,前者将家庭视为个体化进程中的束缚力量,而后者将家庭视为保护个体抵御各种风险的保护器。围绕这两个命题,在利用多种方法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个体化倾向强的个体对于家庭和朋友重要性的评价都显著偏低,而家庭重要性评判和朋友重要性评判之间的差异与个体化的态度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在家庭与工作、家庭与休闲时间之间,个体化倾向更加促使个体赋予工作和休闲时间以更高的重要性。这说明个体化进程对于家庭制度的冲击只是其对超越个体的集体性机制冲击的个例。除了家庭之外,个体化过程也会对其他集体性机制(如交友)产生影响。尽管家庭重要性评价取决于家庭是否有足够强的经济能力抵御风险,但是,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个体而言,相比于家庭,其更加愿意赋予朋友以及休闲时间以更高的重要性。这一发现表明,一个具有良好经济状况的家庭是促使个体化的一种助力。

新中国歌舞(歌剧)电影的“原则”问题

由《白毛女》开启的新中国歌舞电影提出了两个原则性的问题:一个是媒介问题。舞台与电影分属两种不同的媒介,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中,逐渐分化出了倾向于实景表现和倾向于舞台表现的两种不同风格的歌舞电影。另一个是观众的接受问题。歌剧电影演唱能够带来的参与感和情动,与叙事表达的思考性对立统一,为了吸引观众,叙事的传奇性需要与音乐兼容,形成具有类型化特征的电影作品。在新中国时期的创作意识形态环境中,只有少数作品能够做到兼容,大部分作品顾此失彼。

中国电影首轮“去戏剧化”表演观念辨析

任何国家的电影表演史,最初都是承接着戏剧的遗产而发展的。当电影表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电影化与戏剧化的异同认知问题,甚至出现“去戏剧化”表演思潮。中国电影首轮“去戏剧化”表演观念的形成契机以及攻防双方的观点,确立了电影化和戏剧化表演博弈的基本思维方法与路径。它们不是一种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复杂的纠缠关系。虽然双方在观点上是对峙的,在实践中却是悄然接受对方的有益“养分”,是互为渗透与变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