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上海城市文化实践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城市,担负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者和创新者的重要使命。具体来看,上海实践以创造性保护和利用历史遗产为基础工程,以打造可参与对话的上海文化品牌为价值范式,以培育文化和科技深融的文化新质生产力为动能机制,这三类实践活动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相关实践使上海文化繁荣发展成果实现人民共创共享,推动上海迈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也展现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上海路线图。

秉持开放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上海实践

开放包容是文明交流互鉴和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上海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造就了特色鲜明的城市精神品格,具有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坚实基础和独特优势。新时代以来,上海锚定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秉持开放包容,在世界文化交流激荡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推动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上海以开放包容的文化底蕴积极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文明观,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更好地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展现出积极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动图景。

新世纪中国科幻电影的想象力建构和后工业美学

中国科幻电影在近年来蓬勃发展,并逐渐形成了新颖的艺术风格和后工业美学特征。后工业美学建基于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按照“无中生有”的符号逻辑构建科幻电影的想象力话语系统。以《流浪地球》系列为代表的“中国式科幻电影”立足于“虚拟拍摄”和“数字智造”等后工业生产手段,构建了一种融合了本土价值观系统和全球化视野的“数绘图像”表意系统。中国科幻电影的后工业美学转型,不仅通过电影艺术的形式构建了新时代的中国形象,也为我们反思“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变革与人文想象的关系、创新当代电影美学话语范式提供了难得的艺术资源。

方法论、历史观与未来世界

朱生坚:您最近发表的《关于“巫史传统”的非实证分析》,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洞见:一种文化的元定理一定是方法论,不是价值观。但是,我不能接受您所说的:中国思维模式一直是经验主义的。而您所说的李泽厚先生的“经验变先验”的方法论,在我看来,倒是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思维特征,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缺少先验论,但是并不缺少形而上的、超验的思维。那么,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不用“先验”一词)来总结李泽厚先生乃至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以便更好地认识中国传统思维,也有利于促进中西方思想交流?毕竟,经验和先验或超验,都不足以单独支撑起一种思想体系,两者始终需要对话和交流。

好书经眼录

王静:《晚明散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这部著作通过扎实的数据,改写了散曲史的一些定论,体现了“词曲一体”的学术理念。“词曲一体”的研究思路,吴梅先生早有实践,成就很高。吴梅先生着眼于两者作为音乐文学的相同性,关注两者在音乐与格律方面的问题,属于微观层面的研究。而此著从词曲在相同的晚明社会文化背景和相似的发展轨迹入手,提出相互参照、同步研究的观点,属于整体性、宏观层面的研究,为词曲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

朱亮亮:汪教授,近期您主编的《中国美术考古文献辑要》(12卷本,约500万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了美术、考古以及宗教等各个学科的学者的关注和热议。这套丛书是目前为止有关中国美术考古专题文献材料和研究成果最全面、最系统的学术汇集。请问您编撰此书的学科意义和学术价值主要有哪些?汪小洋:《中国美术考古文献辑要》(以下简称《辑要》)的规模很大,有12卷,历时十多年。编撰完成后如释负重,同时又有一种回到动笔之初时的状态:感谢时代,考古工作者提供了那么多的发掘成果,这方面的成果汇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编写《辑要》是艰难的,同时又是幸运的。

如何文学地做文论?——“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变革意识

一、“对文学的犯罪”晚清以降,百余年的现代化运动促使中国学术经历了古今之变。西方的学科范式与研究方法在西潮的涌入中逐渐成为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典范。就文学研究而言,西方理论在为我国的文艺研究开辟新途的同时,也造成了古今学术传统的断裂。我们从西方找到了各式各样的理论武器,运用其严密而规整的论述范式,对文艺作品做出花样繁多的阐释,但却同时形成了一套极为繁琐、僵化、死板的述学文体。这种述学文体造成了鲜活的生命体验、敏锐的文学感知与理论话语之间的脱节,理论文本不仅无法对文艺作品进行合乎艺术感知的阐释,反而戕害了作品的灵韵与生气,使得本应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文艺批评,突变为骇人的解剖实验,造成了许多“七窍成而混沌死”的悲剧。借用英国当代小说家杰夫·代尔的话,这就是“对文学的犯罪”。

“城市文化与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讨会”会议综述

2023年11月27日,“城市文化与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顺利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基地共同承办。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戏剧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了研讨。

技术时代的文学、艺术与教育

金方廷:这些年学术界对数字技术和数字文化表现出极大关注。我们知道,对人文精神和人文理想的强调贯穿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教育,也是人文学科最重要的现实关怀。从您的观察和经验出发,您会如何思考人文理想在技术时代的“展开”方式与前景?

隐括乎雅俗之际:民俗文艺与精英文艺关系探微

雅俗观是民间文艺与精英文艺关系的一个重要呈现维度和衡量标志,纵观中国文艺史或文学史,经历了重俗尊雅、尚雅鄙俗等阶段,在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急剧变迁的今天,我们应秉持动态平衡的雅俗观,坚持雅俗合流、雅俗共赏、雅俗互融。换句话说,一方面应以俗为基,认识到民间文艺是精英文艺创作之源,另一方面也应以雅为枝,认识到精英文艺是民间文艺发展之翼,只有辩证统一看待两者关系,促进其相互依存相互发展,才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有效路径。

“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谈宗白华对德国思想的认识与接受

绪言:为“德国式的歧形思想”辩护1935年,宗白华在介绍席勒的人文主义和美育论时,曾引述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话,称赞“德国民族是‘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①不过,他对卡莱尔的这个看法的赞同并非人云亦云,而是有着自己对德国民族思想和文化的深入的理解在内。因为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宗白华就因对叔本华、康德等人的哲学的介绍而知名,并被人视为深受德国思想影响的青年学人,为此他还与当时如日中天的新文化的倡导者陈独秀产生了思想的冲突。

上海龙舞的历史渊源与当代价值

上海所在的江南地区是龙舞的起源地,大约在汉代,龙舞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求雨仪式和娱乐表演两条道路。舞龙祈雨仪式在唐代逐渐衰落,这种情况与国家立祠祭祀四海龙王的制度有关。从全国范围来看,龙舞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非常盛行,这与隋、宋等朝代将官方祭祀东海龙王的祠庙设在江南密切相关。保护和传承上海龙舞具有当代价值:第一,上海龙舞作为江南龙崇拜的产物,是我们认知和研究江南龙文化,并借此深入推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第二,上海龙舞的发展过程也反映了上海本地的发展变化,是我们研究上海社会发展史的重要材料;第三,上海龙舞表现了感恩自然的祈报意识,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认知,了解和认知这些传统意识,对于我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重要价值。

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新浪潮解析--以资本逻辑为核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场域的市场因素逐渐加强并催生了大众文化的早期样态,但并未颠覆由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所主导的文化伦理。而进入21世纪,市场因素占据了文化生产的核心,并在新媒介语境的支持下产生了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大众文化样态。这一文化浪潮以IP开发为核心理念,体现了鲜明的资本意涵,并导致了大众文化的整体繁盛和审美意涵的相对不足。同时,大众文化以娱乐价值为导向,借助新媒介语境形成了改写和置换现实的“超现实”这一全新美学伦理。

世界和中国:从“革命”现代性到“海派”文化

金方廷:在您过往的研究中,“革命”或许可以算是一个关键词。您之前总结关于革命话语的研究,认为自己基本采取一种“历史化”的方法。您一直以来穿梭于历史文献内外,经历过“返回历史现场”式的研究,您会如何理解革命与现代文学、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陈建华:我读研究生时就是研究晚清,硕士论文做的晚清“诗界革命”。到了美国以后,也自然接触到当时美国的学风,正好他们对于关键词、对于翻译史很关注,那么我也开始做“革命”的词语研究。这个的确是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的上海实践及进一步思考

近年来,上海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传承、弘扬以及海内外传播方面积累了不少有益的实践经验,有必要予以及时的总结。在此基础上,当前应该从不同的层面进一步加强上海及长三角历史文化底蕴的挖掘,以求具体而微地彰显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同时也要进一步发挥上海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总体战略布局中的作用。凡此都将有利于全面落实中央精神,有利于上海全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有利于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贡献。

后人类主义在中国:传播、溯源与融合

后人类主义理论思潮在国内的传播依赖对西方理论著作的翻译和解读,同时,国内学者似乎过多聚焦于科幻想象中所呈现出的后人类主题,研究深度略显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一理论思潮做进一步的溯源,通过对其代表人物著作的解读,在与超人类主义、反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等的辩驳中,梳理出从后结构主义到后人类主义的两条发展线索。后人类理论大致包括非人主体能动性、物、技术媒介和生态等四个研究领域,在这四个方向上中国学者都作出自己的贡献,并与思潮的整体发展融合在一起。

“新生代”作家与本雅明废墟美学的潜在对话——以“游荡者”意象为中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理论的翻译引进以及相契合的文化语境,使90年代“新生代”作家的都市文学能够被视为本雅明“废墟美学”的中国实践。以两者文学话语中的共同意象“游荡者”为中心,中西方思想形成潜在对话。本雅明试图以“拾荒”唤醒废墟中的历史天使,新生代作家试图在废墟上以“革命”的方式实现自我突围。在废墟语境下的不同走向中,可见90年代初中国对于西方理论接受的“自我更新”,试图开启普遍意义上“救赎”的可能性。

超越理性的“实存”——谢林美学中的存在主义萌芽

谢林在他一生多变的哲学探索中孕育了面向个体生存的存在主义思想。对自由的非理性本原的发现导致了他前后期哲学之间存在重大转折。通过分析Was和DaB所代表的本质主义与经验主义哲学思维的差异,谢林进一步确认了个体实存的真理性。由于存在根基的非理性和虚无性,人的实存无可避免地会经受畏惧、烦闷、焦虑等生命情感的折磨。谢林的这些论题后经海德格尔等人的发挥,对现代存在主义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西诗学阐释的“互照互省”:以叶维廉“文化模子”为中心

叶维廉诗学研究的特色是其以“文化模子”为核心的比较诗学阐释理论,“模子”是其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基石,也是其开展翻译、比较诗学批评与实践的方法论基础。叶维廉对于“文化模子”的构建过程始终贯穿于其中诗西译的实践和中西诗歌的比较、阐释与汇通研究之中。通过寻求跨文化的“共同美学据点”、识辨东西方不同传统中的“同”和“异”,叶维廉试图印证中西美学传统之间汇通与互为阐发的可能,并希望通过“互照互省”为民族文学和诗学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叶维廉“文化模子”的构建,有效拓宽了文学阐释的中西汇通和比较研究,对于我国比较诗学学科理论的建设有重要贡献。

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的非遗传承与地域文化协同发展——以温州洞头贝雕为例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对其发展出路和前景的探究不仅是民俗研究问题,更关乎文化如何在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中编码、存储和重构,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模式传承下去。引入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对“温州洞头贝雕”这一具体的传承案例进行系统考察,有助于探索非遗传承如何通过文化记忆的形式进入大众日常生活之中。不难看到,强调文化记忆塑造的非遗传承,往往能够与民俗所在地域的文化以相互编码的形式实现协同发展,最终促进非遗的现代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