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闽籍侨僧在日本长崎传播中华文化的特点及启思

中华侨僧是中华海外移民中的特殊群体,具有佛教徒和华侨移民的双重身份。侨僧在海外的弘法既是中华佛教传播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长崎华侨建立了以唐寺为核心的华侨社会自治组织,并在长达百多年期间延聘祖籍地僧人住持寺庙。长崎侨僧与华侨社区在互动中,形成了以唐寺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协同推进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族群文化的传承,推动了汉传佛教和中华文化在长崎乃至日本的传播。

作为希伯来民歌的《雅歌》:论赫尔德对《雅歌》的诠释

德国18世纪启蒙时期的文艺理论家和神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对《圣经》的诠释是赫尔德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赫尔德对《雅歌》进行诠释,将他的评注与译文融合在一起并命名为《爱之歌——东方最古老和最优美的歌》,体现了其成熟期思想的独特创见。赫尔德坚持立足文本,从历史主义视角将《雅歌》视为古希伯来人的民歌,认为《雅歌》呈现了人类原初整体、自然和感性的存在,体现了赫尔德在启蒙德国理性主义大背景下的经验主义、人文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融合思想。

非洲独立教会:源起、传播与演变

非洲独立教会指由非洲人发起、领导和传播的基督教教会,绝大部分产生于殖民统治时期,非洲国家独立后也不断涌现,仍十分活跃。非洲独立教会根据精神诉求、组织形式和实践活动分为三类:希望脱离白人教会并强调非洲身份的埃塞俄比亚教会,相信基督教祈祷治病和显圣的精神感召力并强调本土宗教元素的锡安山教会,追随具有超自然能力的领袖或先知并强调对欧洲统治者的审判即将来临的千禧年运动。在新形势下,教会本身成为权力的所在地甚至集中点,强者和弱者都希望从中得到支持和利益。非洲独立教会的作用同样具有两重性,既可以使民众借助宗教创造性地发展出有效的解放神学,也有可能为有权阶级提供统治工具。

佛教中国化视域下云冈石窟塔柱纹饰造型研究

云冈石窟是中国早期佛教雕刻艺术典范之作。塔是佛的象征,本文聚焦云冈石窟中心塔柱、浮雕塔、立柱装饰等以塔为主题的纹饰造型,探寻其形态演变规律和装饰内涵。自昙曜五窟开凿以来,云冈石窟中塔装饰大致经历了从塔窟、塔柱到壁面装饰的发展过程,尤其中期窟以来中心塔柱纹饰造型集中反映了波斯、犍陀罗等装饰元素与中国汉代木作结构的深度融合。探讨云冈石窟“塔”纹饰形态的发展与变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云冈“塔”纹饰造型语义与内涵,揭示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发展脉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上升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传播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在毛泽东多次关心关怀下,其他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迅速传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在文献引介、宗教研究、队伍培养、成果出版、机制建设等方面,都取得进展,出现一个发展的小高潮。1963年任继愈《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的创立,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从“观”到“学”的发展。本文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引介、应用的资料,分析了分别由李大钊、任继愈创立的两种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观点,并尝试提出折中的看法。

道巫分野论:道教史文本叙事与道巫名实的构建

道教的产生以及原始道教发展至魏晋神仙道教,这一过程与巫或巫鬼有着密切关系。道与巫源同流分、体用互借是客观事实。有关道教与道教史的研究如今日趋成熟,但有关巫文化的研究与道巫关系的研究则显得单薄而杂乱。几个被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是:1.什么是“道”“道教”?2.“巫”包含哪些内容;3.“道”与“巫”的区别是什么。基于以上问题,本文着力于梳理各类不同类型的文献,探究官府、道教内部以及巫文化是怎么看待以上这些问题的。本文讨论的道巫分野是一种基于文化心理学和本体论的概念,主要探究在不同人群中,道与巫的具体含义与分野,以及道巫之间是如何互相借鉴又互相排斥的,庶可明晰原始道教脱巫入仙、走向正统化的脉络。

再洗礼派的“激进性”要义解析

再洗礼派是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激进改革派的主体分支。本文结合再洗礼派的历史运动及其包含的再洗礼主义神学理念,指出再洗礼派的“激进性”包含三方面要义:反威权改革的分离主义教会论、做门徒的和平主义伦理观和激进革命的终末论。

犹太传统中的耶稣阐释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在其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背叛者》中借主要人物之间的学术交往,阐述了对《新约》中犹大形象的重新认知,进而牵涉出犹太人对耶稣形象的探讨,这也是目前中国学者鲜少关注的一个话题。近现代以来,诸多杰出的犹太学者曾就耶稣形象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与古代文献中犹太先贤们对耶稣形象的零散评价相比,现代讨论不仅增加了对耶稣的许多正面评价,而且涵盖了各种跨学科、跨文化的视角,甚至与犹太民族国家构建建立了关联。此举既深化了对犹太文化的自我认知,又提供了文明交汇的例证。

从“灵魂学”到“心理学”:psychology及其汉译的世俗化历程

本文基于历史语义学和思想史研究,考察psychology及其汉译的世俗化历程。在西方,psychology的内涵对象和研究方法经历了从灵魂到心灵、由思辨灵修到观察实验的科学化历程。该词经传教士译入中国,译名由“性学”“灵魂学”向“心理学”转变,汉译心理学知识的世俗化表现为科学建制,包括译者专业化、专业研究组织成立和心理学知识逐步独立于神哲学。心理学知识的科学化是其世俗化的动力与要素。

关于陈那与法称的论式形式异同的比较研究

通常认为陈那改造五支论式为三支论式,法称进一步将三支论式改造成二支论式,并认为二者的论式形式具有“显著”的差别。本文通过文本考察、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法称的论式形式仍是对陈那论式形式的继承,表现在:(1)陈那的著作中存在多种论式形式可能,包括了法称的论式形式。(2)其内在的逻辑原理仍是陈那的因三相,它是法称用于判断论式中的因是否正确的必要条件。同时,法称在论式形式方面仍有两点创新:(1)将三支论式中的为自比量部分和为他比量部分分开,得到为自比量的论式形式和为他比量的论式形式。(2)找到了三种符合因三相的因,分别是自性因、果性因和不可得因,从而更丰富、细化了论式形式的种类。

高原丝路上建立吐蕃佛幢的汉藏因缘

经过多年的研究,“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存在已经取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有关它的真相和更多的意义还有待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索。从丝绸之路对佛教在亚洲的传播历史来看,高原丝绸之路为研究吐蕃佛教和汉藏佛教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从政教关系、教派源流和宗教领袖之外的立场,在一个更为宏阔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来看待佛教的历史和教义。本文聚焦于吐蕃时期桑耶寺建立佛法僧三宝齐备的法幢这一历史事件,立足于青藏高原丝绸之路来分析各方面的因缘,希望阐明汉藏佛教交流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具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藏传佛教是文明交汇的成果。

教会法对中世纪西欧犹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

作为中世纪西欧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法对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有重要影响。中世纪早期,教会法禁止犹太人担任政府官职,禁止犹太人拥有基督徒奴隶,不允许犹太人和基督徒通婚,不允许犹太人修建新的会堂,以避免犹太人对基督徒行使权力,从而影响或者强迫基督徒改宗。到了中世纪中后期,随着罗马天主教会教权的增强,教会法不仅强制原有法规的实施,更强调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社会隔离,限制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交往,西欧各国强制犹太人佩戴特殊标志、穿特殊服装即重要的体现,13-16世纪基督教欧洲国家对犹太人的集体驱逐,更是这种社会隔离的直接结果。

高昌回鹘人佩戴的一件东方教会叙利亚语护身符

本文首先介绍了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基督教护身符的早期实践,其次分析了一件出自高昌城的回(畏吾儿)人佩戴的叙利亚语护身符长卷及其内容,认为这件护身符长卷的内容可以追溯到古代亚述和巴比伦时代,在那里可以找到如此多魔法文本的起源。这件护身符与遍布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魔法文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将此护身符定位在东方教会及其影响上。该护身符从其起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出发向东通过波斯和丝绸之路由传教士一直带到中国西部高昌回汗国地方政权所辖区域,在高昌城的残垣断壁下静埋了几个世纪后,它被德国探险队发现并带到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炸中幸存下来,并从那里再次被带到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新家。

突尼斯杰尔巴岛犹太人朝圣及其影响

跨境宗教朝圣对于现代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明显。宗教朝圣的意义亦不再仅限于宗教层面,而是综合呈现了文化、历史、社会和经济等诸多面向的意味。具体而言,前往突尼斯杰尔巴岛格里巴犹太会堂的朝圣,不仅对于全球犹太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突尼斯内政、外交和宗教本土化也具有影响。就突尼斯内政而言,其维护格里巴犹太会堂的存在及朝圣活动的持续展开,有助于推进国内的族际关系与宗教关系的和谐发展,特别是展示了该国犹太文化本土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就突尼斯的外交及国际形象而言,保障全球犹太人前来朝圣既促进了突尼斯与以色列实质关系的维系,又向全世界传递了该国宽容与和谐的国家形象。此外,旅游经济在突尼斯经济版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以杰尔巴岛朝圣为依托的宗教朝圣经济成为突尼斯特色的旅游经济发展路径。总之,杰尔巴岛犹太人朝圣活动的顺利组织及其成效,体现了突尼斯的宗教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相互促进。

青年群体“拜佛热”的仪式构建与动因分析

本文聚焦“寺庙里的年轻人”这一倍受争议的文化现象,从青年群体“拜佛热”蕴含的仪式观出发,讨论其生发机制与传播策略,深入探析拜佛仪式如何被青年群体解构、重构的过程,指出受益于宗教中国化的现代践行,佛教文化更灵活地与主流文化相适应,青年群体开始偶发性参与并将仪式“祛神圣化”,营造出共享的现代文化仪式,以追溯并弥合宗教文化与主流文化间的缝隙、结合仪式的疗愈作用满足群体的精神需求,也为宗教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

瑜伽行派的两种末那

在瑜伽行派中第七识是第六意识所依的根。据小乘的传统,意识的根称作manas(音译“末那”,意译为“意”),第七识的梵语完整形式是manovij?āna。因此,第六识与第七识就有梵语同名的过失,其中之一必须做出调整。我们发现,瑜伽行派认为第六意识的生起实际上依于两种意(manas)——无间灭意和恒行意。前者与等无间缘有关,随顺其他派别的共识而称作manas,故可称作prasiddhi-manas(共许末那)。而后者才是瑜伽行派自身主张的真正manas,此即为第七识。故可称第七识为pradhāna-manas(最胜末那)或pradhānamanovij?āna(最胜末那识)。由此可以解决第六、第七识梵语同名的问题。

改教、背教及叛教:改变宗教信仰的权利

宗教自由,是否包括改变宗教的自由。或者说,宗教自由权利,是否包括改变自己宗教信仰的权利。这个问题早在联合国起草和批准《世界人权宣言》时就曾引发争议。最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宗教的回归与复兴,这个问题再度成为联合国人权保护领域的热门争议话题。经过多方交流与交锋,国际社会再次明确和肯定了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的规定,亦即,宗教自由包括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

敦煌西夏石窟的营建与国家背景

如何有效解读敦煌西夏时期的汉传洞窟,是敦煌石窟和西夏学研究的瓶颈问题。把瓜沙地区的莫高窟、榆林窟的营建,尽可能放在西夏国家佛教的背景下思考,可以看到那些汉传洞窟营建表现出来的集体性意识、统一性特征:经变画的简化,净土类题材的频繁出现、模式化呈现,洞窟中不画供养人像,整体营建工程的简单处理。这实际上是“官方佛教”作用的结果,是瓜沙地区的官方和佛教界为了响应西夏最高统治者皇帝、皇太后等统治的需要以及皇室成员的各种宗教需求,而举办各类大型佛教活动背景下采取的地方举措,选择以最简捷的方式方法重修、重绘洞窟,以完成地方响应国家佛教行为的活动。

传统民间信仰中巫术疗法的伦理意蕴探析

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巫术疗法作为民众日常用来疗疾驱邪的最为直接的手段,被广泛运用在生活所需的各个场合。在巫术疗法中,神药与药物神性被特别的强调,成为一种对于神药的信仰,同时,药签的广泛流行也成为了巫术疗法在社会中存在的又一种主要形式;而在这一类的法术中,禁咒符箓是主要的工具与手段,其中包含了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对于民众进行孝道与爱人、德行与劝善的宣传,这是传统医巫信仰疗法的道德归属。

雍和宫西配殿塑像与乾隆早期政治隐喻

雍和宫西配殿内供奉着清乾隆九年(1744)造的旃檀佛像与八大菩萨白檀木雕。从经典传译与图像传播的角度来看,作为佛教文献中的“众像之始”,旃檀佛像信仰由来已久。此类造像约南梁时传入汉地,而后在汉藏佛教中均享有殊誉。八大菩萨信仰亦可追溯到8至9世纪的吐蕃时期,今青藏高原东部以及敦煌石窟中均有图像遗存,象征着赞普的王权。检索清宫造像档案,旃檀佛像与八大菩萨均有大量施造,这一较为独特的组合方式体现了乾隆皇帝个人的政治意图。结合法轮殿与东配殿的造像,可知法轮殿院落群组合出一个诸神护持、皇权稳固、世间佛法流传不绝的宗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