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民族志地图的使用与方法论新探

地图是人类认识、描述和解释世界的有力工具之一,人类学家借助地图标识田野地点、描绘被研究族群生活的时空范围,从而以多种方式生动地“形构”世界与民族。在人类学世界民族研究的广泛范畴中,地图方法的使用一直是广泛与频繁的,但迄今仍非常欠缺有关地图方法的专门性探讨——地图的使用呈现“自由生长”状态,使用不当、错漏与偏误等情况时有发生,由此也成为人类学方法论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环。本文对世界民族志领域的地图使用问题进行了全新探索:第一部分从拉采尔、博厄斯等影响深远的先驱性探索谈起,回溯与分析了人类学和地图方法的深刻渊源;第二部分进而阐释了殖民时期世界各地的土著人地图及其与世界民族志研究的复杂关联;第三部分则关注了全球化背景下地图方法出现的快速发展进阶、反思性批判与创新性综合运用。本文认为,人类学使用地图方法从多方面促进了世界民族志研究,但整体上看,学科对地图方法的认识与使用仍相对薄弱。新形势下,我们亟须显著提升对地图方法的专业性理解,而梳理与反思学术史中地图使用的“得与失”,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与启发,既是强化人类学“方法工具库”的关键一步,也对促进我国世界民族研究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族性身份的塑造及其政治后果

身份是标示社会个体经由社会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结构所确定的人身位置的社会机制。历史上形成并长期存在的客观性身份机制演进到20世纪末,遇到了通过主观认同而构建的身份的挑战。在主观性身份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以族性认同为核心的族性身份异军突起,并推动了族性身份群体的构建。由此形成的社会身份的异质化,对支撑现代国家体制的国民身份形成了严重冲击,并导致相关国家社会政治身份的复杂化。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而为社会身份体制注入的异质化力量,直接导致了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底层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底层逻辑,如果其他的社会政治因素或力量与之结合并共同发挥作用,社会的撕裂就难以避免了。因此,族性身份的塑造成为社会撕裂的深层的根源。既然如此,在族性身份塑造问题上采取审慎的态度,就成为必然和理性的选择。

新自由主义表象隐藏下的美国种族主义

美国在民权运动之后,种族主义的土壤并未彻底改变,白人对民权运动的回应无意中为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新自由主义对消极自由的强调以及在紧缩、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减税等核心政策立场上所暗含的种族主义意图与种族主义者反民权运动的诉求高度契合,而“白人—私有”“黑人—公共”的二元对立种族话语体系也获得了中下层白人的支持。同时,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责任,通过规避直接的种族用语或种族问题议程,用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来解释种族问题,强调种族不再“重要”。最终,在制度性种族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将美国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更具隐蔽性的、种族不平等更加难以消除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时代。

欧洲差异性一体化的新实践:欧洲政治共同体

差异性一体化理论在2016年英国脱欧后,在欧洲一体化研究界重新受到重视。它对欧洲一体化的概括和类型学分析,符合欧盟近年来的发展趋势。2022年出现的欧洲政治共同体是乌克兰危机后、欧洲最新的差异性一体化现象。从差异性一体化理论的视角看,欧洲政治共同体是有望打破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内-外部”二元僵化体系的补充方案,可从外部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政治共同体被欧盟定位为寻求欧洲认同的“地缘政治俱乐部”,是其实现战略目标的便捷“门户”,其目的是重建不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安全新秩序。但由于章程、机制和资金的缺位,它暂时仍无法为非欧盟国家提供“联系国协定”或“伙伴关系”以外的“福利”。未来,欧洲差异性一体化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双刃剑”效应也会辐射到欧洲政治共同体,影响其建设的顺畅与成败。

云南河口口岸越南边民的边贸活动

河口口岸位于中国云南省河口县城南端,隔南溪河与越南老街市相望。越南边民的边贸活动已经成为河口口岸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疫情的发生使边贸活动遭受重挫。为了应对席卷全球新冠疫情造成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保证人民生命健康,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紧急防控措施。疫情防控的例外状态对河口口岸经济发展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造成了重大影响。例外状态之后,尽管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函待解决,但文化交流的重启、经济活动的复苏以及社会新现象的兴起等都表明河口仍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口岸。聚焦河口口岸越南籍人员的经济活动及日常生活的变化情况,发现例外对于日常所具有的诸多意义,探讨如何迅速恢复常态并进而取得更大的发展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俄罗斯联邦国语法》的实施及意义

2005年,《俄罗斯联邦国语法》出台,这是国际上少有的国家通用语专项法律之一。该法的内容主要包括立法的依据、必须使用国语的范围及标准语的规范、保护和支持国语的措施、权利保障等。在实施该法的机制方面:主要采取修订或制定其他相关法律,以与《国语法》的内容和要求相适应;通过制定和实施“俄语”中长期发展纲要,促进《国语法》的落实;成立俄语委员会,以落实《国语法》的协调工作及促进国语的发展等。《国语法》的实施,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宪法赋予的俄语作为俄联邦国语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保障,还促进了俄语作为联邦国语的法制化建设进程及其使用的规范性、纯洁性,也有助于理顺联邦国语与共和国国语之间的关系以及俄罗斯公民认同的建构。目前,在俄联邦《国语法》的实施及俄语的推广中,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仍然是俄语与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基础

中国道路的探索、“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展开以及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当代践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打破了西方一元现代性方案的统治神话,预示着现代性方案的多种可能性与异质共生性。“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展现出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引领意义,意味着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建构实践必然呈现为多元现代性的总体格局。中国在现代化实践中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时代发展与现实展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巨大牵引力。

从移民裔群到全球非洲:非洲移民史再探

本文阐释了非洲接收和输送移民/难民的历史和特征,重点分析外来移民定居非洲、难民被迫背井离乡、非洲移民裔群的数量分布、移民裔群与泛非运动以及与全球非洲的关联等问题。虽然学界和媒体多关注非洲移民裔群,即生活在非洲大陆以外的非洲裔人民,但两个事实不容忽略。其一,白人在定居非洲的多种族移民中占据优势地位;其二,难民成为非洲出境移民中的痛点,且他们绝大部分逃难并居住在非洲大陆特别是邻国。非洲移民裔群发起的泛非主义运动对二战后的非洲国家独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适时提出“全球非洲”的理念并积极帮助非洲的发展和建设。移民对民族国家和现存世界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中国学界对非洲移民的探讨不多,需要更扎实深入的研究。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及其当代价值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原生文明。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地为中华文明持续发展奠定厚实基础。中国政治和文化上统一的本领是中华文明的重大成就,有中国底色,也蕴含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历史学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体现,也是中华文明始终在时空、古今的交融中,在个人、家国的情怀下连绵前行的见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必然。

英国中东战略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立

英国基于阻止域外大国向阿拉伯国家渗透和得到阿拉伯国家在战时的合作与支持,以及维护战后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两度公开倡导阿拉伯国家成立联盟,并采取具体推进措施为联盟成立扫平道路。英国对伊拉克首相努里积极推动的大叙利亚与伊拉克联盟方案间接否定,对沙特国王伊本·沙特主张由英国主导成立联盟的建议婉言谢绝,积极支持埃及首相纳哈斯领导协调已独立的所有阿拉伯国家成立联盟。英国通过倡导阿拉伯国家成立联盟,加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同时也杜绝阿拉伯国家走向完全统一的可能;建立阿拉伯国家之间解决矛盾争端的机制,既避免英国调解阿拉伯国家之间纷争的困境,也防止外部大国干涉渗透的可能;明确了阿拉伯国家共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责任,从而也摆脱了英国单独解决的政策风险。英国在满足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夙愿的同时,谋划了战后的中东战略布局。

早期美国共和主义政治中的族裔因素与公民身份建构——以1799年弗里斯叛乱为例

在早期美国的共和主义政治中,族裔因素发挥重要作用。受英国政治传统以及殖民地实践的影响,英裔将文化同化作为政治同化的先导,试图通过文化教育等手段改造其他欧洲移民的族裔因素。然而,德裔希望在保持族裔因素的前提下拥有与英裔平等的政治权利,英裔和德裔的矛盾最终引发了弗里斯叛乱。随着英裔意识到族裔因素和公民身份建构的内在冲突,英裔对德裔的族裔偏见有所转变,弗里斯叛乱间接推动美国社会在承认族裔多元性的基础上建构公民身份,使得“连字符公民”现象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美国广为流传。但是,文化同化与政治同化的次序始终服务于现实政治需求,族裔因素从未真正淡出美国的公民身份建构过程。

从华校校歌的演化看新加坡华人身份建构——基于校刊文献的视角

一战以后,东南亚各殖民属地的华校创办开始勃兴,不少华校制作出富于诗性的校歌,校歌歌词呈现出古风浓郁的传统抒情审美特质,亦具椰风蕉雨的在地风情,同时传达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人文价值观。本文以新加坡华校为个案,以华校纪念刊及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其他校刊为主要原始文献,考察随着新加坡从英属殖民地到独立建国这一政治进程及变化的语言政策,原本复刻中国现代教育体制、承载侨民意识的传统华校从肇端到某种意义上作为传统华校精神遗存的“特选学校”的变迁。随着国家权力的形构,华校校歌审美、文化、政治内涵的变与不变,也折射出新加坡华人身份的复杂建构。

现代民族国家前途的三大影响因素及其关系

民族国家是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现代国家形式。审视现代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可以发现,全球化是民族国家置身其中的时空场域,国家认同是维系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底层逻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则是民族国家实现存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分析表明,全球化在削弱国家认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在保有和增进国家认同,而“民族认同国家”的状况则决定着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化在展现复杂特性的同时,并未改变其挑战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趋势,还在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制造新的不平等;无论从强度还是层次上看,依然存在很多影响国家认同状况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系统评估、慎重对待;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作为一种“慢变量”而发挥作用,其自身也面临一系列冲击和挑战。现代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与自身的持续性建构能力及其成效密不可分,也与外部世界的环境变迁及其剧烈程度息息相关,在偶然与必然、个性与共性、时间与空间的交互作用之下,展现其丰富的可能性。

中国minzu(民族)话语的生成、实践与建构

minzu是“民族”的拼音表达,而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民族领域对外话语,其生成经历了从“民族部族之辩”到“民族族群之争”再到“民族国家民族之论”的过程。当前,minzu话语主要见于国内民族领域和地名翻译的相关使用中,以及国外的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院校名翻译的相关使用中。实践范围虽然比较集中,但minzu话语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对外宣传提供了可能。立足新时代,可以将minzu话语作为坚定民族领域对外话语自信的新符号以实现价值重塑,作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新策略以实现范式再造,从而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民族共同体之释”与Zhonghua minzu(中华民族)译法确立的新阶段。

埃尔多安时期土耳其的民粹主义政治实践及后果

土耳其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该国深陷治理危机,经济停滞和贫富分化直接威胁政局稳定。在此背景下,土耳其政府转而诉诸民粹主义以摆脱困境:首先,制造“我们与他们”对立以强化个人集权;其次,向底层民众发放福利以笼络人心;再次,意识形态转向传统宗教以争取多数;最后,对外进行积极扩张,借以转移国内矛盾。这些政策缓和了治理危机,但中长期看,民粹主义政策并不能解决既存的治理危机。一则,政治高压使错误政策难以纠正;二则,惠民政策未能根本缓解贫富悬殊;三则,回归宗教助长新自由主义;四则,对外扩张导致国力透支。民粹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言大于行”,无力或不愿触动阻碍民生幸福的根本性问题,其提供的解决方案短期看效果卓著,长远看却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甚至使国家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

新喀里多尼亚的非殖民化:原因、进程与困境

18世纪末新喀里多尼亚开始进入西方殖民统治视野,此后揭开了其与“文明”世界相互交织的碰撞史。自1853年法国吞并新喀里多尼亚后的170年时间里,双方之间的矛盾不断积聚,并发生了激烈冲突事件。按照《努美阿协定》,新喀里多尼亚在2018年、2020年和2021年举行了三次独立性公投,然而寻求独立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从表面上看,新喀里多尼亚独立运动是独立派(原住民)与法国政府权力博奔的产物,但其实质是利益之争、族际冲突及认同混乱的结构性矛盾的体现。2021年,新喀里多尼亚举行的独立公投是最后一次公投行动,但是新喀里多尼亚独立派不认同公投结果并停止独立行动。就目前观察,在没有其他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新喀里多尼亚短期内很难实现完全独立。

斯宾格勒的民族观探析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斯宾格勒在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中系统阐述其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反响,但对斯宾格勒关于作为文明与文化研究的重要单位——民族概念及内涵的解读却鲜有专论。本文对斯宾格勒关于民族概念、分类等相关问题的独到见解予以梳理解读。他在质疑传统民族概念与属性的基础上提出民族是精神(心灵)的单位,将民族划分为原始民族、文化民族与文化后民族(费拉民族)三种类型,而文化民族则是其文化形态史观思想体系中极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唯一的历史性民族。在文化与民族的关系上他极富创意地提出是伟大文化创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创造了文化。斯宾格勒并不是一个专门的民族学家,但他以文化为中心从历史作用与文化形态视角对民族内涵特别是文化民族独到而深刻的“透视”式解析,对于我们拓展民族问题研究的方向与思路还是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人类解放”思想的历史考量与现实观照

探寻人的解放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思想主线和核心要义。马克思致力于改造现代社会中人的“本质错位”的生存境遇,旨在将人从物质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在全面占有人的本质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解放。《论犹太人问题》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起始阶段和现代性批判的重要宣言,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讨论将思想论域聚焦于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在犹太人问题成为当代普遍问题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借助宗教批判、政治批判与市民社会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深刻洞察了“人的解放”的整体向度与未来图景,清晰阐明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裂的本质原因。伴随着犹太人问题的时代转换,宗教复兴运动的死灰复燃重新给现代国家披上了宗教的外衣,西方学界关于共同体的现代建构始终处于抽象思辨的境地而停滞不前,人的主体性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无法揭开人类解放的面纱。如何回归人类解放的本相面目,省察现代性的顽固性和矛盾性,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