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背景下数字经济与新比较优势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创新步伐不断加快,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中的参与程度逐步加深,国家比较优势逐渐和美国“趋同”,这被美国视为对其战略利益的重大威胁。在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通过设置关税壁垒、实施科技封锁等手段,对我国经济结构和供应链产生了较大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比较优势升级的进程。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产业升级转型与要素禀赋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我国构建新比较优势。一方面,从参与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的数量看,数据要素作为新要素,与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一同被纳入生产函数,改变了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催生出新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数智技术提高了各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有利于资源有效配置和产业路径升级,降低了生产、消费、流通等环节的各项成本,又颠覆性地创造了新的产品和服务,并促进其规模效应的形成,从而构建了产品的新比较优势和生产能力的新比较优势。

数字贸易发展如何赋能企业海外投资

数字贸易正在加速重构全球价值链,成为全球化的新引擎和加速器,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注入新动能。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贸易发展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发展显著且稳健地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并扩大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机制检验发现,在数字贸易发展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中,成本削减效应和绿色投资发挥着重要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贸易发展显著推动了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及高科技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进一步推进企业依托数字贸易催生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促进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总统推选制度变化与特朗普的回归

特朗普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通过竞选辩论逼退拜登,最终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大胜临危受命的哈里斯。他的成功和回归是其对共和党平台极致利用的结果。而美国总统推选制度的去精英化,尤其是初选的去精英化,是特朗普对政党平台进行极致利用的前提。因为去精英化,政党精英们失去对总统推选进程的主导,两党组织功能减退殆尽,沦为由可选性所主导的平台。特朗普将对政党平台的利用推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可能会诱使更多人效仿,进一步加剧两党政策“因人而异”的倾向。总统的产生已经更多地是基于民众的“任性”选择,而不是政党的组织保障,这是分析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以及观察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大选政治时不能忽视的。

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之争及其选举效应

自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大学校园作为美国社会“政治正确”之争的发源地与前沿阵地,呈现出进步派和保守派之间基于族裔、性别、性取向等系列问题的价值观分野与博弈。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正确”的早期发展对促进美国少数族群平权与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黑命亦命”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左翼身份政治开始与“觉醒主义”“取消文化”合流,推动“政治正确”的激进化,进而激发了右翼的“反‘政治正确’”运动。与20世纪末集中于美国校园的“政治正确”论战不同,近年来的“政治正确”之争已远远溢出大学校园,呈现出与选举政治的深度结合,“反‘政治正确’”运动成为特朗普右翼民粹政治动员的重要策略。

从数据保护到数字主权构建:欧盟数字安全治理的历程、动力与限度

随着数字技术日益呈现政治化与安全化趋势,欧盟对自身数字空间中安全威胁的认知发生转变,数字安全治理的重心也逐渐从数据保护转向数字主权构建。演进阶段方面,欧盟数字安全治理分为以数据安全保护为主的初步探索期、以网络空间治理为主的快速增长期和以数字主权构建为核心特征的稳步成熟期三个阶段。演进动力方面,数字竞争提升了欧盟数字安全治理的理念,安全危机推动欧盟制定数字安全治理政策,共同规范塑造了欧盟的数字主权战略。受到关键技术领域创新性不足、国际安全形势复杂等因素影响以及国家主权与统一行动的内部制约,未来欧盟数字安全治理将主要在以下方面着力:一是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安全治理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应用;二是构筑欧盟内较为统一的数字安全治理政策框架;三是向外推广数字安全治理的规则制定。

美日韩东北亚政策转向及其对地区安全秩序的影响——基于认知维度的观察

基于零和博弈的底层逻辑,美国以“修昔底德陷阱”为基本叙事看待中美权力关系的变化,并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东北亚权力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美日韩的认知反应,形成了以正反馈为主的前景损失预期,美日韩之间被抛弃的困境得到强化,被牵连的困境得到缓解,导致其对外政策出现转向,呈现意识形态化、多边化和复合化特征。俄乌冲突形成破窗效应,加速了上述特征的进展。美日韩政策转向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产生了多维影响,体现为价值观的破裂与情感的失调、权力与合法性的双重失衡及安全与发展需求的结构性错位,这些影响也给该地区前景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美国试图通过自身与盟友的政策转向来重构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并推动该地区安全格局的“去中国化”,但仍面临多重困境。

智能制造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当下,深入研究智能制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对于保障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智能制造对企业OFDI行为的具体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制造是促进企业OFDI行为的有效途径,这不仅体现在OFDI的决策选择方面,也反映在OFDI的频次增加方面。机制分析发现,智能制造能够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增强风险承担能力三个渠道来推动企业的OFDI活动。拓展分析结果表明,智能制造对企业OFDI的影响具有时间滞后性,其中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智能制造对外资企业、制造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贸易型企业OFDI的促进效果最为明显;智能制造能够扩展企业OFDI的投资广度,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本文为企业国际化行为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企业把握智能制造的时代机遇,对于推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体系压力、利基平台与亚太“中等强国”的战略分化——基于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案例研究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升级,亚太区域“中等强国”的战略选择备受关注。本文从体系压力和利基平台出发,提出了“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解释框架。在宽松的体系环境中,所有“中等强国”都偏好康德式战略,追求战略自主和多边外交,进而提升国际影响,护持“中等强国”的身份。随着体系压力增大,利基平台开始发挥作用。存在稳固利基平台的“中等强国”能够继续维持康德式战略,而缺乏稳固利基平台的国家被迫要回归洛克式战略。此外,体系的复合依赖程度同样影响“中等强国”的战略行为,体系环境的复合依赖程度升高会导致国家的战略纯度降低。通过追踪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和澳大利亚两个典型“中等强国”在不同体系阶段的战略选择,可以对上述机制进行验证。从体系压力和利基平台出发探究“中等强国”战略形成、分化和转变的动因,有助于评估该类国家的外交动向,并服务于相应外交决策。

国际关系演变的技术政治解释——以美国对华技术博弈为分析视角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常常忽视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仅将技术看作是经济和军事的天然附属。历经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深刻嵌入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技术的“杠杆和重塑作用”不断增强,进而重构全球技术竞争模式,引发国际关系的深层次演变。当下,技术竞争呈现出参与门槛高、竞争对抗意识浓、产业链和价值链战略地位空前突出等特点。同时,新技术本身所呈现的颠覆性、快速迭代性和涌现性等特征愈发受到关注。美国对华在新技术领域的“切割和封锁”策略,在瓦解全球技术共享生态的同时,迫使技术竞争的双方主动和被动地进入更激烈的博弈状态,导致全球治理出现新难题,进而给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中美多边外交实践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中美两国围绕“多边主义”的交锋愈益激烈。美国宣称其一贯遵循“多边主义”,中国则指责美国“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那究竟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呢?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多边外交实践的比较分析认为,美国的多边主义具体表现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选择性进出、追求国际多边机制利己性优先并蓄意打造竞争性国际多边机制,整体上体现着“伪多边主义”的特征;中国的多边主义具体表现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广泛性融入、推动国际多边机制公平性改革和积极创建合作性国际多边机制,整体上反映了“真多边主义”的特征。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真正的多边主义”至少应该具备广泛性、公平性和合作性三个核心特质,这既是区分中美多边外交的主要依据,也是辨别真伪多边主义的主要标准。

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基于美国经济制裁案例的研究

一国的国家安全,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建设实践上,其核心内涵或目标应该是使该国最主要政治决策力量具有决策上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构成了国家自主性的主要内涵。从理论上讲,这种决策自主性,不仅体现在对国内事务上,也体现在对国外事务上,主要指该国的最主要决策力量(不完全等同于现任执政者)所具有的可以作出让本国家或民族得以长期存续和发展而不被内外力量打断的英明决策的能力,其暗含的基础性条件是该国的最主要决策力量在制度上、物质上或合法性上得到了一定的支持或支撑。从实践上讲,对当代遭受外来经济制裁的国家进行案例研究可以发现,同等条件下,被制裁国家的决策自主性能力,往往是影响经济制裁效果,进而影响该国国家安全建设成效的决定因素,这在与发展核武器相关的经济制裁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能否在政治制度上得到持续的和更高的支持,并满足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和获取合法性上民众的普遍支持,将决定一国国家自主性能力的高低,进而决定该国的国家安全成效的多寡。该研究对于广大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安全建设具有较大和普遍的启示价值。

加工贸易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要素报酬——来自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06年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及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加工贸易转型对企业劳动要素报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加工贸易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平均工资水平,且在加工贸易转型的次年尤为明显;技术进步效应、绩效提升效应及资源配置效应是加工贸易转型推动劳动要素报酬改善的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东部沿海地区、受政策调整政策冲击较大的加工贸易企业转型,能带来更为明显的劳动要素报酬改善效果。此外,加工贸易转型程度越大、技术创新质量越高的转型企业,越有助于促进劳动者报酬的提升。着眼于进一步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改善国内劳动要素报酬水平、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应适当调整国内财税政策,引导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引导加工贸易企业融入国内生产循环;推动加工贸易企业技术创新,促进行业内劳动要素优化配置。

数字化转型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效应分析与国际借鉴

数字化转型在创新商业银行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信用风险。本文以2010—2021年140家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基于战略数字化、业务数字化和管理数字化三个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效应,并对国际同业先进经验进行了梳理总结。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与信用风险水平总体存在先降后升的倒U型关系,随着转型的深入,数字化转型会通过银行盈利能力这一机制,产生明显的“信用风险优化”效应;战略数字化、管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短期影响不明显,业务数字化转型的“信用风险加剧”效应在短期较为明显;从长期来看,战略数字化、管理数字化、业务数字化转型均会产生“信用风险优化”效应,而管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效应最为明显;异质性检验还发现,相比于非国有银行,国有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更有效地降低了信用风险水平,且数字化转型对大规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优化”效应也更为明显。

全球金融周期更迭与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基于“量-价-率”分层共振与分层传导的视角

次贷危机以来,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导致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杠杆率迅速产生强烈共振,牵引全球金融周期在扩张与紧缩之间交替更迭,引发学术界和货币当局广泛关注。本文选取来自全球33个样本经济体包含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资产价格和杠杆率的3个组别9类金融序列数据,运用分层动态因子模型对全球金融周期进行测度和解构,并构建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全球金融周期更迭的分层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全球金融周期在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杠杆率波动之间存在分层共振,其中杠杆率共振与全球金融周期的协同性最强;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尤其是联邦基金利率政策是直接牵引全球金融周期更迭的主要力量,并会通过影响全球杠杆率共振间接对全球金融周期产生牵引作用;杠杆率组别金融周期在全球金融周期分层扩散和传导中最为突出,既能够对其他两个量价组别金融周期产生同层扩散,也会对全球金融周期产生跨层传导。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中国宏观金融调控、防范外部输入性金融风险具有启示意义。

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标识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起点。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脱胎于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实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两个结合”创造的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新”,突出体现在进步性的政治主体对中华法治文明迈入新的发展样式的坚强领导;体现在对超越传统民本思想、西方人本思想的人民立场的始终坚持;体现在对“选举民主”单一性的超越,对“民主优位”还是“法治优位”张力困境的有效消解;体现在对“德法共治”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对“政党驱动型法治”中政党自我革命的深刻认识;体现在对绿色发展的促进,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体现在科技与法治的深度融合;体现在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着力构建。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成功超越了法治建设中的“西方中心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丰富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多样性,其不同维度的标识性内容反映了人类法治文明中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鲜明特征,也为后发国家形塑具有自身特色的法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识。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第十届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11月18日,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主办、江苏科技大学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联合承办的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第十届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科技大学成功举办。来自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等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生共200余人参加了本届大会,并围绕会议主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交流研讨。

北约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动因与影响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北约近年来致力于推进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其数字能力。北约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战略目标、战略领域、战略举措三个层面:在战略目标层面,其明确追求实现多域作战和增强互操作性;在战略领域层面,其着力推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战略举措层面,其重视组织架构完善、数字基建建设、数字技能培训三者的有机结合。北约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受多重因素影响,既由北约战略环境面临的数字风险与挑战所决定,也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数字化议程塑造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受北约“技术制胜”战略传统的内在驱动。北约数字化转型与新一轮北约战略转型、大国数字竞争相呼应,对联盟运行、大国关系及全球数字治理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保持北约技术优势,助推联盟战略转型;另一方面,它也会加剧大国数字竞争,扰乱全球数字治理进程。

第三方汇率变动的出口效应再分析——兼论汇率走势分化与出口方向调整

本文着重考察全球化生产中第三方汇率变动的出口效应,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的情况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中第三方汇率的总体影响呈现互补性而非竞争性特征,这表明人民币兑主要货币走势分化对双边汇率变动的出口转换效应起到反向修正作用,而且中国出口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及溢出惯性,因此汇率分化走势下出口地理方向结构不易调整。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方汇率变动的出口效应对地理因素更加敏感,当维持与地理邻近的主要贸易伙伴间的双边汇率稳定不可行时,可以选择维系人民币兑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有效汇率稳定以形成双边汇率与第三方汇率作用力的对冲来弱化出口波动、维系出口稳定。

“全球南方”视野下俄罗斯对非洲的战略调整及其启示

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已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重要特征。众多非洲国家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俄乌冲突延宕的背景下,为扭转被动局面、维护国家地位,俄罗斯提升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视,加快了对非洲的战略调整步伐,体现为加强机制化进程,充分发挥能源、军事、粮食、安全治理等领域的优势。维护在“全球南方”的国家利益、以“非对称战术”争取博弈优势、把握“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秩序变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俄罗斯对非战略调整的动因所在。从走势看,俄罗斯面临是否可持续投入、地缘回潮与大国博弈加剧及“全球南方”国家诉求多元化的挑战,但因彼此的利益需求,俄罗斯与非洲仍会继续强化互动。俄罗斯对非战略调整及其实践路径能够为中国发展对非关系提供思考借鉴。同时,中国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一员,本文对于中国研判如何在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互动的过程中处理多方关系有一定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