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物业管理互信共治新模式

通过梳理我国物业管理的发展历程,发现我国传统“中心型”的物业管理模式面临难以摆脱的“周期性危机”,制约了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导致危机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看不透的“黑箱”,即物业管理低透明度引发的信任关系紧张;难以达到的“专业化”,即专业能力缺失致使物业管理陷入“囚徒困境”;涨不动的“服务质量”,即共识机制缺失激化了物业管理的“价值矛盾”。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物业管理方式在业主、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三方之间搭建起信任纽带,构筑了物业管理的“互信共治”新路径,打破了物业管理的“囚徒困境”,实现了物业管理的良性高效透明运转,建构了住宅小区“去中心化”物业管理新模式。

中国黑土地保护:政策演变、现实障碍与优化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于2022年正式出台,中国黑土地保护工作任重道远。采用文献分析法,根据黑土地保护政策的重点内容,将中国黑土地保护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划分为“萌芽”阶段、“建设”阶段、“体系化”阶段和“法治化”阶段。研究发现,黑土地保护面临诸多现实障碍,如黑土区水土流失严重,黑土质量不断下降,农民保护意识不强,保护性耕作推广困难,以及黑土地保护的长效机制未建立等。为切实保护黑土地,应当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提出的新要求,从加强水土流失防治、探索创新保护性耕作技术和适宜的耕作模式、调动农民参与黑土地保护的积极性、建立黑土地保护的长效机制等方面深入推进黑土地保护工作,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社会保障参与有助于农村土地流转吗?——基于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

随着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得到缓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提高,农村土地流转供给不断增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8年数据,构建了双重固定效应模型,旨在考察社会保障参与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村土地转出具有显著影响;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于农村土地转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显著抑制农村土地转入;劳动力转移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村土地转出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村土地流转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不明显。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并购融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陆港通”多期双重差分的经验证据

“陆港通”政策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利用这一外生事件,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陆港通”对企业并购融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陆港通”实施可以降低并购的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扩大并购的外部融资规模,缓解并购的融资约束程度,并且这种作用在非多元化和非关联企业并购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地探究“陆港通”对并购融资的影响机制,可以发现该政策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加强治理效应两种途径缓解企业的并购融资问题。因此,并购企业应积极响应“陆港通”政策,从而引入更多成熟的境外投资者,达到提高并购效率、提升并购效果的目的。

间接税归宿收入再分配效应的时间变化趋势研究——基于减税降费期间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的评估

为保证财政政策效能提升,须准确评估间接税改革的受益群体分布与收入分配效应。基于2012—2020年CFPS微观数据,构建了投入产出税收价格模型,对间接税归宿收入再分配效应的时间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扩围”、税目分立以及一般税率下调使得总体居民,尤其低收入群体间接税有效税率显著下降,提升了社会福利水平;间接税及分税种K指数为负值,在减税降费过程中,税制结构性调整减弱了其累退性;间接税具有逆向调节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但此阶段间接税总体效应已由-5.45%改善至-2.27%,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均有所改善。因此,提出关注初次分配公平,继续实施留抵退税、优化间接税税率与税目等建议,以发挥间接税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端制度优势。

不同水平英语学习者词块使用的结构与功能特点

基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评价学习者语言水平,使用语料驱动的方法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写作文本中词块的使用情况,特别是不同水平英语学习者词块使用的结构与功能特点。研究结果表明:语言能力影响词块使用的准确性和多样性;词块结构方面,低水平学生倾向使用更多比例的动词词块和较少比例的短语词块,相对接近会话语篇特征,而高水平学生则倾向使用更多比例的短语词块和较少比例的动词词块,相对接近学术语篇特征;词块功能方面,立场词块和信息指示词块呈现学生水平越高使用比例越低的趋势,而语篇组织词块则呈现学生水平越高使用比例越高的趋势。研究发现对中国不同水平英语学习者语言特征的描述提供了实验证据,也为语言自动评价提供启示。

走向统纳式:社会组织高质量党建新思路——基于“结构-功能-过程”分析框架

任务导向的社会组织党建实践缺乏针对高质量的图景识别,一定程度导致对有形而非有效的关注。破解社会组织党建的理论与实践双重困局亟待回应“何为高质量党建的应然样态”。为此,跳出传统宏中观的分析定式,在“嵌入”与“统合”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统纳式”社会组织高质量党建新模式。同时,纳入“过程”维度以调和结构功能主义的静态逻辑,构建起“结构-功能-过程”的理论框架,继而从系统结构关系、功能维度呈现、动态周期过程三维度微观呈现了统纳式党建的应然图景。“统纳式”党建应体现结构上的系统性、关系上的柔性化、流程上的动态性,具体可通过“结构”维度的组织群域关系、“功能”维度的多维要素呈现以及“过程”维度的不同生命周期得以阐释。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辩护冲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主导模式”、“控审合作模式”、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与被追诉人自身利益考量之间的矛盾,以及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差别性法律帮助权是引发辩护冲突的主要原因。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律师处理辩护冲突应当以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为出发点,坚持有限的独立辩护原则,强化辩护律师的协商义务,并在特定情形下履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认罪”协商与“认罚”协商之辩护冲突分别处理,并确立审查起诉阶段控辩争议问题待处理的程序机制。审判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定性”与“定量”存在争议的案件分别处理,并构建审判阶段辩方否定认罪认罚的程序规则。

财政分权的碳排放效应:空间溢出与机制检验

立足于“双碳”目标实现的现实需求,在厘清财政分权影响区域碳排放的理论基础上,基于2007—2019年我国30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效应、空间效应与作用路径。全国层面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本地、邻地碳排放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收入角度指标作用效果大于支出角度。分区域检验发现,中部地区直接效应显著为负、间接效应显著为正,西部地区影响特征与全国层面一致,而东部地区则与之相反。机制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两个维度均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间接促进地区碳排放。据此提出强化中央碳排放治理事务的博弈力量、探索推进碳税征收、加强府际合作、优化产业结构等政策建议。

本土市场规模与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基于国内国际市场协同的视角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构建本土市场规模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理论模型,采用147个国家(地区)205种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本土市场规模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呈显著促进效应,且这种作用在数字基础设施高水平国家、非毗邻大国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渠道检验显示,本土市场规模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影响出口复杂度。此外,基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协同的视角,发现发展中国家进口依存度与本土市场规模具有协同效应,能够促进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其出口依存度则存在负向作用,而发达国家则相反。

网络民粹主义话语表达对大学生负性社会心态的影响——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些年在网络上兴起的民粹主义及其话语表达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影响越来越大。依据社会比较理论和网络民粹主义形成与传播的话语策略,以707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对网络民粹主义话语表达影响大学生负性社会心态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网络民粹主义话语表达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负性社会心态;上行社会比较在网络民粹主义话语表达对大学生负性社会心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网络使用强度调节了网络民粹主义话语表达—上行社会比较—大学生负性社会心态中介机制的后半路径,较低的网络使用强度会增强上行社会比较对大学生负性社会心态的影响,更高的网络使用强度会缓冲上行社会比较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负性作用。

同事额外努力、员工绩效目标导向与工作结果——组织自尊的调节作用

同事额外努力是引发职场社会比较与影响员工行为态度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从他者视角出发,采用情景实验和两时点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同事额外努力对员工绩效目标导向及工作投入和工作倦怠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同事额外努力通过影响员工的绩效趋近目标导向和绩效规避目标导向,进而影响工作投入和工作倦怠;对组织自尊越高的员工,同事额外努力越倾向于激活绩效趋近目标导向,抑制绩效规避目标导向,进而提高工作投入,缓解工作倦怠。

惯例转移要素分析:来自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利基项目间学习的实证研究

针对项目间学习的惯例转移进行研究,梳理了惯例转移的概念及内涵,从理论上探讨惯例转移与内外部环境、知识能力以及团队互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主成分分析和随机森林模型,构建影响惯例转移的重要因素组合,通过对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的定量化分析,以评价惯例转移难易程度。通过2015—2019年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惯例转移定量分析,发现惯例转移受不同环境要素影响,并且处在不断进化的学习过程中。知识资源、经济环境对于多数惯例转移是重要的、起作用的要素,易于在其他环境中发生转移,而末端型治理增加了知识资源(通用知识)的转移难度。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等要素是惯例转移过程的主要冲突因素,使惯例难以在其他环境中发生转移。

首席营销官职位对企业营销绩效的影响研究

随着企业营销管理工作变得愈加复杂,无论是从实践角度还是理论角度,企业都需要了解在团队中设有首席营销官(CMO)职位能否提高企业营销绩效。选取2015—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批发零售行业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研究高管团体中设有CMO职位对企业营销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CMO职位正向影响企业营销绩效;企业营销能力和媒体关注度在CMO职位与企业营销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调节了CMO职位对企业营销能力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高管团队建设和营销管理实践提供了参考价值。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范构造:要素缺失与补正

强制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被分为效力性与管理性,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为防范公法的不当干涉,实现管制与自治的平衡。该概念构造试图仅根据规范意旨将强制性规定一分为二,并对法律行为效力具有不同影响,充斥着公法管制思维,先验地肯定某一社会公共利益绝对高于所有个人利益,却忽略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多元性以及最终服务于个人利益,而且个人利益也会转化为社会公共利益,应当采取违法行为效力个案具体认定的私法思路。评价法律行为效力不能完全无视私主体主观因素,法律行为无效作为私法上最严厉的惩罚,如果绝对否定主客观相一致将会过度侵犯行为自由。商事营利追求和自由主义等特性也要求对商事交易行为的无效更为慎重。应当避免将合同生效、履行这一私法逻辑推论不当套用到公法规制当中,不顾其对于私法自治干预程度的巨大差异。

为何迎“险”而上?管理开放性对越轨创新的影响

如何有效地帮助组织引导员工实施越轨创新,迫切地需要理论界和实践界给出答案,现有研究鲜有基于信息加工视角考察管理开放性对越轨创新的影响。通过236名在职员工两阶段数据,探讨了管理开放性对越轨创新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结果表明:管理开放性对越轨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安全感在管理开放性与越轨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创新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在管理开放性与越轨创新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集体主义导向在心理安全感与越轨创新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越轨创新的理论研究,并为企业更好地激发和引导越轨创新提供相关对策。

《美墨加协定》“毒丸条款”法律性质之辨析

《美墨加协定》第32.10条强行赋予缔约方不得与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单向性义务。从性质上讲,该条款属于“驱逐”条款,而非“退出”条款,目的在于迫使缔约方与中国作切割,因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目前都未正式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政府官员也毫不讳言将此视为孤立中国的“毒丸条款”。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出的涉华贸易制裁新措施,我们需要正视“非市场经济国家”概念背后的法律逻辑和随之而来的救济难度。在美国力图架空WTO规则的背景下,解析“毒丸条款”的非法性对于我们认清贸易保护主义本质和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积极加入区域贸易协定来化解涉华贸易制裁带来的消极影响。

房地产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的高阶矩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随着我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房地产业转型逐步提速,房地产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程度逐渐加深,科学衡量两个市场间风险溢出效应变得尤为重要。基于GARCHSK模型和DY溢出指数模型,分析了房地产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溢出机制及各阶矩风险溢出,聚焦高阶矩风险溢出。研究结果表明,两市场间存在具有显著时变特征的双向风险溢出;多数情况下,房地产市场是风险的净传递方,且对不同绿色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情况有所不同。根据研究结果,围绕市场监管者、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绿色金融投资者三个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及其对人的现代化的启示

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一思想是马克思在欧洲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各种共产主义思潮蓬勃兴起的背景下为科学阐释共产主义思想而逐步形成的。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确立为全面性和自由性的统一,其中的全面性包括全体人的共同发展、个体人的普遍本质,以及观念的总体性和个体人的全面关系等;而自由性包括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自由、人的个性才能发挥的自由和职业生活选择的自由。从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角度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资本的现代化,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的异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这与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一脉相承。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对当代人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地方政府政策工具组合何以提升地理标志品牌——基于32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地方政府运用政策工具组合促进地理标志品牌提升,是通过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方式。根据中国32个地方地理标志品牌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地方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工具组合实现地理标志品牌的提升。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提升地理标志品牌存在四种显著政策工具组合路径。其中,制定规划政策工具是提升地理标志品牌的必要核心条件,公共服务和推介宣传政策工具多以反向形式或缺席状态存在,而同时采用制定规划、法律保护政策工具对于提升地理标志品牌具有较高推动力。通过对地理标志品牌提升的政策工具组合研究,为地方政府促进区域地理标志品牌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