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理性边界与未来进路

对于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而言,数字化转型既是机会又潜藏危机。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必然趋势,并引发其在课程建设、实践教学、技术媒介等方面的逻辑转向,表现为从集群化“思政课+专业课”到数字化“大思政课”,从思政知识“口耳相授”到数智思政“具身沉浸”,从思政课堂“云上平台”到课程思政“数字生态”。其间,亟待澄清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主体理性、内容理性与过程理性,秉持课程思政教育思维与数字思维,兼顾思政理论知识与虚拟仿真体验,协同“三全育人”与思政数字治理。为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与数字化转型实现共生发展,需要警惕数字技术异化,重塑高校课程思政的制度体系;分类组建数字联盟,打造高校课程思政的数智生态;探索多元表达方式,构建课程思政的数字话语体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阐释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关乎国本,关乎国运。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化建设置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科学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

我国数字乡村试点的政策工具偏好及区域差异——基于全国72个试点县域的扎根分析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自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试点以来,全国各试点地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已有研究或从乡村发展与变迁视角来阐释数字化建设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或从数字治理视角呈现数字化驱动乡村治理的过程和机制,而较少关注“试点”政策本身,更缺乏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归纳和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研究对全国72个数字乡村试点县域的一、二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最终提炼出能力建设型、协同治理型和创新激励型三类政策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实践张力—动力机制—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目标实现”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以政府主导为依托的能力建设型工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叠加协同治理型与创新激励型两类政策工具,共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纵深发展。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因其自身物质基础较好,偏重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西部及东北地区则更偏好能力建设型工具的运用。然而政策工具的选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由单一转向动态化与多样化。本研究可为数字乡村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工具借鉴,也可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数字资本主义技术代码视域下功绩主体的自我剥削与自由悖论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基点,既承载了数字生产力的纯粹要素方面,也维持和重塑着数字生产关系。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表征了数字技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内聚统一,形塑了数字资本主义下崭新的功绩社会。功绩社会下,驯化主体被功绩主体所代替,功绩主体将传统的否定禁止和他者剥削翻转为肯定示好和自我剥削,自我剥削打着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优化和自我完善的幌子,实际却是自我征服、自我促逼、自我耗散和自我毁灭,由此呈现出自由的功绩主体不自由的悖论景象。对此,我们需要求教和回归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技术批判的原则方法,透视和掌握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和技术本质,识破功绩主体自我剥削的不自由真相,分析其深层本质和致因逻辑,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一种真正自由的可能的未来方向。

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历史逻辑、时代要求与未来进路

国家高度重视教师教育事业,并领导教师教育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经过百年奋斗,我国教师教育在目标定位、层次结构及教育模式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教师教育肩负着为党和国家培养高质量教师的当代使命。面对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时代任务,应不断提升新时代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专业素质能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努力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回应新时代中国式教师教育的新要求,应当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教师教育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经验,继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着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搭建教师教育“立交桥”,持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完善教师质量保障体系,促进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城乡教师一体化模式,实现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

我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内涵、现实挑战与现代化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方向和任务。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其基本前提是科学把握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逻辑、教育逻辑和实践逻辑,以坚持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方向为指引,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健康发展为根本,以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为追求;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与限度上,应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资源均衡、公益普惠和产出效益的关系。然而,当前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依然面临着结构性矛盾突出、质量评价亟待推进、投入效益有待提升等多重困境。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应以人的现代化为根本,以人民满意为宗旨,以质量提升为抓手,以高效治理为保障,加快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育人体系、供给体系、标准体系和制度体系建设。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超大型政党治理的双重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超大规模政党,大党有大的优势,也有自身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在其一百多年的进程中不断探索自身治理的有效路径,形成了“人民监督、人人负责”的第一个答案和“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进入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监督的最新形态,党的自我革命进一步丰富完善,由此形成了“内外兼修”的双重路径,开创了超大型政党治理的新形态、新成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第一个答案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是超大型政党治理的外部路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使命任务的行动自觉,是刀刃向内,是内部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党的自我革命具有目标指向的一致性,旨在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两个答案”内在统一,都源自党的初心使命,贯穿党的奋斗历史,统一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类型政党的本质区别,从政党发展、政党现代化的角度看,是一种与时代同向而行的政党治理创新。

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驱——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向度的考察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主动探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原本分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使命的文化形态得以有机融合和发展: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阐述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光辉典范。

生成式人工智能防沉迷立法问题研究

既有防沉迷规范的适用范围有限并且没有指出相关主体的具体义务,其难以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令人沉迷的风险。从原因视角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令人沉迷的原因在于其生成的虚拟世界更具有吸引力、精准推送产生舒适性、虚拟人物使人产生情感依赖。从后果视角分析,人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沉迷容易造成创新能力退化、道德标准僵化与价值导向机械化、审美形式化等问题。基于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和开发者首先需要履行审批和披露义务。其次应设置防沉迷层面的算法,包括根据用户的年龄等因素设置相应的防沉迷策略,设置用户偏好推送的限度,履行适当的披露义务并拒绝提供情感慰藉;应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思维认知领域“作为思想生成、创新工具”加以限制;设置道德过滤机制;在特定情形中限制“直接提供成品”的使用频次。再次,定期进行算法检查。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和开发者违反防沉迷、防止依赖义务应当承担行政责任。

实现精神自信自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旨归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系统回答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有利的文化条件。

乡村文化振兴的历史演进与创新路径

近现代以来,我国一直重视乡村文化建设,这主要包括以下阶段:一是西方文化视野下对乡村落后文化的改进,二是中西文化交融下对乡村文化的辩证理解,三是以主体自觉对乡村文化进行改造,四是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这是一个不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化、实践化的过程。目前,乡村文化振兴在文化知识、文化习俗、文化产业、文化道德、文化精神等方面都有探索创新,但仍存在难以突破的瓶颈问题,需在观念与路径上有所改变和创新。这包括克服乡村文化振兴的悲观论、空洞论、唯科技论,强化其价值选择与心意相通,并深化内容和创新形式,特别是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将文化人才振兴作为根本抓手。

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实践智慧和学说体系

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源于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但只有“进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并“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才能真实地掌握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对于辩证法的最大误解,就是把思想的内容和形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割裂开了,把辩证法变成了没有思想内容、概念规定、理论内涵的纯粹的“工具”或“方法”。辩证法的实践智慧,不仅是如何看待和对待“人生”的智慧,也是如何看待和对待“历史”的智慧,还是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智慧。把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升华为学理化、体系化的概念系统就是辩证法的理论或学说。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需要学习和研究学理化、体系化的辩证法理论。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就要在总结辩证法史的基础上,创建具有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的当代中国辩证法理论。

信息网络地位与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技术发展促使信息流动打破时空局限,形成信息网络并深刻影响经济主体效率。以往研究通过交通基础设施、企业生产等形成的城市网络,研究信息在城市之间流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但这并非衡量城市信息网络的最直接方式。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城市之间的日频百度搜索数据,构建了城市间信息网络,并用信息联系强度、信息多样性刻画信息网络地位特征,并讨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联系强度和信息多样性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且仅在中西部地区显著;省间信息网络作用大于省内;促进知识溢出、带动城市创业是信息网络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本文为中国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经验依据,也为数字经济时代城市提升产业结构提供了可行路径。

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有效性:来自28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政府治理有效性是对治理能力予以定量识别的重要参考。本文基于2003—2021年我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对提升政府治理有效性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够提升政府治理有效性。进一步将政府治理有效性细分为经济治理有效性和社会治理有效性发现,数字技术既能够通过要素流动机制让企业信息获取能力提升和重资产比重降低,提升经济治理有效性,也能通过政治参与机制增强民众政治效能感和政府信息处理水平,帮助政府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在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城市、适度数字人才集聚度城市、超特大城市、副省级以上城市、资源型城市以及市场化程度和财政透明度高的城市中,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的作用更强。同时,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在东部沿海、黄河中游等人口密集地区显著为正,在西北地区显著为负。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本地数字技术发展也能促进相邻城市政府治理有效性提升。对此,政府应制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加强民众数字素养教育,制定全国性的数字治理发展规划,构建地区间协同互通的数字政务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根脉

确立教育学的文化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话语体系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是增强中国教育学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之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话语体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意味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话语体系,必须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有机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话语体系中,加快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话语体系。

我国营商环境治理中的政策工具选择策略——基于51份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相应的政策工具。分析我国营商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既要把握现实的政策,又要具有理论思维。本文基于政策工具选择理论,建立政策工具组合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2014—2022年我国国家层面营商环境治理的51份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营商环境治理中的政策工具选择表现为资源供给、需求整合及环境法制三类。资源供给类政策工具以政务服务提升作为主要手段,带动技术、资金等资源的投入。需求整合类政策工具以满足市场主体需求为主,将企业发展与市场塑造进行耦合。环境法制类政策工具强调强制性手段的合理运用,通过法规制度来规范营商环境的发展。未来,我国营商环境治理还需要不断推进政策工具创新,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的具体类型,注重政策工具的科学运用。

《伟大征程》的“人民性”底蕴及其政治美学表达

《伟大征程》是继《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复兴之路》《奋斗吧中华儿女》之后的又一部大型情景史诗,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辉煌进程。《伟大征程》不但继承与发扬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性文艺”的创作宗旨,还特别突出“人民史观”的政治审美叙事,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追求,折射出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美学表达。《伟大征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但扩充了“人民性”的内涵,更是将其政治审美的境界提升到“人类终极关怀”的高度,推动人类和平共赢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史料所见丁汝昌自尽诸家说及相应价值误判

关于丁汝昌自尽的问题,百多年来聚讼纷纭。实际上,无论是日本人《劝降书》中的巧妙预设,还是中日双方臧否不一的两极认识,也无论是研究者们动用的古今中外标准,抑或史学爱好者凭心情勾画出的丁军门像,都未能完全贴近丁汝昌自决前的心理活动和决绝一念。爬疏原始史料并弄清这一问题,对于客观面对和解释新旧时代遭遇后东亚军政人物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其实效性,或有补益。

学科观念的生成基础及其教学进阶

学科观念是核心素养的内在要素,是学生在课程学习中需要建立起来的学科领域关于客观世界的基本判断和主要观念。课程标准中明确了诸多学科观念,包括物理课程的物理观念、化学课程的化学观念、生物课程的生命观念、地理课程的人地协调观等等,均反映了学科领域特定的思想立场、思维方式与理解姿态。学科观念体现了每门学科理论视域下独特的世界图景,是塑造学生思维方式、信念体系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基础,有助于学生整体把握学科知识体系、形成学科领域的认知方式,并获得将知识迁移到真实情境以解决复杂问题的可能性。学科观念的生成依赖于对学科对象认知的彻底性、对学科概念的结构性把握、对学科判断的整体性概括,以及对学科知识的迁移性实践,且要求学生经历对客观实在的学科审辩、概念关系的逻辑推论、学科范畴的意义理解和真实情境的问题解决的学习进程。在课堂教学中促进学生学科观念的生成及其实践转化,需要注重概念关系学习与范畴认知、创设问题导向的真实情境学习、嵌入基于探究的跨学科主题学习,并开展推进学科观念实践性转化的学科实践活动。

《诗经》风诗叙事及其传统——《诗经》研读笔记之二

《诗经》十五国风,长短160首诗,记录着上古社会生活和周人情感活动的种种情况与风貌,它们同《诗经》中的史诗一样,贯穿着并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抒(情)叙(事)传统。它们涉及的内容主要有恋爱家庭、农事生产、战争徭役、对统治者的美刺等几大方面。以往因为叙事一直受到忽视,风诗常被笼统称为抒情诗,中国文学也被说成是只有“一个抒情传统”。本文试取叙事视角,指出《诗经》风诗中不少篇章与历史记载可以互证,有的诗篇明显叙述一个故事(或个人经历),有的诗表面虽未直赋,却通过比兴、咏叹、对话、独白乃至写景抒情暗示出其背后实含一桩事情,从而切实地反映出生活的一角。这种“事在诗外”和抒叙浑融的现象是《诗经》风诗的重要艺术特色。运用叙事分析方法读诗,能够更全面细致地揭示抒情诗的丰富内涵,也更确切地理解中国文学从源头开始就贯穿着互惠博弈的抒叙两大传统,而绝非只有一个抒情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