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学”?

什么是“人文经济”?“人文经济学”是何种“学”?必须突破学科思维,在人类文明形态的大视野和文明史进程的大格局中理解和把握。人文经济学本质上是文明论而不是学科论,其要义是“人文-经济”一体学,它不是“人文”经济学,而是“文明学”。西方古典经济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理一分殊地揭示:人文与经济是人类文明的两个基本构造,区别在于,“人文”的核心在西方是宗教,在中国是伦理,它们赋予经济以不同的“精神气质”,也赋予文明以不同文化形态。20世纪是文化大发现的世纪,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最重要觉悟是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觉悟,这种觉悟在中西方采取了不同的问题式,也体现为不同的国家战略。“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可以破解三大前沿性文明难题: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经济悖论;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互荣;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与人文后力。借此,赋予现代文明、现代化以“中华”形态和“中国式”气派。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文旅产业融合空间结构研究——以江苏为例

通过江苏省2014—2019年的文旅产业面板数据,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得出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权重,在修正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文旅产业融合空间关联矩阵,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江苏省文旅产业融合质量空间引力网络结构特征,最后采用QAP分析探究江苏省文旅产业融合空间关联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江苏省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在研究期内得到较快发展,但区域差异明显,苏南地区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普遍较高;文旅产业融合质量网络整体密度增大,逐渐打破地理和行政区域限制;邻接关系、科技创新、政策支撑要素对于文旅产业融合空间引力网络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人工智能伦理:规制、理论与实践难题——学术史梳理及其问题域考察

人工智能技术(AI)智能体面临包括决策权、所有权、隐私权等方面的伦理风险问题,也面临作为智能体在独立学习内容和独立行为目的等“类主体行为”中伦理能力方面的风险问题。为了规范发展,避免伦理风险发生,各机构、组织和企业建立了各自的准则和标准。国外学者关于AI伦理是否可行的探究,涉及AI主体形态(作为agent的)伦理复杂性问题、AI行为形态、AI位格形态关于道德权利(地位)、道德责任的争论。国内相关研究路径主要有三条:对AI的主体地位进行形而上学的分析、对AI伦理问题提出相应的实践解决框架、对AI的具体应用领域中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从风险规制、理论拓展、实践难题三个方面对人工智能伦理进行学术史梳理及问题域考察,需要聚焦三大前沿:(1)推进系统化的AI伦理理论和原则框架;(2)建立“理论-实践”“全球性-地方性”相沟通的开放性解题思路;(3)形成探索AI道德形态研究的新方法。

中国式老年照护模式中的孝道文化传承与发展

构建中国式老年照护模式必须重视养老的文化面向,深入挖掘传统孝道文化中的养老资源。家庭照护和社区居家照护是中国式老年照护模式的两大核心内容,两者相辅相成赋能家庭形成有弹性的照护安排。情感纽带和类差秩序是孝道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内在机制。情感纽带在当前家庭照护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而以代际类差秩序为前提的孝道刚性约束已被打破,继而凸显出社区居家照护的补充性和保障性意义。充分发挥社区养老共同体的情感价值和资源聚合优势,尤其是数智技术在照护需求响应、资源供需对接、云社区建设等方面的应用潜力,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式老年照护体系,推动孝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哲学“直觉”论内涵辨析

笼统的“直觉”概念内涵缺乏清晰度,中国哲学的直觉概念有自己的特殊规定从而天然与西方哲学区别开来,在中国哲学内部具有语境统一性。这个统一性在实际话语氛围中还必然判别为本体论、认识论、生存论等多个意义侧面,从表现上看各侧面的直觉具有特定意趣。另外“中国哲学”是以儒、佛、道三教为代表的,三教的直觉内容和形式都有差异,这让“直觉”内涵更加丰富隽永。所以中国哲学“直觉论”有自身的特点,为此要做必要的澄清工作。

审计监督协同机制:涵义与构建

要更好地发挥审计的治理作用,必须从系统的观点来认识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审计内部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实现多维度协同:在横向,审计要与人大监督、党内监督等监督力量协同,从而形成监督合力。在审计监督内部,国家审计要与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形成协同,以充分挖掘审计资源、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并形成三类审计相互促进的局面;国家审计机关内部不同部门、不同项目组之间要相互协同,以实现审计资源的统筹,提高审计效率、减少重复审计。在纵向,国家审计内部上下级审计机关之间要形成良好的协作关系以整合审计资源、提高审计质量。

信用连带责任及其在政审制度中的适用研究

信用连带责任产生至今先后经历了工具化、污名化和规范化三个阶段。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以其财产支付子女入学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属于典型的合法信用连带责任,禁止涉疫失信个人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参军、入党、报考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等属于典型的非法信用连带责任。将家庭成员的失信记录作为政审内容有助于加大个人失信成本、打造信用家庭共同体和提升政务司法系统公信力,但因其可能会剥夺或限制政审对象的入学和就业资格而极易遭到侵犯基本权利的质疑。为了避免发生因过度连带和不当连带引发的侵权事件,在政审中一定要强化信用连带责任适用的规范性:信用连带依据法定化;信用连带范围最小化;被考察的父母失信行为限缩化和类型化;适用信用连带责任的政审领域特定化。

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与城市工资溢价--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高速推进,人口呈现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聚的长期趋势,对城市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产生重大影响。基于LandScan全球人口分布数据,计算出衡量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的人口平均密度、人口加权密度和变异系数,探讨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中,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对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万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对城市工资溢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城区常住人口小于100万的中小城市,人口平均密度对城市工资溢价没有影响。进一步通过人口加权密度和变异系数考察城市空间紧凑程度的影响发现,紧凑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在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导致工资折价,而在其他城市导致工资溢价。这意味着中国超大城市仍具有较大集聚空间,而目前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制约集聚效应发挥。研究结论为优化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启示。

妇产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形成性评价的构建及应用探索——基于置信职业行为

以胜任力为导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现代医学教育改革的趋势,但是现有以胜任力导向医学教育的岗位胜任力框架在临床教学运用中存在缺陷,置信职业行为(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EPAs)作为一种工作场所的评估方法,将抽象的能力评估转化为对临床实践的置信等级决定,促进胜任力导向医学教育的实施与发展。以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妇产科为例,经过文献回顾、设计EPAs草案、确定核心EPAs,锚定其所对应的胜任力和里程碑,并将里程碑映射到EPAs,选择培训课程的教学方法等完成EPAs指标构建及初步应用,为妇产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供新的探索,以便进一步优化住院医师胜任力导向的临床培训。

金融安全指数构建及状态识别研究

运用TVP-SV-FAVAR模型构建金融安全指数,通过马尔可夫状态识别与时变脉冲响应分析,揭示金融安全指数状态转换特征,解析金融安全各维度指数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响应模式。研究发现:(1)构建的金融安全指数能有效识别尾部事件冲击,准确刻画金融安全各维度状态及发展趋势。(2)我国金融安全指数在高区制以及中区制状态下具有显著持续性,表现出较高的中高区制稳态概率。(3)各维度金融安全指数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存在期限异质性,短期内金融安全较大程度受到金融发展质量以及金融监管能力的正向冲击;中长期我国金融安全主要受到金融竞争力、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稳定水平的影响。

金融发展能够改善教育代际流动性吗?——基于微观家户数据的分析

研究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并将教育代际流动性分解为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和教育代际交换流动性,构建金融发展对两者影响的理论框架,分析其作用机制,提出金融发展影响教育代际流动性的相关假说,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与理论假说基本一致:首先,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教育代际交换流动性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正向影响主要来自其对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次,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信贷市场较为成熟的东部地区的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最后,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水平这一作用机制对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产生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研究生“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实践思政”协同育人模式构建

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相对薄弱。应从整体视野顶层设计构建研究生“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实践思政”协同育人模式,建立协同育人机制。结合东南大学交通运输工程研究生培养实践提出推进举措,可从中微观层面探索研究生思政教育改革,推动“大思政课”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维度——基于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背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次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给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的同时,也引发了一波新的逆全球化浪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面临新形势,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因时而进,从人类共同的价值视野和人类整体发展的价值理念去引导大学生如何在个体、国家和世界等不同维度上,明辨复杂形势、形成共同价值,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者。

孟子性善论的伦理使命

孟子性善论试图打通天道与人道、真与善、外在环境与内在自我之间的鸿沟。此宏大的理论抱负集中体现为三大伦理使命:(一)人性存在论确立人性的本体根据,断定人性是人人生而固有的先天之心;(二)人性价值论肯定人性善是人性先天具有的、源自“四心”的道德价值,是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影响的内在善,是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三)人性方法论主张人性善的实践程序是天道通过君子实践人道,也就是说,君子秉承天道,自觉地保持善、追求善、彰显善。孟子性善论既有其生命力与合理性,亦有其不足之处。其伦理使命的当下践行,尚需注入新的时代要素。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韧性: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

以2008—2022年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涵盖预防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三个关键维度,以量化企业供应链的韧性水平。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从供应链的预防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三个方面显著增强供应链韧性,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供应质量间接提高供应链韧性。企业所有权性质、科技投入水平和区域虚拟集聚程度等因素对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韧性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研究结果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增强供应链韧性提供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为企业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自身竞争力提供了实践指导。

外国代理人管理的制度构建、实践路径与中国因应——从《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展开

《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我国对外国组织进行管理的权力和外国实体遵守法律、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义务。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是这一规定的实现规则,有待落地实施。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理人就代理的相关信息进行登记,对代理关系中的关键内容做出界定,并就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持续性提出要求。相关制度的执行总体具有较明确的法律指引,并设置了相应的违法惩处机制,该制度的执行在近年更趋主动化、严格化。该制度曾因对日本实体游说的执法效果不佳而有所加强,目前对于涉华实体的监管也日趋强硬,相关案例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可参考域外立法经验建立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

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创新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是习近平城市治理系列论述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城市治理共同体,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议题。正确把握城市治理共同体思想的精神要义及其时代境遇,深度挖掘“枫桥经验”赋能城市治理共同体的逻辑关联和创新意蕴,在城市治理共同体数字化建设进程中不断丰富和拓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更深层次、更大领域的文明影响力,乃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增添新动能的实践之道。

“心”之性质、类型与特点——中国哲学的读解与赋义

中国哲学对于“心”之性质、“心”之类型、“心”之特点等都进行过广泛且深入的讨论。关于“心”之性质,中国哲学中主要表现为三种指认,即善之心、恶之心、兼善恶之心;关于“心”之类型,中国哲学中主要表现为四种界定,即认知心、情绪心、思维心和意志心;关于“心”之特点,中国哲学主要论及了无形无臭、无影无踪、变幻莫测、虚明可鉴等四种表现。这些判断展示了中国哲学对于“心”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哲学关于“心”的讨论,透显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心”之善的判断,是为了弘扬良善,“心”之恶的判断,是为了清除邪恶,从而表现出伦理关怀;其对“心”类型的界定,则表现出对“心”的本质与特性的求解及其水平,从而折射出科学探索精神;其对“心”特点的解释,不仅为“心”去恶趋善指明了方向,而且显示了“心”的人民性价值取向,因为“心”的圆融无碍意味着升华、富裕百姓生命而与民心贯通。

儒家有意志自由吗?——以康德为参照

儒家是否具有意志自由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议题:有人以康德为标准,否认儒家具有意志自由;有人则认为儒家具有意志自由。意志自由是多样性的,既有康德所坚持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意志自由,也有康德所反对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意志自由,后者比前者更加符合实际。儒家从现实出发,其意志自由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意志自由,人虽受到现实限定,但又高度自由。以儒家性善论来否定儒家具有意志自由不能成立,性善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人们的为善方向,但并没有剥夺人们的选择自由。正是因为人性善,道德构成了人的本质规定性,所以,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意志自由,而是通过承担道德责任成为道德之人,意志自由后于道德责任,意志自由受到道德的限定。

高管新闻报道的媒体情绪能影响企业ESG表现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以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为核心要义的ESG理念得到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在高层梯队理论和利益者相关理论基础上利用2009—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高管新闻报道的媒体情绪对企业ESG表现可能的影响和机制。此外,通过中介效应检验了管理者的超额津贴、融资约束与高管新闻报道的媒体情绪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新闻对企业高管的媒体报道越正向企业ESG表现越好,这一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新闻媒体对高管的正向报道会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ESG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受到更多正向高管新闻报道和ESG表现更好的企业的股票回报率更高,机构投资者更乐意持有高媒体情绪指数的公司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