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

一、吴国的国名及由来吴国国名,史籍记载历来作“吴”,见于《春秋》经、传和《国语》、《战国策》以及《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他如先秦典籍,也作“吴”,如《周礼·考工记》:“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楚辞·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是其例.秦汉典籍也作“吴”,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70年代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也作“吴”.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

论中国墓葬封土之源流

本文从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墓葬封土的源与流。作者运用大量的考古材料论证了封土最早起源于江南土墩墓，且具有浓厚的社土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文化涵义。进而又从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入手，从阴阳五行等方面考察了周文化浓厚的母性色彩以及社稷的地母和祖先崇拜的祝殖文化意蕴，论证了周文化吸收江南封土文化因素的必然性，论述了二者的契合以及封土传入中原的变异和发展。

汉晋胡俑及佛教初传中国摭遗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对我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的传入,而新疆茫茫戈壁一直被认为是佛教初传汉地的必由之路。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这种传统观点开始动摇。我从1989年以来曾三次撰文对汉晋胡俑及佛教由海路初传中国进行了探讨,但限于篇幅,未能对有些相关史实展开讨论,本文所要论述的就是其中几个重要的遗留问题。 一、匈奴胡俑考略 匈奴是一个古老而强悍的游牧民族。

江苏文化史论纲

本文以中国文化为大背景，以今日江苏为区域范围，纵横比较，分古今江苏文化为六个发展时期。其中第二期“青、徐、扬文化”与第四期“六朝文化”分别为发生期和成熟期，是江苏文化史上两大高峰；第六期“现代文化”为一大转折。良渚文化、文人文化、企业文化分别为这三期的典型形态。其余三期分别为孕育、生长、巩固期。从而揭示了江苏文化之内涵的人文性及其美学风格的阴柔性、优美性，并以此确立江苏文化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

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探

中国南方的早期佛教艺术过去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也没见过系统的研究.近两年,南京艺术学院的阮荣春先生对其做了深入的考辨并提出“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的问题.遂给人们不少的启发.这一年来,我有幸参加了由中国的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的龙谷大学联合进行的“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日本专家称之为”佛教初传南方之路”)课题的调查与研究,这方面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这些认识得以产生,一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二是来自于实地的调查与思考,三是合作中得到阮荣春先生及日本专家山田明尔、木田知生、入泽崇诸先生的帮助,在此,首先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一。

论江南周代青铜文化

江南的青铜文化比之中原确是起步稍晚。出土文物中早至商代的青铜器数量极少,仅散见浙江安吉、安徽铜陵等地出的爵、口斝等少数几件,其铜器多近中原作风。在湖熟文化遗址中,亦只见出有少量刀、箭镞、鱼钩等小件铜器,反映这一时期江南青铜文化仍处于萌发阶段,而考古发现属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则已数量可观,且覆盖面广,这是江南青铜器趋于成熟和繁荣的重要时期。

土墩墓与吴越文化

土墩墓主要分布于江浙地区,它以丰富多采的文化内容和独特的埋葬形式,越来越吸引着考古界的关注.土墩墓的起迄年代大体与当地的印纹陶遗址相一致,是吴、越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吴、越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涉及到土墩墓.近些年开展的一系列对土墩墓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对于探索吴、越的历史文化而貌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本文试就至今所调查发掘的土墩墓材料,通过对其分布情况的分析和各地内涵的比较,对有关土墩墓的国属、文化区别以及渊源问题作些粗浅探讨,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缅道传入论——兼与吴焯先生商榷

中国南方早期佛教造像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诸省,在长江上游四川省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最近,吴焯先生发表了《佛教蜀身毒道传播说质疑》和《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和传播途径的考察》两篇研究四川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文章,重新考订了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和传播途径。吴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年代为蜀汉时期,其传入途径未经滇缅道(亦称蜀身毒道),而系经“丝绸之路”南段,从青海道到四川。笔者认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时代大多为东汉晚期,系从印度经滇缅道传入,对此笔者曾有论文涉及。本文将阐述滇缅道的开通过程、年代,中印早期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并进一步论述四川早期佛教造像风格、年代、滇缅道沿线早期佛教艺术及其传播,以求教于吴焯先生。

良渚文化古城古国研究

良渚文化古城古国研究车广锦探索文明的起源，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古城古国的诞生，是人类文明肇始的辉煌标志。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已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多座龙山文化古城，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多座屈家岭文化古城。这对于中国文明史的提前，具有极为重...

“民族考古学”的译法、涵义及其他

曹兵武先生在《谈ethnoarchacology的译法及内涵》一文中,对民族考古学一词的来源、译法和涵义作了很有意义的探讨.在此我仅想谈几点意见,也许可作为对这一专门词汇理解的补充,并对在翻译西方考古学理论著作中的其他专门词汇时有所助益.1.Ethnocarchacology的前缀cthno在当今西方考古学广泛应用中的释义指的是ethnicgroups或ethnicity.它既不是民族和种族(nationality或race),也并不完全是民族学(cthnology).ethnic groups专指规模较小的人类群体和部落,而并非词典中所释的“种族集团”.民族考古学研究也用ethnographic study来表达.

良渚文化的影响与古史传说

地处东海之滨的良渚文化近年来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要发现,使得人们对这一文化发展水平之高,作了重要的估计.人工筑成的土台形陵山.祭台,相当普遍的玉敛葬及殉人制度.大量的礼仪用玉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玉雕,氏族公共墓地的消失,代之为大小墓分葬于不同墓区的制度.种种现象表明了当时财富和权势已急遽地趋于集中,出现了凌驾于一般氏族成员之上的显贵阶层,贫富分化已相当明显,手工业专业队伍已经形成.室内奴隶已较普遍,氏族制已(?)在解体.即将步入文明时代.

论良渚文化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关系

1977年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部地区的两大文化体系问题.其后,有人把中国原始时代的文化分为西北原始文化、东南原始文化以及北方沙漠草原和高寒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三大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的开始形成,以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至少在距今七、八千年,或更早一些.

东南文化中的妈祖信仰

民间宗教信仰是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东南文化中,妈祖信仰是广泛流传于东南沿海和台湾等岛屿,甚至传播到东南亚各国.世界一些大国的主要民间宗教.她不仅有1000多年的历史.且在当前民俗中有具体表现,故有人认为应研究“妈祖文化”.在妈祖信仰的发源地福建莆田市.早就成立妈祖研究会.并准备在1990年妈祖诞辰时(农历三月甘三日)召开妈祖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国内外学者撰文参加.妈祖姓林名默.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农历三月廿三日,到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农历九月初九日在湄洲岛上羽化升天,一生只28岁(实龄27岁).林默从出生到羽化升天,已有不少事迹传说。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志质疑——兼述六朝买地券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志质疑——兼述六朝买地券章湾力子《东南文化》１９９６第二期《南京西善桥“辅国将军”墓志考》一文（以下简称《考文》），介绍了西善桥附近一座南朝砖墓出土的一方刻石。作者对刻石所涉职官、地望进行了详尽的考述，揭示了其中蕴含的一些社会历史信息...

夏商时代至唐以前江苏海岸线的变迁

新石器时代晚期(约5500年前——4100年前),本区的海岸线曾稳定在江南的上海柘林、马桥、嘉定外冈、太仓至江阴冈身和苏北的长江口到鲁东南山地海岸的堡岛——冈身以东一线.过去,研究者多把这时的岸线划在冈身一线,但这时在冈身上或冈身附近实际已出现人类聚落,如上海的马桥、董家村遗址,张家港的鹿苑遗址,阜宁的施庄遗址等.海岸线应离冈身有一段距离.

对“湖熟文化”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一、“湖熟文化”的源流“湖熟文化”的来源.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探索.(一)“湖熟文化”是一种地方性土著文化,它起源于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据现今所得资料,“湖熟义化”遗址的文化堆积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上,如北阴阳营、太岗寺、江宁咎庙.点将台.句容城头山丹徒高资团山以及丹阳王家山等.这类遗址一般都分作上、中、下三个文化层.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上层分别为“

湖熟文化与江西万年类型文化——谈吴越文化

湖熟文化遗存.根据近十多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和综合研究.其文化内涵不仅含商文化一大段,而且包括太伯、仲雍奔吴之时起的吴越文化,后者的典型文化遗存之一,是自西周时期起盛行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土墩墓、石室墓或崖洞墓、无圹穴墓等及其相应的各遗址文化堆积.事实上,从考古学文化角度看,吴越文化是个整体,至少在目前还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但是,吴越文化又是个特定时间、地点“族”文化的概念,在江苏称之为吴文化。

北山顶四器铭释考存疑

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以及该墓出土的春秋铜器铭文在《东南文化》1988年第3、4合期上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对这些铭文的研究考释成果也陆续面世.近来笔者读到了三篇有关这一课题的论文,即:周晓陆、张敏两君所著《北山四器铭考》(以下简称周文),商志(?)、唐钰明先生著《江苏丹徒背山顶春秋墓出土钟鼎铭文释证》(以下简称商文)及曹锦炎先生著《(?)(六阝)编钟铭文释议》(以下简称曹文).这三篇文字虽然在对铭文的释考上有分歧,但都有独到的见地.笔者读后受到很大启发,引起了对该课题的研究兴趣.本文拟将笔者通过研究得到的一些极不成熟的想法,及学习上述三篇成果后产生的一些久思不得其解的疑窦就教于学界同好.

从十竹斋看徽州文化与金陵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徽州历史上就享有“东南邹鲁”之誉。这块地处黄山和白岳之间的钟灵毓秀之地,孕育了历史悠久的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这里有独树一帜的民宅园林建筑,名闻遐耳的雕刻艺术,蜚声中外的文房四宝。这里有着“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以才入仕,以诗书训子弟”、“以文垂世’的文化传统。因而,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明代中叶,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京,其工业、商业的空前发展,使之在文学,戏剧、美术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特别是在雕版印刷方面,已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南京是当时刻书业集中之地,书坊林立、鳞次栉比,大多都集中在城南三山街、昇州路一带。金陵的富春堂,广庆堂、世德堂、环翠堂等著名书坊都高价聘用徽州的刻工。当时的刻工以徽州派的技艺最为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