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4年燕京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平绥旅行

1934年暑期,顾颉刚、吴文藻、陈其田、容庚、雷洁琼、郑振铎、冰心等燕京大学知识分子沿平绥铁路线的集体旅行,在西北考察热潮中具有独特的意义。这次旅行,在北平向西北延伸的现代性空间的延长线上,展开以火车旅行为视点的现代国家疆域体验。同时,旅行团通过有计划的考察分工,完成文学、史学、宗教、经济、社会等不同学科的系列旅行书写,将西北置于多元复调文本的互文互证结构中,从文化、历史、社会等多个角度重新建构更为整体性的西北形象,以唤起国人关注,回应东北失守之后西北地区面临的日趋紧迫的边疆危机。这次旅行,亦体现了燕京大学知识分子从个人到团体、从书斋走向社会、从单一学科到多元视角的介入现实的实践路径。

对文化左派的告诫:兼论罗蒂新实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纠葛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是一位新实用主义哲学家。他批评后现代主义不提出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的方案,哪怕连任何能给民众带来希望的“乌托邦”也没有。罗蒂认为,美国的学院左派在过去几十年里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过分执迷于所谓以“承认”为标识的文化政治问题,而越来越少关注阶级利益和经济再分配的现实政治,从而迷失了政治改革的大方向。他甚至告诫道,学院左派的世界主义的身份政治会导致忽视美国本土的制造业转移和失业问题,引起白人劳工不满,而这将为右翼民粹主义强人政治家上台酿造条件。

21世纪中美大战略博弈:霸权与反霸权的伟大斗争

中美大国博弈无疑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最大一盘棋。就如同人类历史上所有大国竞争一样,中美博弈会重新塑造世界格局。中美大战略博弈不但直接关系中美两国未来,也直接关系世界未来。“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一战略竞争格局已经难以逆转,同时,这也并非短期战略竞争,而是会长期化。美国将中国视为未来30年美国面临的最重要战略竞争对手,^((1))并将2020年代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决定性十年。^((2))

文明型国家话语的意涵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文明型国家是近年来由中国学者提出、产生了国际影响的重要话语成果之一。鉴于有学者对其是否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示怀疑,甚至担心其被用于支持文明冲突论,本文论述了该话语的意涵、特征以及与文明冲突论的区别。文明型国家话语是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形态进行理论刻画的成果,揭示了中国特殊性、丰富性的一面,和文明冲突论有根本区别,对认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存在论特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单纯采用民族国家话语无法解释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表达其存在论特征,难以调动文化传统资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且存在西方话语常有的“解构”隐患。文明型国家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的结合使用或许是更合理的选择。

仁义与正义:孟子与柏拉图对政治文明理想的建构

就中西古典政治哲学的比较而言,孟子的仁政或王道政治理想,与柏拉图的美好城邦或哲人王城邦的政治理想,拥有较为相似的义涵,也都内在地包含一种非常接近的正义观念。如果用“仁义”国家(及天下)和“正义”国家来分别指称孟子和柏拉图心目中的政治文明理想,那么,分析和比较二者的内涵,尤其是孟子和柏拉图在建构二者时体现出来的理路及相关问题上的异同,对于深入比较和把握先秦和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以及中西政治哲学传统的道路之异同,都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后工业时代人的再生产与经济部类划分

当前,我国服务于“人的再生产”的行业因为受制于“物的生产”行业的营利和资本增殖思维,出现了严重的过度商品化问题。在服务业增加值远超工业增加值的“后工业社会”,应该依据利用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大小、服务质量评判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两个维度,区分出非营利、一般市场性营利和创新超额营利三大经济部类,从而使经济运行的主体部门真正围绕人的再生产而不是资本增殖运行,同时保证经济的整体运行活力与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激励。

大变局中的国家、文明与全球秩序

本文系第六届“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2023年12月)圆桌讨论的文字实录。该论坛于2018年由丁耘、吴新文和张广生讨论创设,旨在呼应中国崛起的现实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势,表明中国崛起不仅在经济上证明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也在文化上显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活力,而且在政治上展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23年年底,第六届“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主办,圆桌讨论的主题为“大变局中的国家、文明与全球秩序”,来自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12位学者,对同一个问题展开了思考、探索和辩论:面对人类世界处于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旧的全球秩序正在瓦解、新的全球秩序尚待形成的现实,不同的国家和文明都在寻找一条出路,而处于中美竞争的相持阶段,处于“伟大斗争”的来临时刻,以及面对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所寄予的希望,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中国,究竟该怎么办?如何提高自身应对疾风骤雨、惊涛骇浪的意志和能力?如何终结旧的由美西方主导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全球化,并想象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式全球化?对以上议题的深度思考和讨论,正是当代学者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体现与担当。经授权,本刊对与会学者的演讲进行了全文记录和整理,以飨读者。

清末新政背景下清廷对南洋华侨的认知转变及其影响: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和思想对中国的冲击频繁,其涌入使晚清社会在思想认知领域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传统社会的“权势结构”逐渐发生转移,并在清末新政时期形成了认知观念的转变浪潮。传统中国,特别是中央政府,对南洋华侨的认知根植于华夷观念和儒家传统文化。然而,到了清末,这种认知开始受到列强入侵和思想领域权力的急剧变化的影响,进而发生明显转变:南洋华侨从未知的群体渐渐被熟知却最终又被提防,从被视为化外之民逐渐成为臣民却最终又陷入乱民之列。晚清时期,南洋华侨在认知中的形象透过新兴的报纸媒体得以呈现,而华侨群体则通过与清廷、革命党、维新派、报纸媒体等多方势力的互动,深刻地介入并影响了清末政局。新政时期,清政府对南洋华侨的认识转变从内外互动的角度反映了晚清思想变革的底层逻辑,揭示了新政失败的部分原因。

文明型国家研究综述(2023年第四季度)

2023年10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召开的瓦尔代俱乐部(Valdai Club)第二十届年会上发表讲话,他结合此次年会的主题“公平的多极化:如何确保所有人的安全与发展”,呼吁各国(尤其是西方社会)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并强调根据最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俄罗斯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型国家”。^((1))2024年1月3日,印度外交部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出版专著《巴拉特为何重要》(Why Bharat Matters),深入阐释了印度如何在难以预测的世界格局下实现崛起,并展现印度“作为文明型国家复兴”的独特之处。^((2))

印度文明型国家研究综述

2024年4月2日,美国顶级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刊登了高级研究员曼加莉·米勒(Manjari Miller)预测印度大选的报告。米勒在报告中指出,莫迪政府和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越来越注重推进印度的民族叙事和文明叙事,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莫迪政府提升了印度的国内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①文明型国家概念提出之后,印度是对这一概念反应时间最早、探讨力度最大、使用范围最广、情况也相对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在印度国内,文明型国家叙事迅速发展为一种主流政治叙事。以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外交部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为代表的印度政要在国内外各种重要场合多次强调印度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同时,印度在国际社会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经常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一起被视为文明型国家的典型代表。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印度国内各界对文明型国家开展的相关研究讨论和国际社会对印度文明型国家叙事与主张的反响。

拜登政府帝国计划的成败分析

2024年新年伊始,特朗普在党内初选的强势归来给今年的美国大选乃至美国政治走向注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然而,这不是问题的全部,更具有确定性、更为影响深远,也更值得中国密切关注的,则是拜登政府对其全球战略计划的步步推进。这个计划已连续执行了三年,新年以来又有了新的进展。1月27日,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开启他的6天美国之行,为敦促美国国会批准新的援乌资金,他在讲话中强调中国是“最大的长期挑战”这一主题。

理解与借鉴:《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争论中的全球资本主义》述评

由亚历山大·阿涅瓦斯(Alexander Anievas)主编,收集西方国际关系、历史、哲学、发展研究等领域15位知名学者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的最新进展论文集—《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争论中的全球资本主义》(以下简称“《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于2023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书出版之际,作为本书的主译和统稿校阅者,笔者感到有必要对此书的脉络及其特色加以说明,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此书,并学习借鉴本书方法,提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水平。

什么是好金融:一种数理度量的解释

金融存在好与坏,而难题在于如何客观衡量。从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的比喻出发,以生物体高效、无私的循环系统的幂律规律,建立金融与经济增长“输入资源—体量增长”的Credit~GDP^(θ)模型,提出幂指数θ这一“好金融指数”。幂指数θ作为衡量金融密集度是否过高、是否进入规模不经济的状态的指标,用以度量金融是否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增长。数理度量表明,世界金融体系整体而言是规模不经济的,总体上金融已经从经济中的价值创造者变成了利益攫取者。国别研究验证了“好金融指数”是客观、量化、直接、清晰、可信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工具,该指数背后的幂律关系从数理上解释了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揭示了不受限制的金融是不可持续的,也不可能自发进化趋向好金融这一根本问题。运用“好金融指数”,可以在金融运行的动态过程中,监测金融的规模经济性、金融健康程度,并及时给出金融运行是否偏离其主要功能的方向性指示。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ESG理论中国化的一种尝试

作为当前全球资本市场上被广泛关注并引起争议的一种企业社会责任理念,ESG投资在中国同样正受到日渐增长的关注。本文在梳理ESG概念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论述ESG相关理论天然具备源自宗教的意识形态基础,并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本身同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精神相通,进一步提出并呈现了将“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作为ESG理论中国化框架的一种可能。

《这就是中国》首次走出国门

张维为教授一行出访马来西亚5月7-11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一行访问马来西亚。张维为教授做了四场“大师开讲”系列大型讲座、两场内部交流讲座,参访两所大学和多家研究机构,录制两期《这就是中国》节目,以及与政、商、学各界精英进行了深度交流,倾听了他们的关切。张维为教授通过此行向马来西亚各界阐释了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就及文明型国家的底层逻辑,这引起了马来西亚各界的热烈反响,掀起了热议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浪潮,被马来西亚侨领、前交通部长丹斯里陈广才先生称赞为“张维为旋风”。

柏克视角下的拿破仑政治思想

中外学界一般认为,法国的拿破仑是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在其论述法国大革命的系列作品中曾预言过的负面人物,拿破仑与柏克间存在一种紧张对立关系。本文通过整理分析拿破仑与柏克的基本政治理念和主张,发现他们其实在多个层面持论颇为近似。首先,他们都属于广义的政治改革派,都希望能一面致力改革,一面有效保持秩序和稳定,且都不认同极端保守的取向或全盘推倒重来的激进革命。他们都倾向于强调因时而动,都极其注重行事时具体的背景和环境因素,反对墨守成规,或拘泥于刻板的教条。其次,他们对低质量的简单多数决范式的民主决策程序都不抱好感。他们在承认人民地位的理论具有至高属性的基础上,强调人民需要自我节制与调控。最后,他们对罗马天主教的态度都是工具性的,即,不反对但也绝不虔信,主要着意于利用宗教对社会秩序稳定所起的现实积极意义。

杨度《金铁主义说》中的国家建设方案

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的君主立宪方案的战略逻辑在于,由于认定沙俄是当时列强对华均势下的最不稳定环节,其侵占蒙古、回部地区的强烈企图一旦实现,将导致列强以中国为战场实施瓜分,重建均势。因此,蒙、回、藏地区能否保全关系到新生中国国家的生死,民族问题从而成为新生中国国家建设目标下的关键问题。由于杨度认定当时蒙古族、回族、藏族对中国的认同关系建立在其对清廷君主的服从关系上,君主立宪政体就成为他认定的救国方案。可以说,在杨度的思想体系中,世界局势与地缘政治是思考中国国家建设方案的基本前提,民族问题、政体问题都必须被放置在国家目标下、地缘政治格局下加以考量。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下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

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为其成为海洋强国指明了方向,并规划了行动指南。在该战略下,中国不仅要注重资源开发能力、海洋科学技术等硬实力的发展,也需要重视海洋话语权等软实力的培养,从而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维护本国的海洋权益,进而建成海洋强国。中国的海洋话语权是其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构成。随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推进及其对海洋全球治理的重视和参与,中国的海洋话语权有所提高。但同时,中国海洋话语权的提升仍然受到外部话语环境、话语客体与中国自身能力等多方面的挑战和限制。对此,中国可以通过调整和塑造外部话语环境、对话语客体采取不同的互动方式,以及丰富和提高自身海洋话语传播的策略和能力,以讲好自身的“海洋故事”。

崩解与重构:旧世界的终结与新世界的未来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理性的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Was kann ich wissen)?”“我应当做什么(Was soll ich tun)?”“我可以希望什么(Was darf ich hoffen)?”处在16世纪以来世界体系加速失效进而走向失序的历史时刻,上述三个问题皆具有超越纯粹思辨旨趣的现实意味。本文试图从世界体系之演化来回应上述三问,特别是对“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一问题的期待。

21世纪中国动画产业政策体系构建及其对动画创作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初,出于在文化艺术领域落实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考虑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抓住新兴产业发展机遇、把握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等原因,中国开始构建动画产业政策体系。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形成了由“税收优惠政策”“创建产业专项扶持基金”“扶持产业园区、增加产业集中度,培育骨干企业”“媒介监管与扶持政策”“技术水平提升”和“实施走出去策略”六个部分组成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了中国动画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然而,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得到针对性的调整、充实和完善,以使政策效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