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财政”论析

1998年以来我国努力发展的公共财政就是民生财政,其基本逻辑是要首先保障基本民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财政分配中,收入再分配如何合理地区别对待,是其应有之义与关键内容,而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是改善民生进程中提升公共政策效力的必然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与管理必然要支付成本,行政成本的合理化与民生的改进是相互呼应的关系,降低行政成本、增惠民生需要深化财政改革和全面配套改革。

习近平“亲清论”与建构新型政商关系

权力和资本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两股重要力量。正确处理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是一个世界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亲清论",表示"亲而不清"或"清而不亲"都不是适当的政商关系。合理的政商关系应当是"既亲又清"的关系。习近平提出的"亲清论"既明确了中国政商关系的边界,又确定了政府工作者和商业人士各自的角色和责任。他尝试扭转权力与资本关系的演变轨迹,重构政商关系,为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政商关系提供指针。

走出利益博弈误区的基层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不是利益的博弈与简单均衡,而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认同、修正、调适,是集聚公共理性、达成公共认知。基层协商根本关涉民众的切身利益、政策的合法性、党和政府的信任度,直至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当前的基层协商往往停留在利益层面,有的借协商为名,有的钻制度漏洞,有的貌合神离,实际上都是追逐私利,与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制度和协商民主本质背道而驰。

村社理性: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一个新视角

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了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进路。农村社区因能够内部化处理成员合作的交易成本,并形成组织租,而在要素配置与社会治理领域具有弱化风险、维护稳定的作用。这既可以提高农户的福祉水平,也有助于实现整体社会的稳定,并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信息经济学的理论精华及其现实意义

信息不完全和非对称导致市场配置资源低效率甚至市场失灵。限于完全信息假设,传统经济学不能很好地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信息经济学的著述很多,通过对经典理论的系统分析,可以揭示其理论精华,理解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问题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随着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不断推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方面特点:宏观调控目标宽泛化、以财政政策为主导、频繁地运用产业政策直接干预市场。尽管这些特点在以往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难以适应新常态下经济的新变化。宏观调控政策空间收紧会导致目标宽泛化的低效率问题凸显。运用财政政策"调结构"会导致经济结构"越调越乱"。产业政策则会阻碍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并形成巨大的寻租空间。新常态需要新宏观调控是时代的新要求。新常态下宏观调控体系需要大幅简化宏观调控目标,强化货币政策的核心地位,减弱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并大幅弱化产业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政府公信力:理念、行为与效率的研究视角——以“非典型性肺炎”防治为例

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依据于自身的信用所获得的社会公众的信任程度。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因素,通过考察中国政府防治“非典”工作,可以看到,它与政府管理存在着正相关性,即政府管理好,则政府公信力高。正确的政府理念引导恰当的政府行为,恰当的政府行为产生预期的行政结果,预期的行政结果导致高度的政府公信力。要提升政府公信力,就要正确树立政府理念,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效率。这一切最终指向政府的治理变革。

城市社区治理的再组织化——基于对杭州市社区治理经验的分析

"单位制"的解体使得原有的很多社会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源,并散落在个人化和原子化的社会之中。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已有的社会资源来重构社会资本,那么在此基础上重构的自组织将会极大地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并形成有效的社会管理。在这方面,杭州市城市社区的治理经验值得分析和借鉴。其一方面通过提供新的自组织平台激活和重构已有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对已有的自组织进行结构整合或功能拓展以获取组织的综合性收益。

试析政治生态治理与重构的路径

政治生态治理与重构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治本问题。当前,局部恶化的从政环境使党内正常的政治规则和政治风气遭到严重破坏,给党风、社会风气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必须准确把握政治生态治理的本质内涵及其价值导向,厘清政治生态局部恶化的污染源头、侵蚀缺口、生态机理,为清除党内腐败滋生土壤、斩断权力寻租利益链条、营造廉洁从政良好环境提供基本遵循。

财政部门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创新——浙江省“三系制衡互动”预算管理模式分析

财政部门内部治理结构既关联预算流程中的协调配合,也关联财政内部职能的分工合作,是我国财政管理优化与改进的一个重点领域。浙江省财政预算"三系制衡互动"管理模式改革,致力于财政部门内部治理结构的自我优化,在一个相对清晰稳定的三系框架下,优化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三大流程的分工与功能,强调"制衡"与"互动"效应的结合,以较小的改革成本实行预算管理流程的系统化重塑,取得了提高财政管理效率、促进预算改革深化等正面效应。浙江省预算管理模式改革实践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财政部门内部治理结构、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思路的评析与思考

现存农村土地制度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其弊端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日益显现,再次改革已势在必行。因此,有必要对各种改革思路进行归纳、分析,提出进一步的思考和改革的主张。

公私合作伙伴机制:新型城镇化投融资的模式创新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实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取得城镇化建设所需的巨量资金并充分发挥资金效益。如果仅仅按传统融资模式依靠财政资金,很难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公私合作伙伴机制的"多方共赢",是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公共服务资金难题的有效途径;从政府角度看缓解了财政支出压力,从社会角度看提高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从企业角度看拓宽了企业的发展空间。

京津冀雾霾合作治理困境及其解决途径

区域性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要求多元行动主体整合信任资源、信息资源和技术资源,强化协同共治的认知与规则,构建跨行政区的合作治理模式。京津冀已经成为全国雾霾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在政府间合作规则与信任关系构建、信息与技术共享等问题上面临多重困境。通过引入政策网络分析工具,可以从行动者、资源、规则和认知等多个维度分析京津冀雾霾治理合作的困境。选择有效的网络管理策略,激活协调者角色,将合作意识转为合作行动;完善政策法规,强化区域合作的制度约束;拓展信息与技术资源共享空间,培养合作型信任,则成为缓解区域合作治理困境的有效途径。

全球贸易新常态与中国外贸发展新策略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生深刻调整,全球贸易也随之呈现出增速显著放缓等一系列新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并非一时状态,因而可以称之为全球贸易"新常态"。全球贸易新常态虽然会对中国外贸发展产生较大冲击,但也将为其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带来新的战略机遇,诸如全球资产价值低估、助力人民币贸易圈形成、从边缘配套走向中心主导、从加工贸易转向附加值贸易等。为此,中国应趋利避害、顺势而为,通过实施进口平衡新战略、构建人民币贸易圈、引领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提升贸易附加值等外贸发展新策略,推动"十三五"时期中国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生态文明:人类文明观的转型

生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生态环境问题正在演变为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加强生态建设,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维护生态安全,破除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对于我国来说,建设生态文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与基础,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电信诈骗综合治理研究

电信诈骗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为前提。低成本、高收益是其多发的驱动力所在。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不完善和执法不到位,导致非法收集、提供、出售、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大量存在,客观上为电信诈骗的实施提供了便利条件。应以强化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与执法保护为主要路径,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电信诈骗的综合治理。

迈向税收治理现代化——《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之评议

《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目标是构建现代税收征纳制度,推动征纳双方从不平等的、单向的、对抗的管理关系转型为平等的、互动的、合作的治理关系。由此观之,《征求意见稿》取得了诸多可喜进展,但还应再进一步。具体来说,一是要树立现代税收治理观念,彰显税收程序法控制权力、保护权利的公法价值,实现立法名称与宗旨的"去管理化";二是要提升税务机关的有效治理与规范治理能力,以税收法定原则为核心,探求信息管税与隐私保护、征税效率与经济自由的平衡协调,实现对征税行为的程序控制;三是要加强和完善诚实推定权等纳税人权利,在税务利息和滞纳金等方面淡化国库优位色彩,并进一步改革复议前置与纳税前置制度。

结构功能视阈下转型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着力点探析

转型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结构结点为:以农村基层党组织所处区域性和阶段性为基本坐标,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化为动力内核,以农村基层党建制度系统化为基础支撑,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外部环境优化为重要推力。

简政放权环境下的社会性规制探析——以中国药品准入规制为例

简政放权等行政体制改革措施解决了束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企业投资经营中的突出问题,大大释放和激发了企业和社会的创造力。但在简政放权过程中,如何保持在公共卫生、环境污染或生产安全等领域中的合理规制成为挑战。怎样适度规制,在激发创新活力与防范安全风险之间取得平衡,成为社会性规制顶层设计中的一个难题。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不断改进社会性规制,努力实现规制内容、目标、工具的三点均衡,继而通过规制环境的改善促进创新,实现"安全"与"创新"双赢的良性循环。对中国药品准入的具体实例分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性规制均衡的重要意义。

地方立法权扩容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立法法修改过程中,一个具有宪制性意义的内容是拟赋予所有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这一变化将会对宪法确立的立法体制、法制统一原则和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对宪法的监督和实施提出更高的挑战。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节点上,明确专责的宪法监督机构,并建立完善宪法监督机制和程序,全面实施宪法,是回应这一挑战、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