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改革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困境及路径优化

数字化改革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为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可持续性及公平性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工业规模的扩大、数据的集聚性和异质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协调能力、风险防范能力、人才支撑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数字化改革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路径。基于数字化改革的内涵意蕴,分析数字化改革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客观揭示一段时期来赋能的现况及成因,对大国博弈下数字化改革赋能高质量发展何以可能的问题予以理性解析,进而尝试探讨以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交易生产数字化带动整个社会的创新产出,以数字人才培育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智力支撑,以数字化监管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智能化改造升级推动市场主体数字化转型,整体推进的可能路径优化。

增进共同性:云南民族文化产业的路径选择

云南民族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差异性与共同性的辩证张力中不断发展的文化产业。随着文化产业发展语境的转变,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应把握全球化与地方化辩证演进的趋势,把握科技参与民族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趋势和文化创意驱动发展模式的转变,在民族文化展示中增进共同性。云南民族文化产业,既要深入挖掘民族文化产业的共同性,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也要推动各类文化主体共同参与,加强民族文化产品价值共创。这是云南民族文化产业突破民族文化资源依赖性强、差异化发展战略局限和旅游产业伴生型发展模式瓶颈的路径选择。

以面向印度洋国际陆海大通道建设塑造云南对外开放新优势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的大通道和桥头堡”。面向印度洋国际陆海大通道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云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区位优势,统筹安全与发展,创造性谋划推动的。云南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开放优势,就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破局。本文将从大通道建设内涵、中国的持续探索以及整体谋划方面深入分析,解决“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最后从未来推动“如何做”的角度引发几点思考。对于大通道的深化认识有助于提升云南对外开放新优势的挖掘塑造,加快大通道建设将延伸中国战略空间,以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对推动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研究:回顾与展望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新概念。自党的二十大以来,学界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生成逻辑、要素构成、运行机理、价值功能和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了多维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这一新概念新课题提供了学理支撑。但学界目前对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研究仍处于“破题”阶段,需从研究内容、研究深度、研究视阈、研究方法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做到“解题”和“答题”,把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研究引向深入,助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优化和健全。

“数字思政”的基本意涵、生成逻辑与风险治理

当前,作为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的产物,“数字思政”引发了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数字思政”的生成是顺应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实然之需,是塑造教育发展新动能的应然之法,也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举。在数字化生存情境下,数字技术使用不当容易引致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消解、技术异化和伦理失范等问题。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有效掌控数字技术驱动与引发的潜在风险,合理界定风险边界,在辩证统一中探寻创新发展之路,真正实现思政育人与技术育人的协同推进。

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在列宁革命思想中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是列宁思想体系中的重要著作,也影响列宁下定决心去研究黑格尔从而构建起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提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列宁革命思想中的重要环节。从列宁的笔记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情况上看,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领导人问题”“正确把握共产主义”三个重要问题上。列宁革命思想的灵魂仍然是辩证法,《提要》同时也是列宁对辩证法的理解深入到实践的历史的领域的重要环节,列宁的革命思想正确运用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学习和理解列宁思想,对于在当代焕发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有着重要意义。

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生成机理、内涵意蕴与时代价值

邓小平党建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自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赓续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这一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建设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为谁建设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充分彰显了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可以从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深化理论武装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坚持人民至上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聚焦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等方面,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与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巩固

遵义会议后一系列的军事斗争行动,尤其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进一步树立了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和红军中的威信和权威,巩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主体框架,表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和红军中已初步形成,使中国共产党得以在转战西南的历史决战中最终获胜,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塑造“中国式”干部群体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干部是推进革命事业的政治能动主体,在政治力量的运作和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便承袭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模式与组织形态,在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党的干部群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着力培养更加契合中国革命实际与文化传统的“中国式”干部,成功塑造了先锋队政党干部群体的中国形态。延安时期培养“中国式”干部群体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造经验,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运用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进一步推进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价值、制度、主体: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三重维度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保障,更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治理,把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乡村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然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仍面临城乡二元分割、乡土社会秩序遭受内外挤压、乡村公共价值场域分崩离析等问题。为此,依托结构功能主义,提出价值、制度和主体三维分析框架,对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路上的障碍进行了较为立体的剖析。研究发现,当下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价值引导异化、制度权威弱化和行动主体虚化的三重桎梏,同时提出价值理念回归、制度权威重塑、行动主体重构三重举措,以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进路。

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实践探索与经验模式

近年来,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在促进城市社会与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越来越发挥出重要作用。作为超大城市的样板,北京市积极践行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适应市政府建立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新机制需要的同时,逐渐探索总结出符合社会治理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治理模式。通过“两新”组织推动治理向党建引领深化,促进企业与社区融合共建,完善社会治理应急机制,为有效响应国家战略制定“共治”标准。通过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总结了“两新”组织在参与治理过程中组织、管理、机制、方式四方面的经验模式,为激发超大城市治理新活力提供参考。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厘清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对推动城乡绿色共建、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揭示二者的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值均呈现上升趋势但省际行政区之间差异明显。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呈逐年递增态势,由低度协调阶段步入基本协调阶段,且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尽管所有省级行政区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类型跨越,但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但强度有所减弱,东部、中西部地区分别以“H-H型”、“L-L型”集聚模式为主,耦合协调水平转移同空间地理因素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不同的周边省级行政区对本省份耦合协调水平转移的影响存在差异。由此,各省区市应秉承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升级,畅通城乡资源要素流通渠道并健全省域联动共建机制,以提升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

哲学、政治、社会主义现代性视域下中国式现代性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性的建构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性、苏联式现代性的超越。从哲学视域看,西方式现代性始终未能走出形式逻辑的窠臼,中国式现代性以辩证逻辑超越了从启蒙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再到新现代性的西方式现代性,形成了与西方新现代性不同的新现代性。从政治视域看,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西方式现代性从本质上而言都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国式现代性建构起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在领导阶级之维以无产阶级领导超越资产阶级领导,在本质特征之维以共同富裕超越两极分化,在价值旨归之维以“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以资本为中心”。从社会主义现代性视域看,最早出场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是苏联式现代性,但这一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现代性是抽象对立的,中国式现代性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现代性辩证统一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从而超越了苏联式现代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机理、演进逻辑和理论品格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一脉相承,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智慧结晶。习近平文化思想继往开来、承前启后,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文化建设思想演进的最新理论成果,彰显了人民性、实践性、世界性、创新性、战略性、法治性等理论品格。

西方国家误读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视角、叙事话语与价值判断

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因有“现代化”这一国际通约性话语而具有全球性话语语境。既然是在全球性语境进行独特“现代化”的话语发声,就应有倾听反馈和交流对话的必要,既要传达阐述话语也应倾听反馈、审慎辨析和自我反思。西方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关注呈现比较借鉴、自我反省与抹黑打压、焦虑不安等矛盾交织心态,在其理论视角上存在严重路径依赖,在叙事话语上具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在价值预判上存在意识形态立场先行的偏见。辨识和澄清这些误读,有助于向世界全面深入地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重要贡献,有助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助于构建现代化发展路径的中国话语、消弭中外话语隔阂与误解、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同。

习近平文化思想价值探析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思想重要论述的理论前提下提出的具有创新性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真理力量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激发,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和民族创造活力迸发;立足党和人民,习近平文化思想切实增强了党带领人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从国际视野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顺应文化建设规律,是对中华文化自身发展的一种有益补充,对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提高文化自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习近平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及时代价值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力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经营主体的理论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培育农业经营主体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一概念,系统阐明其丰富内涵,主张“以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要抓手”“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发展策略”“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内生动力”“以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为发展目标”“以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助推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

东道主凝视下旅游文创产品的符号与载体选择——以敦煌文创产品为例

随着新时代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旅游地文创产品开发逐渐成为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部分。为避免旅游地的文创产品开发与消费者需求出现过大的偏差,实现文创产品在文化宣传与盈利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对于东道主凝视视角下符号与载体产品的选择进行整理研究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研究旨在运用词频分析与比较分析法,通过对敦煌文创产品设计理念的阐释文本以及文创产品的产品品类进行整理研究。较为系统性地探讨东道主对于文创产品的符号与载体的选择倾向,并基于发展现状提出了缺陷与发展方向,为类似的旅游地在今后开发旅游文创产品的过程中提供实践性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在符号选择层面,东道主更倾向于选择传播面更广、可接受度更高的符号进行产品商业化开发;在载体选择层面,东道主更愿意选择可玩性高、实用性强、可创作性大的产品形式来作为选择符号的载体产品;在文创产品的设计上,东道主凝视使得东道主与消费者逐渐形成了双向凝视的沟通机制,使得东道主与消费者在文创产品的前端设计与后端消费部分的关注点逐渐趋同。

后搬迁时代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微治理”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基层社会由于各种条件环境不同,治理单元、治理体系、治理策略都会存在差异。本文以M安置区中搬迁人口交往互动形成的“微社区共同体”社会现象作为切入点,提出了构建社区居民自治单元、转变社区治理策略、重构社区治理体系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社区治理转型路径。以“微社区共同体”推动社区治理转型,一方面是契合了我国治理重心下沉的政治改革方向,另一方面符合过渡型社区的演化发展方向是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培育社区居民自治能力,有助于实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意识形态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建构之维

政党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它是不同政党之间相区别的重要体现,通常也可根据意识形态区分政党的不同立场。政党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没有意识形态,政党就无法表达自己的身份。意识形态能否适应政党的政治目标及社会的发展进步,是政党选择意识形态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过程中,有效的意识形态能够对政党的执政权获取和维持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反之亦然。因此,在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有效性与政党长期执政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执政党建构其合法性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