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肠间质瘤的诊疗进展

胃肠间质瘤(GISTs)是最常见的间叶来源的恶性肿瘤,起源于胃肠道Cajal间质细胞。GISTs的三种主要分子亚型为KIT突变型、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α(PDGFRA)突变型及野生型。大多数GISTs存在KIT或PDGFRA的功能获得性突变。特定的GIST突变限制了明确定义的分子亚型,这些亚型必须在诊断时明确进而指导临床管理和治疗决策。手术是治疗局部GIST的有效方法。目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伊马替尼已用于转移性GIST的标准一线治疗,虽然其临床获益率为80%,但多数患者接受治疗2~3年后出现疾病进展。二线和三线药物选择分别包括舒尼替尼和瑞戈非尼。近年美国联邦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了两种新的TKI用于治疗重度预处理的晚期/不可切除的GIST,包括阿伐替尼(PDGFRA外显子18突变的选择性抑制剂,如D842V突变)和瑞派替尼(c-Kit和PDGFRA的广谱激酶抑制剂)。靶向药物和外科手术的联合应用可改善GISTs患者的预后。

激光原位开窗重建腹主动脉瘤内脏分支

【内容简介】腹主动脉瘤(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AAA)是由于腹主动脉管壁退化和管腔病理性扩张而引起的一种退行性病变,常累及重要内脏动脉分支,其危险性和病死率较高。腔内修复技术可安全、有效地重建新的血流通道来隔绝瘤体,其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成为临床治疗AAA的有效手段。本视频详细地展现了对一例70岁男性AAA患者施行肠系膜上动脉及腹腔干动脉体外开窗及双肾动脉激光原位开窗重建的手术过程:体外释放支架,行肠系膜上动脉及腹腔干动脉体外开窗。

原位开窗技术在主动脉弓部病变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中的应用

一、概述随着主动脉移植物及腔内技术的发展,胸主动脉疾病的治疗已逐渐从创伤较大、恢复周期较长的开放手术转向微创化、恢复周期短的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该技术已被越来越多地推荐用于不适合进行开放手术的患者[1]。然而,累及主动脉弓的病变仍然是TEVAR的难点。主动脉弓病变累及范围广泛,常伴随弓型复杂、分支动脉开口异常及扭曲等情况,而在主动脉支架植入过程中为了获得较为理想的锚定区,可能遮盖一支甚至多支重要分支动脉开口,从而造成弓部分支动脉(头臂干动脉、左颈总动脉及左锁骨下动脉)血流中断,导致脑卒中等严重并发症。

磁共振成像与计算机断层扫描在胰腺导管腺癌血管侵犯术前评估中的价值比较

目的对比磁共振成像(MRI)与计算机断层扫描(CT)在诊断胰腺导管腺癌(PDAC)的胰周血管侵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19年6月至2022年5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82例经手术切除或开腹探查且病理诊断为PDAC的患者,根据手术结果证实其中发生血管侵犯25例,无血管侵犯57例。患者均进行MRI与CT检查,分别评估两种检查方式对胰周动、静脉侵犯的诊断效能,并对比单用一种检查方式与联合两种检查的评估结果的诊断差异。结果MRI和CT评估静脉侵犯时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MRI对发生静脉侵犯的区分能力优于CT(P<0.05);MRI和CT评估动脉侵犯时的敏感度和判断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MRI特异度优于CT(P<0.001);MRI联合CT后评估的敏感度提高,对血管侵犯的判断能力优于CT(P<0.05)。结论MRI较CT更适用于评估PDAC胰周静脉侵犯,MRI联合CT可以提高对PDAC血管侵犯的诊断敏感度。

乳腺腺叶可视化技术在乳管内乳头状瘤手术中的应用

乳腺腺叶切除手术是治疗乳管内乳头状瘤的标准术式,经溢液的乳孔注入亚甲蓝对病变腺叶进行显影是可行有效的方法,但闭塞型乳管内乳头状瘤经常会出现腺叶蓝染显影不充分,而无乳头溢液-超声阳性肿物型的乳管内乳头状瘤如仅按肿物切除,会导致乳腺腺叶手术切除不充分、不彻底。作者及其研究团队提出,对乳管内乳头状瘤按乳头是否有溢液以及肿瘤是否使乳管闭塞进行分类分型,并联合采用乳腺超声、乳管镜以及亚甲蓝,进行三点蓝染标记乳腺腺叶,实现乳腺腺叶可视化显示,以指导进行乳管内乳头状瘤的精准腺叶切除手术。

开放手术在慢性肢体威胁性缺血中的应用及评价

外周动脉疾病(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s,PAD)是一种常见且显著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主要是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引起的除脑和冠状动脉以外的体循环动脉狭窄和阻塞。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概要推算,我国现患PAD人数为4530万。慢性肢体威胁性缺血(chronic limb-threatening ischemia,CLTI)作为PAD的最严重阶段,常伴有静息痛、坏疽或下肢溃疡(持续>2周)等临床症状,并存在创口延迟愈合、截肢和死亡的风险。因此,对CLTI进行及时且有效的初次干预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

主动脉内膜脱套诊治体会

早在1887年,Bostroem首次报道了主动脉夹层存在一种特殊类型:环形夹层,内膜呈环状撕脱。1962年Hufnagel将这种并发症命名为“主动脉内膜脱套”(aortic intimo-intimal intussusception,AII)[1],并通过8例患者的总结分析,将其特征归纳为:(1)内膜的环状撕裂位于冠状动脉开口上方;(2)在升主动脉至无名动脉水平,内膜与中膜呈环状分离;(3)内膜脱套入血管腔内,并可延伸至降主动脉;(4)脱套的主动脉内膜可能会造成分支动脉阻塞;(5)夹层可逆撕至主动脉瓣处[1]。

PIK3CA基因在结直肠癌中的意义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发病率居第三位,死亡率居第二位[1]。我国CRC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已经是第二常见的恶性肿瘤,仅2020年就导致约28.6万人死亡[2]。在CRC发生发展过程中,多种细胞信号转导通路参与其中,主要有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AKT信号通路、Wnt/β-连环蛋白(β-catenin)信号通路、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TGF-β)信号通路、Ras/RAF/MAPK信号通路等。其中,PI3K/AKT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该通路中的关键基因,磷脂酰肌醇-4,5-二磷酸3-激酶催化亚基α(phosphatidylinositol-4,5-bisphosphate 3-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alpha gene,PIK3CA)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研究。

急性肠梗阻辅助检查方法临床诊断价值的评价

急性肠梗阻病因复杂,发病急剧,检查手段有限,治疗决策是关键。腹痛、腹胀、恶性呕吐以及停止排便排气等症状是判定肠梗阻的初步证据。在发病初期能够准确判定病因、梗阻部位和程度是急性肠梗阻选择治疗方法的重要依据。急性肠梗阻精准的定性.

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阑尾切除与结直肠肛管恶性肿瘤发生风险的关系

目的利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分析相关数据,通过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MR)评估阑尾切除与结直肠肛管恶性肿瘤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方法阑尾切除与结直肠肛管恶性肿瘤相关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数据来自英国生物数据库(UK Biobank)和GWAS catalog生物数据库,筛选与阑尾切除密切关联的遗传位点作为工具变量,分别以MR-Egger回归法、加权中位数法、逆方差加权法进行MR分析,以P值评价阑尾切除和结直肠肛管恶性肿瘤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最终筛选出15个与阑尾切除相关的SNP位点作为最终工具变量,即rs106520、rs10829663、rs10849448、rs142069498、rs21525、rs2171591、rs224029、rs2326394、rs2780304、rs34236350、rs56259011、rs72827881、rs7649870、rs76896900、rs815430。以三种方法进行MR分析,皆显示P>0.05,阑尾切除与结直肠肛管恶性肿瘤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数据之间的异质性和总体多效性不明显。结论阑尾切除与结直肠肛管恶性肿瘤发生风险没有相关的遗传证据。

开腹探查+回盲部切除+小肠结肠吻合术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是一种可累及全消化道的慢性炎症性肠道疾病,目前以药物治疗为主,由于病程发展中常伴随穿孔、梗阻、肠瘘和脓肿等并发症,手术干预仍然是最佳的治疗选择。本视频详细展现了对一例患病8年、既往曾行肠穿孔手术和造口还纳术的31岁男性患者施行开腹探查+回盲部切除+小肠结肠吻合术的手术全过程:原切口进入腹腔;分离粘连肠管;修补受累肠管内瘘口;完全游离吻合口;离断吻合口远端肠管;从右侧结肠旁沟向左侧游离盲肠;离断小肠;将小肠与结肠行端端吻合;关闭系膜裂孔;留置引流管,关闭腹腔。

肝癌免疫和靶向治疗时代“Watch and Wait”策略的应用及思考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占原发性肝癌的85%~90%,在全球癌症发病率中居第六位,死亡率居第三位[1]。中国是HCC的高发地区,发病人数约占全球发病人数的55%,严重威胁着国人的生命健康[2],且大多数患者在诊断时已属中晚期,目前我国HCC患者5年总生存率不足15%[3]。近年来,HCC的外科治疗、血管性介入治疗、消融、放射、系统药物治疗等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4],特别是随着分子机制的深入研究以及靶向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突破性进展,系统治疗对传统治疗手段以及联合治疗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开辟了HCC治疗的新里程碑[5]。目前,随着HCC综合治疗模式的动态发展与变化,有必要探索其在免疫和靶向治疗时代下“Watch and Wait”(观察等待)策略的应用。

D3+CME膜解剖的一个复制

膜解剖是近年来胃肠道肿瘤手术理念的一个重大转变,尽管膜解剖理论已越来越多地被临床所接受和重视,但其仍然存在不少认识上的模糊和混淆。讲者系统回顾了膜解剖理论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从结构和功能关系方面详尽阐述了膜解剖的原理和相关概念,从广义上明确了外科解剖学上的“系膜”定义,并通过多方临床数据验证和肯定了基于膜解剖理论的D3+CME手术术式及效果。

浅表血栓性静脉炎管壁基质金属蛋白酶及其抑制剂表达研究

目的检测浅表血栓性静脉炎(SVT)、大隐静脉曲张(VGSVs)和正常大隐静脉(GSVs)管壁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和其组织抑制剂(TIMPs)表达变化。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IHC)、聚合酶链反应(PCR)、Western blotting方法,检测三组静脉管壁中MMP-2、MMP-9、TIMP-1、TIMP-2蛋白阳性表达率、mRNA和蛋白表达。结果SVT组MMP-2、MMP-9、TIMP-1、TIMP-2蛋白阳性表达率、mRNA和蛋白表达均显著高于VGSVs组和GSV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MP-2/TIMP-2比值SVT组和VGSVs组均低于GSV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MP-9/TIMP-1比值SVT组均低于VGSVs组和GSV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高流体静力压和炎症条件下,SVT管壁MMPs和TIMPs蛋白表达明显失调,提示MMPs和TIMPs可能参与静脉管壁重塑过程。

合并动脉侵犯胰腺癌的形态学观察与可切除性评估

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高,预后差的消化系统肿瘤,局部进展期常累及腹腔主要动脉,成为手术治疗难点。讲者分别从技术性和生物性两方面详细阐述了胰腺癌的可切除性定义,并结合影像学和病理学对肿瘤侵犯的腹腔动脉受累状态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动脉被侵犯的深度比包绕的周径更具参考价值和依据的主要观点。并介绍了基于该分级标准下的动脉鞘剥除技术(subadvetitial divestment technique,SDT),该术式为动脉受侵犯的胰腺癌提供了肿瘤根治的机会,并避免了动脉切除的相关风险。

自体组织乳房再造胸壁重建

乳腺癌是一种临床高发的恶性肿瘤,手术切除仍是主要治疗手段,如何在安全治疗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功能和外观的追求,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是目前乳腺癌治疗发展的主要方向。讲者系统回顾了乳腺肿瘤治疗及整形的技术、理念发展进程;详尽阐述了背阔肌皮瓣、下腹部皮瓣、大网膜瓣等自体组织在乳房再造领域的应用及特点;并对联合3D打印技术进行胸廓—胸壁重建的手术方案及效果做了简要介绍,明确表达了整形外科技术及美学理念对乳腺外科治疗的重要意义。

中国结直肠癌早诊早治专家共识(2023版)

结直肠癌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通过防治结合,我国结直肠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已大幅提高。对照国际先进经验,较低的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率成为限制我国结直肠癌患者预后进一步提高的瓶颈。2020年,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早诊早治学组组织结直肠癌领域专家撰写并颁布了《中国结直肠癌早诊早治专家共识》,该共识发布对我国结直肠癌早期诊断及规范化治疗意义重大。在2020版基础上,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早诊早治学组就结直肠癌的早期筛查及诊断方案、早期结直肠肿瘤的内镜和外科处理以及辅助治疗与补救措施和随访监测方案等内容进行修订,以国内外结直肠癌早期诊疗领域的临床研究进展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临床实践,同时又参考了国际指南的更新内容,达成2023年版专家共识供参考。2023版专家共识将会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我国结直肠癌早期诊疗,改善患者生存和预后。

胆管内乳头状肿瘤手术切除的临床回顾性分析

目的通过大样本手术切除病例分析,探讨胆管内乳头状肿瘤(IPNB)的临床特征和治疗策略。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9月至2022年10月,国内2个大型医疗中心收治的94例手术切除IPNB患者资料。结果(1)IPNB术前仅21.3%(20/94)正确诊断,38.3%(36/94)术前诊断为胆管癌,MRI(MRCP)术前诊断正确性相对较高(24.1%,13/54)。典型影像学表现为胆管扩张合并胆管内肿物,新发现胆总管末端鸟嘴样狭窄也是一个重要特征。(2)38例(40.4%)肿瘤位于左半肝,为最常见发病部位;IPNB伴低级别、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各15例(16.0%)、33例(35.1%),为良性肿瘤;浸润性癌46例(48.9%),为恶性肿瘤;肿瘤部位、多发肿瘤、分泌黏液与IPNB良恶性无关。(3)患者均手术切除,其中肝切除72例,肝外胆管切除合并胆肠吻合9例,Whipple 13例,R0切除率为95.7%;61例行淋巴结清扫,淋巴结阳性率3.3%(2/61)。(4)术后1、3、5、10年生存率分别为91.1%、82.0%、73.5%、44.0%;单因素分析显示体质量是否下降、CA125是否升高、肿瘤良恶性与患者远期预后有关(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恶性肿瘤是远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OR=2.479,95%CI:1.127~5.453,P=0.024)。与良性IPNB相比,恶性IPNB的中位生存时间更短(14.3年vs 8.4年,P<0.05)。结论IPNB术前难以正确诊断,近半数为浸润性癌,淋巴结阳性率低;术前需明确胆管内肿物位置及病变范围,必要时术中胆道镜检查;注意留取胆管切缘术中冰冻活检,以达到根治性切除;术后可选择性辅助治疗;IPNB远期预后良好,恶性肿瘤是其独立危险因素。

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对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和靶向免疫治疗疗效及预后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基线值及其动态变化对接受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ACE)加仑伐替尼及卡瑞利珠单抗治疗的肝细胞癌(HCC)患者疗效及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3年2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19例接受TACE加仑伐替尼及卡瑞利珠单抗三联疗法的HCC患者的临床资料,统计治疗前及治疗2个月时的NLR、PLR值分别记作NLR_(0)、PLR_(0)和NLR_(2)、PLR_(2),根据临床疗效评价是否有效将所有患者分为有效组和无效组,比较两组的NLR_(0)、PLR_(0)和NLR_(2)、PLR_(2),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得出NLR、PLR的最佳截断值,将NLR、PLR分成高、低2组,进行KaplanMeier生存分析,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结果根据ROC确定NLR_(0)、PLR_(0)和NLR_(2)、PLR_(2)的最佳截断值为2.1、134.4和2.8、153.0。有效组NLR_(2)和PLR_(2)水平均明显低于无效组(均P<0.01)。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表明,NLR_(2)、PLR_(0)、年龄与总生存期相关(均P<0.05)。动态分析发现,低PLR_(0)、低PLR_(2)组的中位生存期为29个月,显著优于高PLR_(0)、高PLR_(2)组的14个月(P<0.001);低NLR_(0)、低NLR_(2)组的中位生存期为26.5个月,优于高NLR_(0)、高NLR_(2)组的18.1个月(P=0.002)。结论外周血NLR、PLR的基线值及动态变化对接受TACE加仑伐替尼及卡瑞利珠单抗的患者疗效及预后均有一定预测价值。

基于血清肿瘤标志物预测结直肠癌肝转移模型价值分析

目的探讨血清肿瘤标志物与结直肠癌肝转移(CRLM)间的关系,建立CRLM预测模型并评价其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21年4月至2022年10月沧州市中心医院收治的结直肠癌患者371例,依据有无肝转移将其分为CRLM组59例,无肝转移(nonCRLM)组312例。比较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治疗前血常规及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CRLM的独立影响因素,并以此建立预测模型,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及拟合优度检验评价预测模型的效能。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CRLM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19-9(CA19-9)和唾液酸/羟脯氨酸(SA&Hyp)水平均高于non-CRLM组(均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经校正后血清CEA(OR=1.021,95%CI:1.012~1.030)、CA19-9(OR=1.003,95%CI:1.001~1.005)和SA&Hyp高表达(OR=1.055,95%CI:1.033~1.077)均为CRLM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1)。ROC曲线分析显示,与CEA、CA19-9和SA&Hyp单独检测相比,三者联合构建的预测模型对CRLM的诊断效能更佳(ROC曲线下面积0.867,95%CI:0.818~0.916,敏感度0.831,特异度0.785,均P<0.05)。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提示该预测模型拟合度较好(χ^(2)=8.441,P=0.392)。结论血清CEA、CA19-9和SA&Hyp高表达是CRLM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3项指标构建的CRLM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可为临床工作中CRLM的早期诊断提供新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