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微观内涵、发展机理和政策取向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双轮驱动的结果,是从微观企业到中观产业再到宏观社会经济三个层面依次递进的过程。作为数实融合的基本单元,实体企业与外部数字环境的交互联结及其内部数字化转型共同构成了微观层面数实融合的主要内容。以实体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和数字环境三个方面明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微观内涵,从实体企业的生产过程、组织管理过程、研发创新过程、绿色发展过程和供应链过程五个维度解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微观发展效应。针对效应形成机制和环境制约因素,应加快构建和完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设施生态、产业生态、创新生态、人才生态和治理生态,以生态系统建设进一步强化数实深度融合的微观发展效应,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ChatGPT应用中的科研诚信风险及其伦理治理

作为具有高度人工智能特点的新成果,ChatGPT自面世以来就受到广泛关注。其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生成性的自主学习能力、良好的人机交互能力在为科学研究提供有力辅助的同时,也产生了科研诚信的隐忧。ChatGPT在辅助科研中存在的诚信风险主要包括:信息失真的风险、剽窃侵权的风险、科研失德的风险。要规避这些风险,就必须对ChatGPT的应用进行伦理治理。ChatGPT使用应当遵守公开知情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共同责任原则。唯有强化研究者的道德自觉,建立ChatGPT伦理审查机制,构建ChatGPT科研诚信伦理控制体系,才能确保ChatGPT在科研辅助中满足科研诚信要求、具备道德正当性。

我国《学位法》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解读

《学位法》的制定是全面提升学位工作质量、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一步。在学位法治目标导向下的《学位法》,从国家学位形态与大学学位形态的平衡调适、学位制度基本原则的确立、学位工作体制的三级架构、学位授予制度的优化完善、学位质量保障的制度创新、学位权益保护与争议解决的一体建设等六个方面,对我国学位制度进行了大幅调整。围绕学位立法的主要内容,深刻剖析制度革新背后的理论逻辑,提出新学位制度贯彻实施的具体建议,确保在法定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将我国学位制度优势转换为现实治理效能。

个人信息侵权中过错的认定及对侵权责任的影响

过错对判定个人信息侵权责任成立与明确损害赔偿金额具有重要意义。就归责原则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体系衔接不畅,引发了个人信息处理者与非个人信息处理者适用过错推定责任抑或过错责任的法律适用难题。就过错程度而言,非法收集、使用、获取、买卖、公开、泄露个人信息等单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行为人主观上多为故意,过失侵权多发生于网络信息侵权及信息公开侵权;将个人信息用于刑事犯罪、商业营销及人格侵权等以个人信息为媒介侵害其他民事权益的行为,上游个人信息侵权人对下游损害承担责任以故意为要件,但上下游信息处理者之间存在合同勾连关系时,即便上游个人信息侵权人仅为过失,也需对下游损害承担相应责任。

资源下乡背景下乡村关系的差序格局及其形塑逻辑

以“一乡−多村”为乡村关系的两个主体,突破过去将乡村关系中的“村”视为一个抽象整体的研究进路,提出“乡村关系的差序格局”。在“行政消解自治”乡村一体化的背景下,乡镇与其下辖的各行政村的关系存在“亲疏远近”之别。形塑这种亲疏远近的要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特定行政村在中央或地方涉农政策中的重要性。政策性位置越突出,其与乡镇的关系越亲近。二是特定行政村村治情况良善与否。村干部治村能力越强,其与乡镇的关系越亲近。三是特定行政村在体制内有无先赋性外联关系。这种外联关系越重要,其与乡镇的关系越亲近。自上而下的各类资源在各行政村之间的配置,相应由乡村关系的差序格局来形塑。

绿色金融增强制造业韧性的机理及效应研究

在“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究绿色金融如何增强制造业韧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2021年的省域面板数据,考察了绿色金融增强制造业韧性的机理与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增强制造业韧性,且绿色金融对新能源制造业韧性的积极影响大于高污染、高能耗制造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韧性的正向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从分位数回归结果可见,随着制造业韧性水平的提升,绿色金融对其影响效应呈波动的倒“U”型特征;中介机制检验发现,绿色金融可以通过扩大绿色消费、推动产业升级和加速产业集聚,间接增强制造业韧性;调节机制检验表明,政府补贴和技术创新能够强化绿色金融对制造业韧性的促进作用,且二者对新能源制造业韧性的强化效果更为明显。研究结果为提升绿色金融的赋能作用以及增强制造业韧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马克思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与超越

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建立起纯粹合理性的现实,并从本体论层面对现实概念加以形而上学式演证,突出了现实的总体性内涵,同时采用对现实的事后反思与之相映射。马克思在指出黑格尔现实观的逻辑泛神论本质后,批判继承了其现实观,并对之加以实践的对象性改造,使现实概念具有了客观实在的品格。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辩证法的总体性原则社会历史化,把理论置于社会历史的总体过程中去理解。他认为理论不仅源自社会现实,更是现实运动的关键环节,并将其嵌入到改变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之中,以此完成了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与超越。

地方保护政策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的影响分析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各地频发的地方保护现象却成为阻碍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的主要因素。以2010—2021年中国28个省(市、区)新能源汽车推广数量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地方保护政策对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和市场占比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在其中的调节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地方保护政策对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扩大和市场占比提升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在该影响过程中具有调节性作用,地方保护政策对市场规模的作用受到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单一门槛效应的影响,而对市场占比的作用则受双重门槛效应的影响,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进一步研究显示,地方保护政策通过加深能源市场分割阻碍了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区域异质性表明,东部地区的地方保护政策对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保护政策则有助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在有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母公司的地区,地方保护政策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在没有此类企业的地区,其抑制作用相对较弱。研究结论为打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资本论》的时间辩证法:资本逻辑的时间叙事及其解放

《资本论》的时间概念与资本批判紧密相连。马克思在该书中分析指出,时间在资本的作用下呈现出具体和抽象的二重性质。具体时间与个体的社会劳动结合在一起,抽象时间则表现为价值的独立运动。资本周转与时间转化交织浸润,资本逻辑的建构体现为从具体转化为抽象的时间规范。作为一种将时间抽象化的强制力量,资本将个体的生命时间统摄于它的结构之内,这导致劳动者无可规避地处于被奴役和支配的异化状态。除了建构时间的抽象统治结构,资本主义还造就了一种瓦解资本逻辑的历史动力——从抽象还原到具体的自由时间。资本增殖的空间来源于劳动者被压缩的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只有对资本的批判“代表一个阶级”,劳动者才能真正推翻时间的抽象统治。要完全超越资本,必须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解放自由时间。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时间才能从异化劳动的空间转化为自由发展的空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分析,不仅解开了“资本之谜”,也解开了“时间之谜”和“自由之谜”,在揭示资本逻辑限度的同时,为当代社会主义世界中人的自由解放指明了方向。

推进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

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作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部署要求,具有确保反腐败格局中职能责任的依法履行、确保反腐败法网密织及流程贯通、确保反腐败执法司法公平公正的时代价值。推进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亟需从理论上回应“结构平衡说”“监察中心主义说”等学术争议。其一,构建以监察执法为主导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结构形式。应当从反腐败格局中的职责定位来深刻把握腐败治理与社会治理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差异,深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政治逻辑。其二,明确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主体责任。该主体责任是建立在监察机关履行反腐败法定职能基础之上的监察机关与审判、检察、公安及相关执法特定机构和人员所承担的法法衔接职责和义务。其三,完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主要包括监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与审判机关的协调配合机制,如证据审查认定、审判信息通报配合等,以及与检察机关的衔接机制,如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案件移送等,其要旨是通过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配合制约,确保反腐败执法司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再论受教育权——基于“理由束”方法论的分析视角

对于“何为受教育权”这一问题,既有的受教育权方法论并未提供有效的应答策略。描述性方法论界定的受教育权概念缺少区分性和普遍性特征,评价性方法论因无力解决并不稳定的教育价值立场问题而使得受教育权概念陷入正当性“陷阱”。对此,在理由论的基础上,受教育权可被视为依附于一束理由的“要求”。在该“理由束”中,结合欧洲人权法院相关判决,受教育者的自我实现是初级内在理由,平等接受教育为次级内在理由,而包括国家干预在内的其他理由则构成外在理由;受教育权的初级和次级内在理由属于立法范畴的理由,又因无法在立法上穷尽外在理由,所以外在理由被分配至司法范畴。

论公司法规制国家出资公司的口径与路径

新修订的公司法增加了第七章“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实现公司法对国家出资公司的规制体例编排“从节到章”、条款数量“从少到多”以及适用范围“从国有独资到国家出资”的重要进步,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原公司法中存在的规制理念陈旧、口径局限、路径紊乱等缺陷。但新公司法仍存在规制口径模糊、组织规范制度供给不足等痼疾,需要进一步校准国家出资公司的规制口径,将国有独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其中,保证规制逻辑的周延性;继续改进规制路径与立法技术,通过引致技术简化关联部门法的重复性规定,增加具有制度特色的治理规则供给,包括完善党组织条款,细化外部董事条款,鼓励并引导国有控股公司章程设置赋权性的差异化治理条款,以提升公司法的适应性品格。

赋能论还是衡量论?——理解治理效能的第三种理论可能

治理效能概念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的最新理论成果。当前关于治理效能的理论认知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赋能论”和“衡量论”两种。赋能论聚焦于治理效能转化和治理效能提升两个方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差距不大,其实质是围绕着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衡量论将治理效能看作评价性概念,是对治理效率、治理效果和治理绩效的深化和发展。对治理效能的理解应该突破基本概念,走向理论构建,构建高效能治理理论要重点从治理理念、治理框架和治理特质三个方面形成对高效能治理的总体性认识。

商业机构用户画像应用的政府治理责任研究

商业机构的用户画像目前在人工智能系统、智能预测、场景识别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其“监控式”信息汇集方式带来的个人信息侵权风险、算法决策带来的过滤泡效应与差别对待风险,对政府的用户画像治理形成新挑战。我国已初步形成用户画像发展与治理的政策体系,相应法律框架也逐渐成型。在国际上,用户画像治理的政府责任包括个人信息治理和智能算法治理两种不同的模式,政府的用户画像治理责任应当在宪法的国家保护义务框架下,实现发展促进与风险预防的价值协调。我国应通过顶层设计对治理模式进行延伸迭代,推进个人信息治理与智能算法治理的协同,并且将预警原则和国家担保责任原则作为治理责任的分配原则。

哈贝马斯论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

交往合理性概念是哈贝马斯为解决现代性危机而提出的。由于哈贝马斯的理论与韦伯理论的关系及他本人后期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概念在现代合理性图谱中的定位似乎一直是悬而未决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理解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先后在认识兴趣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中,从理性兴趣和行为领域这两个层面对这两种合理性做出过区分。这只是二者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交往合理性的任务是,面对认知-工具合理性的过度膨胀,既要承认现代社会已经分化的基本合理性之间相互独立的事实,又要在此前提下实现它们的有限统一。据此,面对自身合法领地遭到侵蚀的状况,道德-实践合理性应当依据交往合理性所提供的有效性要求、原则与程序,实现自身重建,具体包括道德、法律和宗教三个具体领域。

大数据驱动下的国家矿产资源管理:赋能机理与模式创新

传统矿产资源管理模式面临着国内国际复杂形势和资源安全上升国家战略地位的双重压力。大数据作为信息时代的基础资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撑。探讨大数据驱动下国家矿产资源管理新模式不仅是解决当下管理困境的应有之义,更是在新时代全球资源竞合中占据优势的主动之举。基于“需求锚定—结构赋能—平台接榫”三维分析框架,界定目前我国矿产资源管理中存在的职能、体制、决策、监管四个维度的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分析大数据技术从虚拟治理空间、多源数据聚合、数据情报智慧、全程动态留痕四个维度赋能国家矿产资源管理的机理;围绕大数据平台支撑下的职责分配明确、体制层级交错、智能情报决策和动态全景监管四个功能,提出构建国家矿产资源管理新模式的实现路径。

空间赛维坦与空间赛托邦:ChatGPT时代的权力悖论

通过引入空间视角,探索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权力格局所产生的悖谬式影响。一方面,ChatGPT等技术促进了资本的狂飙与空间剥夺,建构起国家意识形态下的空间霸权,催生速度化的空间帝国主义,最终形成极权式的“空间赛维坦”。另一方面,在各行为体的良性管控下,在国家层面,ChatGPT等技术能够促进空间的扁平化与协商化、科层制政府的韧性化与国家自主性的弥散;在全球层面,通过促进不同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平等协商,ChatGPT有助于建构“全球空间在场”,最终形成协商化的“空间赛托邦”。权力自身具有中心化的倾向,人类需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变革“空间赛维坦”,驶向“空间赛托邦”,从而将“权力悖论”转变为“权力向善”。

财政环保支出是否存在涟漪效应?——基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

基于2007—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地方财政环保支出的绿色技术进步涟漪效应,讨论区域异质性特征,并验证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城市间绿色技术进步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存在涟漪效应,即财政环保支出对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倒U型”效果,并对邻地绿色技术进步产生“U型”影响。异质性检验显示,经济规模较大、产业结构高级且人力资本集聚的城市,财政环保支出更加有助于推动本地绿色技术进步。另外,本地财政环保支出影响邻地产业结构升级,长期内调整邻地经济增长效益,进而激励邻地绿色技术进步。研究结论将为政府因地制宜调整财政环保支出、优化绿色技术进步体系提供一定参考。

论欧盟消费争端解决机制及其经验借鉴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市场的复杂性,使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基于弱者保护理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实质正义理论以及政府公正执法理念,建立了优势鲜明的消费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以及小额诉讼、集体诉讼、集体仲裁、公益诉讼等制度。其以保护消费者为核心理念的争端解决机制,灵活实用的小额消费诉讼机制,功能特殊的消费公益诉讼机制,优势鲜明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机制和消费者集体仲裁机制,独具一格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为其他国家消费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提供了宝贵经验。

论“道学西用”的当代启示

20世纪以来西方世界面临着各种矛盾和危机,道家思想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救治社会弊病之良方,玻尔、李约瑟、普利戈金、卡普拉、荣格、马斯洛等人将其应用于心理学、物理学、管理学、政治学、养生保健等多个领域,谱写了中西文化互补、互融、互鉴的新篇章。这一文化现象启示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式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既要对先贤智慧存有敬畏之心,又要根据时代精神对其进行扬弃、诠释、转化和创新;既要对经典深入研究,也要对其智慧加以应用;既要注重文化自信,又要注重中西文明互鉴,拓展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和向度,更有力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