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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后王”:张居正的政治思想与实践

张居正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的务实性就在于能够客观地看待本朝法度的政治效力,在充分肯定其时代价值的同时,竭力将其付诸实践。张居正认为“法无古今”,以“近民为要”,指斥不切实际的“法古”意识,反对厚古薄今,明确主张“法后王”。他认为明世宗“同符二祖”,为“中兴”之主,与明太祖和明成祖是明朝值得效法的三位“后王”。如果无视张居正对明世宗“中兴”地位的肯定,那就不可能客观地把握张居正“法后王”的思想要义和“综核名实”的行政特点。肯定本朝法度的当代价值是作为顾命之臣的张居正稳定政局和培育幼主明神宗最佳的路径选择,他希望明神宗能够成为像明太祖、明成祖、明世宗一样的“后王”。

承秦·过秦·摒秦:汉人秦论的三个维度

接秦而建的汉朝,对于秦朝历史多有论议。纵观汉人秦论,存在着“承秦”“过秦”和“摒秦”三个维度。“承秦”主在制度,肯定汉朝对于秦朝制度的继承性;“过秦”主在治政,揭示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在于暴政;“摒秦”主在正统,将秦朝视为闫朝,从历史统绪上否定其政权的合法性。汉人秦论的三个维度,体现了汉人对于秦朝历史的认识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肯定主要在制度层面,否定则主要在治政与正统层面。汉人秦论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而“过秦”则为其中的枢纽。“汉承秦制”而以具有仁德特点的周制进行补充,与“过秦”思潮对秦政仁义不施、暴虐天下的批判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汉朝持续不断的“过秦”,给秦朝打上了深深的暴政印记,以至于人们不敢“道秦”,“摒秦”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汉人秦论对于汉朝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为历代秦论奠定了基调。

秦代“中县道”“陇西县道”与郡县制演进

岳麓秦简律令中出现了“中县道”一词,范围东抵函谷关,东南至上雒、商县,北边与上郡接壤,西北以昭襄王长城为界,西边至襄武;其意为“中央直辖县道”,是与“郡县道”和“陇西县道”相区别的专用称谓。里耶秦简牍显示,统一后本区域正式定名为与郡平级的“内史”,地域范围基本维持原样。陇西戎羌之地的县道和臣邦,入秦之初由属邦管理。始皇三十三年(前214)蒙恬扩边之后,秦将内史和属邦管理的部分县道,与扩边之地一起设置陇西、北地二郡。这一过程反映了秦旧地与西北民族地区置郡的历史演进过程。

秦汉时期的校长、士吏与游徼——兼论刘邦“为泗上亭长”事

校长、士吏与游徼,是秦汉县下治安官吏的重要构成。秦及汉初,亭的长官不称亭长,也不称亭啬夫,多称校长。校长是有秩吏,署亭任职,不持亭印。县市亭负责人称亭啬夫,文书中省称“亭”,持亭印。二者并不相混。刘邦“为泗上亭长”,乃是《史记》用武帝时职官称谓予以比附,应为泗上亭校长。秦代“亭长”秩级高于汉代中期以后,刘邦禄秩高于萧、曹,同属“豪杰吏”,身份并不特别低微。士吏在早期各县普遍存在,以捕盗为主责,相较于校长主亭,士吏主鄣,受令可领导鄣亭警备力量,并在乡亭徼循,“远其县廷”。西汉武帝以降,军事色彩突出的士吏、发弩、髳长,已退出日常职官序列,各县不复常设;亭校长均称亭长,秩级降低,地位下降;加之县尉所属尉史改属县廷,县级武吏系统多有变动。与此同时,游徼作为外部吏,由县廷功曹署任,负责徼循。东汉在“部游徼”的基础上,复增“部贼捕掾”。后者受县廷所遣,因事派出,更有助于贯彻上级命令,凸显县令长的集权趋向。县下治安官吏的设置及调整,反映秦汉王朝由战时体制转向日常行政体制的历史变迁。

清代卫军家族应对运漕事务的实态——以荆州右卫什军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漕运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实践,呈现出复杂性及区域性特征。荆州右卫卫军家族的漕务应对,揭示了基层社会的应役实态,具有区域性意义。入清以后,屯漕关系渐趋崩溃,清廷通过垦荒、贴运、回赎等措施,解决荆州右卫等地屯田流失和运丁贫痞的问题。同时荆州右卫什军采取顶补、捏控等方式,达到增补运丁的目的。然而,运役艰难,运费沉重,什军及其家族不堪其累,在上至“天庾”不可失、下至宗漕不可欠的信念和重压之下,卫军家族公议规约,内部协调,多路径应对,采取了诸如联宗帮运、按丁抽费、扶植义帮、军田济漕等应役方式。家族之间的房、户组织不仅仅是一种血缘组织,同时成为家族内部的承役单位。清代卫军家族对运漕事务的应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家族的组织化建设。

试论商“贾”

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皆有“贾”字,依其书体可分作A、B两型,其中甲骨文“贾”字细分为6式,金文“贾”字细分为5式。甲骨文A型1式和金文A型出现时间最早,是“贾”字初形。商代“贾”字之本形,乃装盛货贝的布袋(钱袋子)之象形,会意字,用指负责财产管理和商品买卖的官吏。A型“贾”字一般用指主管货币事务之职司,B型“贾”字则一般用指主管财物事务之职司,与其他字组合后表示分管不同资产。无论哪种贾,都是商王近臣,具有较高社会地位。除了商王,王子也配属有贾,其职司与王贾不尽相同。在安阳殷墟已发现多座“贾”墓。

秦至汉初历法再探——以胡家草场历简为中心

文献记载秦至汉太初改历以前行用颛顼历,但实际历朔干支却与之不伴。随着秦及汉初历简的不断发现,学界在讨论时形成两种思路:一种主张从历简出发,不受颛顼历的限制,依据四分术的基本法则,逆推求解;另一种则以颛顼历为基准,使用进朔法调整其朔小余。胡家草场汉简《日至》与以前所得共计55条节气干支,经分析与项历是相吻合的,而《历》简中的月朔干支与颜项历不符,可以推定其计算起点在高祖五年(前202)十一月甲子朔无余,当年汉高祖称帝。由此说明秦至汉初历法气自为气,朔自为朔。气以颛顼历为准,而为取得天命色彩浓厚的历点,朔小余会人为改动,两次调整分别发生在汉高祖五年和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

窝阔台子孙的“太子”称号及汗位继承权问题

窝阔台即位后效仿成吉思汗立四皇后,晚年又补立了五、六皇后。成吉思汗早年曾指定窝阔台三皇后子阔端为窝阔台继承人。窝阔台即位后,因阔端有疾,改立大皇后子阔出、二皇后子合失为皇太子。阔出、合失先后早逝,窝阔台只好立二人之子失烈门、海都为太子。窝阔台去世,六皇后脱列哥那借口失烈门年幼,立己子贵由为大汗,约定由失烈门继承贵由汗位。推举汗位继承人时,“兄终弟及”和病残、年幼之人不得担任大汗的蒙古传统仍起很大作用。

殷墟甲骨南北两系演进关系探论——以胛骨钻凿布局、特色卜辞布局、占卜形式为视角

从殷墟村中南系历组二类与村北系典宾类以后各类骨上的钻凿布局、特色卜辞布局、占卜形式的演进序列来看,村中南系比村北系更早进入钻凿、卜辞沿骨边布局阶段,更早使用同一日对同一事件不同环节焦点进行占卜的组合方式,在这些方面是村中南系发展在先且影响了村北系。两系基本同时从多卜发展为一卜。

隋末李渊起兵及其建唐方略

隋末李渊起兵,采取了与李密造反不一样的方略。李渊的得策与李密的失策不仅是个人政治策略的差异,也有具体的人事背景,更有很深的政治文化根源。王莽之后,通过霸府模式改朝换代,似乎是唯一的成功之路,完全站在旧王朝对立面的造反,几乎只能打乱旧世界,不能建立新王朝。

《李亮墓志》所见武周明堂采木问题刍议

学界对武周明堂建造的研究集中于政治动机,忽略了明堂取材的问题。新见《李亮墓志》记志主曾以绛州垣县令充武周明堂采木使,似乎与名《东都记》所记之明堂采木使李千里、《刘元亨墓志》中曾任太阴监因造明堂而立功的刘父、受诏于號州采材而使伐木者多死的御史王弘义有着一段共同的经历。虽说他们都曾为武周明堂采材,但诸采木者在职名任使和采材区域上又大有差别,这说明武周明堂建造因为用材量巨大,存在多职动员和多地采材的情况。通过对明堂材木来源的分析,进而审视明堂取材模式和唐东都取材模式的关联度,有望为讨论中古都城取材模式拓宽认识路径。

“唐弗爵竹妾”说

殷墟甲骨文内容极其宏富,涉及战争、祭祀、田猎、气象、交通、建筑、教育、贡纳、生育、疾患等诸多方面,因此它是研究殷商时期的语言、古史,乃至思想、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近读殷墟甲骨文,偶有所得,今不揣谫陋择取其中一则成文,以就正于诸位方家。

从霸姬盘铭文看侯马盟书的分类

据大河口M2002出土霸姬盘铭文可知,完整的西周誓仪包括立誓、孚誓、载誓三个环节。西周画记载的两次盟誓活动亦可析分为同样的三个环节。受此启发,东周侯马盟书记载的盟誓仪式可以复原为四个步骤:一是参盟者就如何对待赵嘉的政敌立誓,从而形成“委质类”盟书中的第一则誓辞;二是参盟者就在“定宫、平时”祭告先君立誓,从而形成“委质类”盟书中的第二则誓辞;三是孚誓,参盟者立誓信守“委质类”盟书中的两则誓辞,从而形成“宗盟类”盟书;四是参盟者就如何对待赵嘉政敌的家族成员再次立誓,从而形成“纳室类”盟书。因此,侯马盟书中不同类别的盟书是在同一次盟誓仪式的不同环节形成的。

多语种史料中的成吉思汗御极叙事

丙寅(1206)建号成吉思被普遍视为铁木真御极、蒙古帝国建立的标志。建号称汗所承载的铁木真开国御极的历史意义,似乎不容质疑。但实际上,蒙古开国史的讲述方式,在蒙元时代的多语种史料中不尽相同。讲述蒙古开国史,涉及如何赋予“事件”以“意义”的问题。除了丙寅建号,铁木真在猪年(1202—1203)战胜王汗的事件,以及1180年代首次称汗的事件,都曾被时人视为开国御极的标志性事件。受到不同语言文化中历史书写传统的影响,汉文、波斯文和蒙古文史籍在讲述成吉思汗开国史时,对上述事件各有侧重。

来稿须知

一、本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刊登中国古代史(公元1840年前)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专题论文、札记和书评等。本刊要求学术的原创性,注重学术的前沿性,注重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敬请学界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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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高句骊传》侯“驺”记事辨析

《后汉书·高句骊传》关于严尤诱杀高句丽侯“驺”的记载极为特殊,一方面包含承袭自前史《汉书·王莽传》和《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有新的信息,与前两史存在相左之处。正是这种记载的前后不一,使得《后汉书·高句骊传》侯“驺”记事存在多处疑点乃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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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太平寰宇记》所见“挔(旅)[扌土方攵]”辨误

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旧唐书·地理志》载:龙朔元年(661),西域诸国,遣使来内属,乃分置十六都督府,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皆隶安西都护府,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纪之……挔[扌土方攵]州,于乌拉喝国所治摩竭城置。①即此“挔[扌土方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