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庫學》稿件格式要求

《中國四庫學》是由湖南大學嶽麓書院、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古籍整理研究所主辦的學術輯刊,每年兩輯,由中華書局出版。本刊設有七個常設欄目:四庫學綜合研究、四庫提要研究、經部研究、史部研究、子部研究、集部研究及文獻整理。爲便于學術交流,提高編輯效率,特對本刊的稿件格式統一規定如下,敬請作者知悉。一、稿件須提供300字以内的中文摘要和3~5個關鍵詞。二、請在文末注明作者個人信息(包括姓名、單位全稱、學歷、職稱等)。

《中國四庫學》稿約

《中國四庫學》是由湖南大學嶽麓書院、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古籍整理研究所主辦的學術1刊,每年兩1,由中華書局出版,是國内外四庫學、歷史文獻學與古典文獻學工作者發表研究成果的平臺,熱忱歡迎中外專家、學者惠賜稿件。1.本刊常設四庫學綜合研究、四庫提要研究、經部研究、史部研究、子部研究、集部研究及文獻整理七個欄目,不定期刊發專稿。

吴大澂致汪鳴鑾未刊信札考釋

故宫博物院藏有湖南巡撫吴大澂致其表弟汪鳴鑾的信札13通,内容涉及吴大澂在處理地方政務,巡視軍隊,維護社會秩序,公餘訪古攬勝等,對研究甲午前後的湖南社會情形,瞭解甲午戰争中吴大澂率湘軍出關參戰,有重要的價值。

《四庫全書》撤出本《書影》被撤原因考析

《四庫全書》是由清政府組織一批著名學者編纂的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對乾隆以前歷代典籍進行了系統整理。但同時乾隆帝借編纂《四庫全書》之際,嚴厲檢查古今圖書,對有所違礙的圖書,一是銷毁,二是肆意删削。《四庫全書》撤出本即是在已繕校完並庋置七閣之後,仍檢查出有"違礙"之處,而抽出擬準備銷毁的書籍,《書影》即爲其中的一種。本文以刊刻本《書影》與故宫圖書館收藏的《四庫全書》撤出本《書影》比對,以該書删改處爲著眼點分析其撤出緣由,從版本學視角探究該書價值及撤出本出現的歷史必然。

乾隆朝國子監與《四庫全書》之纂修

國子監在乾隆朝時期出現了人才濟濟的局面,從而爲《四庫全書》館中的謄録、校録等基層人才的選聘提供了必要條件。四庫開館後,從國子監選任謄録、校録人員的同時,還會從歷年鄉試落選人員内增選。從選聘方式上看,經歷了保舉、揀選、考選等多種方式,選聘的標準也日益嚴苛。在歷經十餘年才完竣的修書過程中,謄録、校録的實際工作效率並不能盡如人意。錯字、衍字、脱漏等現象,影響到了《四庫全書》的總體品質。由這些細微的文獻問題進而引發了諸多政治問題,從而爲我們考察古代修書與政治的權力互動關係,提供了一個面相。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札記

近日,讀中華書局整理本《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提要,所得甚多。與相關著述對讀後,將有感之處凡數則札記于下,或于《四庫全書總目》研究之深入,有所裨益。未及深考之處,以求諸師友賜教。一、職官類提要辨正一則《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職官類“宋程俱撰《麟臺故事》”條,提要云:“《玉海》載元祐中宋匪躬作《館閣録》,紹興元年程俱上《麟臺故事》,淳熙四年陳騤續爲《館閣録》.

試論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殘卷的編纂時間——兼論與天津圖書館藏《總目》稿本殘卷的關係

本文之作,主要在探討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這是筆者繼《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天津圖書館藏《四庫總目》稿本、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總目》殘稿、上海圖書館藏《總目》稿本之後,探討現存《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編纂時間的系列研究之一,希望藉此對殘存世間的《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不僅有較清楚的時間定位,也企盼對這些稿本的先後順序能有具體的了解,就《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過程研究而言,這應是頗有參考價值的關鍵問題。

不使異學淆正經——從《四庫全書總目》對易學圖書之部次看清代易學潮流

中國傳統之目録因類例而部次,每一部目之分立次序,絶非毫無意謂之所爲。晋著作郎李充將荀勗甲經、乙子、丙史、丁集之部次,更易爲甲經、乙史、丙子、丁集,並爲歷代主流目録所沿襲,即顯見傳統中國重史輕子、引史訓經之學術主流。(1)此即爲傳統目録有意謂部次之顯證。

國家圖書館藏《惜抱軒四庫館校録書題》抄本考略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抄本《惜抱軒四庫館校録書題》,乃楊希閔過録自梅曾亮舊藏姚鼐之底稿,遞經楊希閔、周星詒、蔣鳳藻收藏,有楊希閔、周星詒、魏錫曾、葉昌熾諸家題跋。相較《惜抱軒書録》刻本,該抄本有不少异文,且多出《卻掃編》《桯史》《西溪叢語》《輟耕録》四篇提要,更接近姚鼐原稿。姚鼐分纂稿中某些文本的變异,是在傳抄、刊刻過程中出現的,並非出自姚鼐之手。該抄本是研究姚鼐辭官原因、《惜抱軒書録》版本源流、《總目》'損益'姚鼐分纂稿等問題的重要文獻。

柳興恩《穀梁大義述》述略

柳興恩《穀梁大義述》是第一部試圖建構一個完整的《穀梁》學體系的著作。柳興恩始撰《穀梁大義述》的時間存在兩説,自述與後人之説不合。通過梳理史料,可以發現《穀梁大義述》始撰于道光十八年居喪之時,而非道光八年劉寶楠等人約而治經之舉。而這一時間及其自述,也解决了柳興恩治《穀梁》的緣起,即始于對'《春秋》何以始乎隱'的考察,進而得出'《穀梁》善于經'的結論。而'《穀梁》善于經'的提出,也促使柳興恩進一步考察《穀梁》學史,建構《穀梁》學體系,這也是《穀梁大義述》的旨趣于核心之所在。

《續通志·藝文略》與《四庫全書總目》關係新考

清乾隆時敕纂《續通志》,其《藝文略》部分係鈔撮《四庫全書總目》(下簡稱《總目》)而成,歷來評價不高。但《總目》版本頗多,僅纂修過程中就形成多種稿本(存世近十種)。《續通志》所抄《總目》具體是何本,至今未見有學者論及。本文將《續通志·藝文略》與《總目》存世諸稿本相校,證實前者所抄《總目》已亡佚。該佚本纂修時間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至四十七年(1782)七月間。因此,《續通志·藝文略》有較高史料價值,其所載《總目》内容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總目》存世諸稿本之關係,還可進一步了解該時期内《總目》纂修情況。

清游智開與朝鮮使臣的交游作品考

本文以清游智開的詩集《天愚生詩鈔》和《藏園詩鈔》爲研究對象,著重分析了游智開與朝鮮文人的交游作品。游智開,字子代,號天愚,晩號藏園,是清末大臣。筆者所見的游智開詩集,即《天愚生詩鈔》和《藏園詩鈔》,共有十二種版本。其中,與朝鮮使臣相關的詩作共計二十一題三十首。從1875年(同治十一年)到1884年(光緒十年)間,清游智開與朝鮮姜蘭馨、沈東獻、李裕元、朴周陽、卞元圭、金允植、閔種默、南廷哲等使臣,分别在永平、北京、固安、保定、天津等地展開了積極的交游。作品大多以個人之間的相遇或送别爲題材,但其中亦包含著不少外交性的言辭。從這些作品中不難看出,在與朝鮮的外交問題上,游智開雖然秉持著本國的立場,但他也理解朝鮮的外交立場,並努力幫助朝鮮擺脱困境,朝鮮朝廷出於對游智開的感謝,在朝鮮發行了他的《藏園詩鈔》,這可謂是一項外交之舉。游智開本人亦對此心滿意足。

《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及其收書異同録——兼及金毓黼所論《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問題

一、《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介紹《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規模最大、卷帙最多的一部綜合性叢書。它沿用唐代四庫的名稱,以經、史、子、集爲四部,共收録圖書3 470種(計:經部695部,史部563部,子部930部,集部1282部),保存了清代乾隆朝以前的重要典籍,是我國古籍思想文化遺産的重要組成部分。《四庫全書》的纂修,經歷了一個相當繁複的過程。

陳寶琛、陳璧等致邱菽園信札釋讀

本文就南洋僑界著名詩人邱菽園(煒萲)外孫王清建寄存新加坡國家圖書館邱氏所遺文獻内晚清四位福建籍高官陳寶琛、陳璧、曾宗彥及葉大焯致邱菽園信札進行釋讀,從中可以了解當時國内政治、福建省社會的某些情况,特别是福建省水灾後的艱難境地,以及華人華僑對故國故鄉的熱愛和關心。

四庫經部、史部提要學術觀念的差异性表述——以《薈要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總目》爲中心的考察

四庫提要中,成書時間較早的《薈要總目提要》較多地保留了四庫館臣自己的原始觀點,與經過紀昀多次修改的《四庫全書總目》差异甚多。通過經部、史部提要的比較,可以看到將這兩部撰寫時間相差較大的提要結合起來比較研究,其結論將會更全面,也更客觀。

楊慎考據學的被理解與被誤解——以《四庫全書總目》的評價爲例

楊慎作爲明代考據學群體中最具影響的人,其考據學成績得到了四庫館臣的肯定,而存在的問題也受到館臣的嚴厲批評。考慮到楊慎幾乎所有考據學著作都在貶謫雲南後方才完成的事實,館臣也給予了楊慎考據學疏失方面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但館臣認爲楊慎學術的疏失是因爲貶謫雲南後,"邊地無書"而"恃其强識"造成的,卻與事實不盡相符,存在過度詮釋之嫌,會誤導研究者在全面評價楊慎考據學時出現偏頗。

略議《四庫全書總目》與中國古典學的成立

近年,'中國古典學'一詞進入國内同行的視野,然而各家理解不盡相同。從古典學原意和源流來看,漢文古典文獻的整理研究是定義中國古典學的起點,清朝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在中國古典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四庫全書總目》以經典要籍及其注釋、仿作、翻新爲序列,精心構造四部分類系統及其學術分野,完整呈現了中國古典學的性質宗旨和架構體系;以古書文獻的文本史實考證、義理辭章評析等工作爲中心,全面揭示歷代學術傳統及其學理依據,完整形成了中國古典學的典範形式和進路方法。《四庫全書總目》問世後,不僅被公認爲古典學術史的標準讀物,也成爲了近現代專治中國古典學的門徑。《四庫全書》的纂修是中國古典學走向自覺的重要節點,《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標志著中國古典學的成立。

《群書考索》四庫底本考論

《群書考索》現存宋刻本、元圓沙書院刻本、明慎獨齋刻本三種。學界多認爲《四庫全書》收録以明刻本爲底本,筆者認爲四庫底本應爲圓沙書院刻本。緣由有三:其一,核查元刻本、明刻本以及四庫本《群書考索》的標目分合,發現四庫本在兩者基礎上進行了一些調整,而元、明刻本之間的分目並無差别,以標目來判斷明刻本爲四庫底本的説法不足取。其二,《四庫全書總目》叙述内容並非抄録慎獨齋本《章如愚小傳》,而是轉引《金華先民傳》。所謂内府藏本即是《天禄琳瑯書目》著録的慎獨齋本更是難以立足,因元刻本亦曾收貯内府,只是未被《天禄琳瑯書目》收録;其三,經與湖南省圖書館所藏四庫底稿本核對,并結合各版本内容的比勘,可以確信四庫本《群書考索》當以圓沙書院本爲底本,兼以明刻慎獨齋本參校。

文瀾閣《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考證》考論——兼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考證》之比較

《四庫全書考證》是四庫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學界主要關注其清内府抄本、四庫本、武英殿本等版本,而四庫本僅以文淵閣本作爲研究對象,而忽略了諸閣本《考證》之間的差异。本文重點對文瀾閣本《考證》進行探討。文瀾閣本《考證》一百卷中有十五卷爲館臣原抄,尤其珍貴。本文通過將文瀾閣本《考證》原抄部分與清抄本、文淵閣本《考證》進行比較,認爲文瀾閣本《考證》的繕録底本爲清抄本《考證》而非文淵閣本《考證》,文瀾閣本《考證》最大程度上保存了清抄本《考證》的面貌,而文淵閣本《考證》則對清抄本《考證》作了諸多的調整和變動。文瀾閣本《考證》原抄殘卷有重要的價值:厘清諸版本之關係;考察《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的若干細節,客觀評價館臣的校勘工作;補正他本《考證》之闕誤;爲《四庫全書》閣本的研究提供一個典型例證。

論《四庫全書》的删改——以清人别集爲中心

《四庫全書》的删改問題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之一。《四庫全書》中的清人别集與清代政治關係密切,“違礙字句”數量大、種類多,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樣本。本文將若干種清人别集四庫所據底本與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對勘,對其删改情況作了舉例分析。進而指出:館臣的删改幾乎貫穿四庫修書活動的始終,但其尺度與手法並未形成統一標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諸閣本之間的篇目和文字差異。我們既要認識到四庫本的缺陷,以避免在古籍整理和學術研究中受其誤導,也要看到删改是在政治高壓下進行的,並非館臣蓄意爲之,客觀上甚至形成了一種變相保護,而這也透露出《四庫全書》纂修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