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论中的改笔现象及其学术史意义——兼谈文艺学的文献学问题

新时期我国文论中尚未引起充分关注的改笔现象,在改写理论日渐引发国际学界关注的今天值得专题探讨。较之于修辞改笔研究,文论改笔研究有基于其自身问题意识和思维逻辑的特殊性。可以从来源改笔、添补改笔、删减改笔、调序改笔、替换改笔、观点改笔与诉求改笔这七方面,对之展开具体的考察和分析。这一过程显示出文论改笔研究的三点学术史意义:使文论的建构性获得权力微观渗透的切片式证明;为文论的引用性注入超越本质主义的当代内涵;从差异与重复中合乎学理地逼迫出文论的独异性。文艺学由此既应顾及显性的静态面上文献,也应重视隐性的动态改笔文献,以求更好地深化和完善自身的文献学维度。

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题(笔谈)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除了作为主体的汉族外,还生活着土家、苗、瑶、侗、白、回、壮、维吾尔等多个少数民族,他们与汉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湖湘历史和文化。自沈从文以来,一代代湖南少数民族作家不断涌现,用文字展现着湖湘文化之美,延续着民族精神之光,在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版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湖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新作频出、佳作不断,以其特有的民族特征丰富着“文学湘军”和湖南文学的民族底蕴与地域特色。我们邀约了著名文艺评论家王春林教授、杨玉梅编审、王士强研究员就“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撰写专题笔谈文章,本期刊发他们分别为回族作家马笑泉、土家族作家少一、苗族作家梁书正的作品所著的评论文章,以飨读者,期望促进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和文艺批评的繁荣,推动湖南少数民族文学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郭沫若早期对外国诗人的评价失误及其内在原因

作为中国新诗的开创者与开拓者,郭沫若在早期的诗论中对外国诗人及其作品有过诸多公允的评价,对中国新诗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他早期在评价外国诗人及其作品的时候,也存在不少的问题。郭沫若早期对外国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存在五个方面的失误,本文对此进行了具体的揭示与分析,并探讨了这些失误出现的内在原因以及一些重要的外在原因。

从汉简看汉代奏议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与视觉修辞

奏议起源于先秦的朝堂议政,是臣僚向君王谢恩、陈请、议政、进谏的文书。在汉代“以文御国”的背景下,出于行政需要,文质兼备的奏议章表应运勃兴。奏议文书往往“因事而发”,蕴含着非凡的政治智慧,具有政治实用性;其内容、格式、书写等具有固定的套语格式和鲜明的制度化特征。其文本对特定称谓和程序化语言的运用,表明其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传世汉代奏议多出自史书载录,大多曾经史家“裁剪”,“过滤”了其书写形态运用视觉修辞的诸多“细节”,有碍于一窥奏议之“全豹”。借助西北汉简实物,可直观奏议文本特定称谓与程序化语言及其书写借助字体大小、隶草变化、笔划夸饰等书写视觉效果变化,突出奏议文本物化形态的视觉修辞策略,借以强调文本书写与礼制的内在联系。

中华感兴美学的元美学意义与当代创新

中华感兴美学是以“兴”为枢机,比兴和感兴交织互动、双向拓展、融会贯通的美学理论。“兴”是中华古典艺术和美学最重要的元范畴,感兴美学则是最具中华民族特色和精神气质的元美学。与西方“元美学”术语不同,中华感兴美学的元美学意义表现在“:兴”是中华古典艺术和美学的元范畴、“兴”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地位堪比西方的“逻各斯”、感兴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开山之纲领”、感兴美学历来被誉为“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感兴美学凝聚了中华美学独特的精神气质。开展感兴美学的元美学探源性研究和创新性研究,对于深化中国美学史和中华美学精神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和创新中华感兴美学,使之全面进入当代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理论。

地方路径视域下湖南儿童文学的知识生产

作为区域文学的案例,湖南儿童文学的知识生产应置于地方与中国双向互动的体系中考察。从地方路径视域考察湖南儿童文学,需要确立湖南儿童文学的主体性,并以其自身的自主性确证新文学的中国性。这种主体性的确认是以湖湘文化特质的呈现为前提的,但湖湘文化个性的显现并不是这议题的全部,个性与共性、区域与整体的融通才是研究的重心。湖湘文化的现代精神是湖南儿童文学知识生产的原动力。基于人学知识观的出场,湖南儿童文学遇合了内外两种资源,显现出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文学质地。湖南儿童文学的知识生产不仅要重新发现湖南和湖湘文化,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探寻通达中国儿童文学乃至新文学的路径。

文学镜像映照中的历史真实——孙甘露《千里江山图》新论

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将先锋实验特质融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当中。作者在先锋实验式的小说结构中,融以坚定写实性的革命历史叙事,同时大量插入现代主义的隐喻与象征手法来建构小说。孙甘露以重建“红色上海”的文学想象为旨归,以党中央从上海转移的真实事件为历史原型,以牺牲在龙华的革命烈士为艺术群像,书写了一曲悲壮恸人的革命史诗。孙甘露尝试以小说探解人民江山论,将共和国千里江山与具有红色血脉的光荣城市上海、白色恐怖中浴血奋战的革命斗士、平凡而伟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将忠诚与信仰贯穿于整部作品,开创了叙写红色革命传奇的新篇章。

“写实”挑战下的艺境创构——从与徐悲鸿的对照看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

“写实”作为引发“美术革命”的重要概念,不仅是徐悲鸿借以进行中国画改良的工具,也暗中构成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的起点。虽然同样对罗丹雕塑的“写实”风格盛赞有加,徐悲鸿重视的是“写实”手法,而宗白华却运用了“使物质而精神化”的解释思路。正是通过将此思路运用于对徐悲鸿作品的评论,宗白华开启了对中国画的理论探索,所谓“能空灵而能写实”,便是他对中国画写实原理的初步表达。在抗战“写实”强化氛围下,二者的差异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徐悲鸿把专注点从肌肉组织扩展至社会生活,提升了“写实”手法的现实主义品质,而宗白华则通过将既有思路运用于对“常人欣赏艺术的形式”的阐发,拓展了围绕文人画展开的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写实、传神、妙悟三境界的提出,标志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的达成。

刘勰古典主义思想的跨语际之辨

国内外学者对刘勰古典主义者这一身份标签的界定莫衷一是。为此,将刘勰古典主义者文化身份问题置于海外汉学视域下加以整体观照,通过中西文论的双向阐释,对刘勰古典主义思想中的“文用之辨”“古今之辨”和“奇正之辨”深入剖析,辨驳海外汉学视域中有关“刘勰是不彻底的古典主义者”“刘勰的古典主义是一种文学退化历史观”以及“刘勰对待《楚辞》的态度偏离儒家正统文学观”等观点。在中西文论的互通与互识之中,解构刘勰古典主义者的文化身份,为系统识解刘勰古典主义思想的内在机理、促进中西文论的生成性比较与对话提供借鉴。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即确立了科学主体的地位,并在20世纪40年代确立了其民族科学大众的根本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三大体系”有其丰富的内涵但三者发展并不平衡“;三大体系”建设具有开创性和范式性,对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明清文论中的字诀批评

字诀批评是明清文论中比较常见却又少有专论的批评现象。字诀批评源起于道佛教义,同时又广泛流布于古代书画批评等诸多领域。明清文论中的字诀批评主要从文学涵养、体性风貌与创作技法等方面凝练并发展了传统文论思想。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特殊批评形式,明清文论中的字诀批评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传播价值与认识价值,值得深入探究。

汤素兰创作中的传统文化赓续与创变

汤素兰作为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的领军人物,她的创作丰沛厚重、主题多元。传统文化在其创作中的赓续和创变表现为:通过营造瑰丽神奇的想象和美食怀旧建构湖湘文化记忆;通过逃离—回归结构呈现传统入世精神和“情本体”的价值取向;通过笨狼形象的大智若愚呈现传统辩证统一的美学观;通过“楔子”与正文、传奇与日常的对应呈现传统双构性叙事思维。汤素兰在创作中所做的对传统文化重构的努力反映了她的文化反思立场。

取旧辞与引古事:萧纲骈文使事用典的文本建构作用

萧纲作品经常引经据典,尤以骈文使事用典为多。萧纲骈文用典以引成辞的语典为主,典事来源范围广泛又重点突出。使事用典是萧纲骈文文本的重要构建手段,无论是掇取旧辞,还是使用古事,都在内容上拓展了萧纲骈文的表现疆域,令其内涵更绚烂多姿,意蕴更深入厚重。引古事取旧辞是萧纲骈文书写的重要手段,不仅是构成文本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本的语句熔铸和篇章结构上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萧纲骈文使事用典既追摹学习前修时贤典范作品,又求新求变,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点。

图文互生:晚明公案小说的图像叙事与知识传播

晚明时期公案小说密集刊刻,其中的图像形式可分为“图文分离”式和“上图下文”式,它们既是民间书坊营销的巧妙策略,亦是民众审美图式的视觉化呈现。首先,公案小说中的全页图像有再现更有装饰,呈现出案件审理的不同层面,还原了某些重要的案发场景,一些图像的精美线条与山水的虚实呈现也彰显某种独特的艺术审美享受;其次,晚明公案小说是民间书坊“上图下文”形式的最后辉煌与兴盛。上图下文中的图像较为简单粗糙,但是其优势则为叙述的视觉连续性,这使得图像超越了对情节的简单复现,而是在知识实践基础上的典故视觉化。同一故事不同版本的图像选择呈现不同的视觉叙事策略和图像正义;再次,晚明公案小说因大量案件涉及法律器物而对相关图像有细致丰富之呈现,并明晰了不同刑具所适用的审讯、监禁与刑罚等不同司法场景,发挥了传播法律知识和提升民众法律知识水平的作用。

白话诗的“新”逻辑--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及意义重估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醒目存在,学界对其新格律诗理论的认知却始终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认识闻一多对新诗发展所做的努力,有不少新的发现。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回应了新诗对于白话诗“新”质的发展要求,在诗形和诗质两个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诗形与诗质、听觉美学与视觉美学糅合在一起,奠定了现代诗歌接受由听觉美学向视觉美学转换的理论基础,拓宽了新诗的审美空间。他扎根民族土壤思考新诗发展的努力,开启了中国现代诗歌思考中国经验的阀门。

明清仙道小说的结构模式及其来源

明清小说的繁荣,带来了小说观念和小说理论的繁富,小说家纷纷对小说的结构艺术进行深刻思考。在这个背景下,作为明清小说中一个新品种的道教仙道小说,据初步统计共48部,它们的作者都曾苦心经营过这些小说的结构模式,结果是全部48部仙道小说无一例外地按照“仙界开局式”“凡间发展式”“玉局结尾式”,即“仙界→人世→仙界”的三段结构形式来布局谋篇,这种模式同时也策应了明清文法、戏法、小说法等提倡的豹头、猪肚、凤尾的结构理论。究其原因,主要受诸如《太平经》等早期道教在经典制作上的文本模式的影响。但是明清仙道小说在结构安排、叙述风格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性,这是服从于仙道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其他外在客观因素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彖传》与中国文学

《彖传》是《周易》的重要部分,它与《周易》的其他内容共同构筑起这本群经之首的思想智慧与精神意蕴。《彖传》对于中国文学的审美判断、人文化成、言说方式都形成了极其重要的启悟作用。对于它的这些功能与作用的研究,有助于探讨中国文学的深层结构。

杜甫诗歌善用“细”字的语言艺术

杜甫在炼字遣词方面对“细”字甚为钟情。诗中的“细”景建构起杜诗自然之维中独特的意象语言;同时,杜甫也擅长以“细”为标志语词缀织寻常事象,把羁旅生涯中的琐细情事与场景通过凸显细节的方式化入诗中,汇成了笔法细微而情意浓厚的艺术特征。杜诗因“细”而生的描写语言在诗性语言成熟的背景下呈现出个性魅力,深悉物情、体物活泼的笔法独具姿彩,而其宏微互映、大小兼涵的层叠意象结构也显示出更富表现张力及情感底蕴的诗体意境。

日据时期朝鲜半岛鲁迅作品译介的思想谱系与文化抉择--以《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韩译为例

《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分别于1927年和1930年译介至日据时期的朝鲜半岛。两部作品韩译本虽然在翻译质量上均存在诸多无法忽视的缺陷,但是柳树人翻译的《狂人日记》作为世界上首部由外国译者翻译成外文并在国外发表的鲁迅作品,开启了外国译者翻译鲁迅作品的先河;梁建植翻译的《阿Q正传》作为朝鲜半岛众多韩译本中的首部作品,也在“阿Q”形象传播接受方面厥功甚伟。从译者思想谱系来看,幼时阅读《狂人日记》的思想冲击以及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转向,促成了柳树人与鲁迅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基点上达成了共通的文艺启蒙理论共识,成为译介《狂人日记》的内在契机。而梁建植翻译的《阿Q正传》尽管受制于日本殖民文化霸权而不得不借助于井上红梅的日译本进行转译和“译述”,但这恰恰体现了梁建植将殖民地宗主国语言--日语--为我所用的文化立场,以及即使通过迂回和曲折的方式,也要关注和译介中国新文学的文化抉择。

刘勰文体论对《翰林论》的因革

《文心雕龙》文体论极大地受惠于李充《翰林论》所建构的关于各类文体的经典秩序、论文体例和简略评说;又充实、丰富、发展了《翰林论》“成文”“德音”“体要”等文体学思想,并探讨“深极骨髓”的文学根本问题,建构了完善的文学理论体系。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精深、方法之自觉、理论之完善远超出了李充论文水平。刘勰评《翰林论》“浅而寡要”大体合乎事实,“浅而寡要”之“浅”指精省浅近的措辞风格,未必贬辞;“寡要”为少要,亦并非完全否定判断。相较钟嵘贬之“疏而不切”,刘勰批评态度相对温和,且更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