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与“逻各斯”的“相参”之后

丹尼尔·威廉姆斯在“逻各斯”之多重意义的梳理中,特别提及中国思想之“道”“法则”和“理”,这与中国学界“道与逻各斯相参”的论说有所应和。然而在种种“相参”背后其实始终隐含着理解“终极”的不同逻辑,“言与思”“言与意”“言即不言”“万物皆种”的根本逻辑究竟是“相禅”还是“所禅”,也许恰恰可以通过“逻各斯”在西方的演进、变化、不同侧重及其在汉语里的翻译历史中得以理解。

汉斯·伦德的跨艺术/跨媒介理论及相关学术史考察评析

汉斯·伦德是北欧国家较早进行跨艺术/跨媒介研究的学者。在跨艺术研究阶段,他将文学与图画艺术的关系归纳为三种类型:组合型、融合型以及转换型;他尤其关注转换型作品中的“艺格符换”和“图像投射”:他明确艺格符换的“转换型”文本特征,将艺格符换与图像投射在本体论上区别开来,又在图像投射文本研究中将语词和图像关系升华至人与世界的关系研究。随着跨艺术研究拓展到跨媒介研究,他又将三分法用于分析更宽泛的跨媒介现象。伦德的理论创见对欧美学界产生重大影响,推动跨艺术/跨媒介研究的发展。但他的三分法和跨媒介关系分类偏重于描述文本的静态特征,对文本的动态变化和文本内部多媒介的相互影响有所忽略,也未能揭示跨艺术/跨媒介转换的心理机制。我们可在其三分法范式的基础上,结合一些中国学者的创见,更科学准确地分析一些独具中国特色的文艺现象。

东印度公司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中国想象

一直以来,学界鲜有人关注东印度公司与浪漫主义文学中国书写间的关系。事实上,该公司在华的贸易和外交活动对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产生了多重影响。一方面,公司包括探险、贸易和知识习得的旅行笔记及进口至英国的各类物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互通和融合,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元的素材和光怪陆离的想象,甚至公司为消除贸易入超困境在华倾销的鸦片也成为柯勒律治、德·昆西等人激发灵感和诗性的致幻剂;另一方面,公司为自身利益所展开的外交活动、汉学研究及文学译介给华兹华斯等人打开了多层面观察中国文化的窗口。然而,浪漫主义作家通常将中国用作点缀他们文学书写及情感体验的奇幻背景,或者反衬优越“英国性”的远东对蹠地,从查尔斯·兰姆到德·昆西,恐华仇华心态呈迅速增强之势。东印度公司与浪漫主义文学两者间复杂而隐秘的关系既展现了商业与文学在奇异化、神秘化甚至荒诞化中国形象方面的合谋,又彰显了商品、文学和思想汇流中东西方二元论与世界大同愿景间的张力。

普遍符用理据性与“符用论”

本文讨论为什么皮尔斯的pragmaticism应当理解为“符用论”。哲学史上关于词语符号与对象如何连接(即理据性问题),辩论绵延几千年,至今留下很多问题。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此十分犹豫,后世学者,从索绪尔到皮尔斯,也各执一词。从“全无理据”,到“有大量理据”,理据性只能局部存在。但这都是“初始理据性”的讨论,一旦符号进入社会性使用,就带上了普遍理据性。皮尔斯首先提出“符号靠符号生长”的观点。符号的使用也就是理据性积累的过程,符用成为符号意义活动的核心领域。

叙述与社会化:奇幻文学的“英雄之旅”书写

本文以中西奇幻文学经典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探讨奇幻文学如何通过特定的叙述模式来实现其社会化功能。奇幻小说通常包含一种“任务-努力-成功”的肯定性结构模式,主人公响应冒险的召唤,开启一段英雄之旅,历经考验之路,最后完成使命并获得奖赏。叙述者将社会认可的特定价值观通过这种具有肯定性的“完型结构”,潜移默化地传递给读者,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主人公产生认同,一起参与冒险、收获成功并认可这些能让主人公取得成功的价值观。读者与主人公共同成长,在冒险归来后更好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更好地融入社会。

世界文学的发现观——张隆溪英文著作《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介评

近年来,“世界文学”成为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主题,并呈现出多元视角的研究趋势。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快速更迭促进全球化高速发展,数据信息的流转与传播速率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影响着人际关系,数字化和在线平台的兴起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研究者更容易获取和分享全球范围内的文学作品。

严绍璗先生对复旦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去年严绍璗先生去世的时候,国内还在疫情管控的阴影之下,我平时不用微信,也没有上网习惯,自觉置身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所以噩耗到了晚上才被间接地告知,一时还将信将疑。在8月6日那天日记里,我就记下几个字:“中午暴雨,加冰雹。听说严绍璗先生去世了。”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化新视野——黄万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启示

很长时间以来,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属性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人们在探讨其生成和发展流脉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从纵向的视角辨析和概括其所具有的中国文学的全部特征。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本质性的判断,具有无数的文学史个案和文学发展的内在证明。

世界文学史写作的新范式及其相关理论问题

世界文学史写作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发展至20世纪末,皆以西方文学为中心。而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文学格局的深刻变化,推动国际学术界世界文学史的写作范式在21世纪发生了巨变。对《剑桥世界文学史》《文学:世界史》《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这三种新世界文学史著作的研究表明,西方中心主义受到强烈质疑,经典名著不再构成其基本材料和载体,民族国家本位被打破,区域整合与跨区域文学交流、多系统与多中心、文学观念和文类的跨文化比较,成为跨文化的世界文学史写作新范式。

解体之后的复兴——当代俄罗斯比较文学学科体制与学术机制之观察

苏联解体以来,比较文学研究中推重实证梳理或推重类型学辨析的传统在今日俄罗斯均得以延续,科学院系统研究机构中比较文学学科建制得到加强与拓展;比较文学教学在俄罗斯高校大面积登堂入室,涌现出一批新的比较文学重镇;俄罗斯比较文学界与国外同行尤其是法、德同行的对话交流得以多路径展开、有深度地推进:对俄罗斯本土比较文学资源的开采在加强,已进入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深耕。比较文学学科体制与学术机制的发展与更新表明:比较文学在今日俄罗斯已然复兴。

视域的张力与“世界”的置换:达姆罗什的邀请和疑难——从《如何阅读世界文学》谈起

达姆罗什世界文学方案的关键在于,凭借“椭圆的比较视域”在国族文学及其相应的语文学综合细读与比较文学的多语主义负重及“高等理论”泛化两种模式间求取张力平衡,这种张力阅读法背后隐藏着面对比较文学研究困境的多种考量。其将“国族”范畴视为对文学铸成区分性形构的界域力量,对此的跨越与开拓则成为“世界”,“世界”即被置换为复数和比较级,由此既是文学脱逸属地局限的动能,也成为迫使文学找寻身份边界的压力。这一方案呼应全球化更大的文学版图拓展,体谅更为平实的教学与研究诉求,包容更多层次的文学阅读旨趣,与其从现象学而非本体论来改造世界文学的思路一以贯之。但这种调和也面临实践与方法的疑难,导向持续的自我回护与增赘,并受制于空间扩张的霸权逻辑。世界文学的现象学邀请我们真正对其“显现”进行批判性的存在论与诠释学分析,而非流于“显现”的描述与引介。

材料史:一个德语比较文学概念的死与生

材料史最初在德语比较文学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之后遭遇法语比较文学的严厉抨击。法国学者梵·第根明确提出以主题学来替代材料史。材料史为主题学所替代,甚可谓20世纪比较文学领域的重要事件。本文通过梳理指出,材料史在比较文学领域里还有发展空间,更有继续存活的权利。首先,以歌德的三分法为依托,可知材料史是一种无法被替代的研究门类。其次,以贝茨关于材料史所作设想及其关于比较文学领域所作划分为依据,可知材料史由格林式的材料史研究和贝茨式的材料史研究构成。考虑到材料史在研究内容、研究方式上与主题学有所不同,其比较文学前景也就仍然值得期待。

吃的隐喻——近代中英海外游记中的食物再现

旅行者不只运用视觉凝视异国,也通过味觉品尝异国。18世纪末英国访华使团的使华记述、19世纪后期清朝使臣的出使欧美记,对于中餐、西餐以及中西食物之道和待客之道的再现,为窥视近代中西相遇中的饮食问题和文化差异提供了独特的维度。这些异域游记记录了来自东西两大帝国的使者们带着既定的知识武装和消化系统走向对方,初遇异国食物时的生理、心理反应,对于异国饮食之道和待客之道的复杂感受,对于食物的生产、分配、消费制度和文化习俗的评价,反映了早期中西相遇中巨大的文化差异和难以调和的分歧,折射出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在餐桌上的体现。

爱尔兰戏剧运动在中国的百年译介及其嬗变

爱尔兰戏剧运动为爱尔兰发明了民族身份,构建了民族文学和民族意识,是爱尔兰独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五四”至今,爱尔兰剧运在中国的译介已经走过一个世纪的历程。在这次漫长的跨文化旅行之初,它同时扮演了“戏剧的启蒙”和“启蒙的戏剧”的双重角色,满足了中国新文学建立之初对文学和政治的双重诉求。在此后百年的时间里,因为契合或偏离时代主题、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爱尔兰剧运在中国的命运几经沉浮,但大多数经典作品都被陆续绍介和翻译到了中国,积极参与了中国社会和文学现代性的转变,尤其对中国话剧的生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建构作用。

“寂漠”译文中的鲁迅印记——鲁迅对爱伦坡的接受再考察

“寂漠”初刊于《河南》第八期,译者署名“独应”,收入《域外小说集》后改题为“默”,译者署名周作人。本文首先考察了周氏兄弟1905年以来对爱伦坡的介绍、“寂漠”开篇所引希腊诗人阿尔克曼的诗句的翻译,并重点考察了“寂漠”译文中部分语词与鲁迅的相关度,同时比对了“寂漠”和“默”两个版本字词的变动,分析了这一修改的原因和指向。基于这篇译作不仅在用词上有鲁迅印记,在情感思想上也有鲁迅的鲜明特征,本文认为该译作极有可能是周作人口述,鲁迅笔译,或周作人从英文本翻译后经鲁迅校对、修改和润饰。

冯至与格奥尔格圈关系考论

格奥尔格圈是以德国诗人格奥尔格为核心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也是一个学术流派,有其独特的学术理念。现代作家冯至留德期间(1930-1935)跟它有过联系,并深受影响,影响长达60年,但迄今尚无人研究。据现存作品、日记、信件及相关史料,足以大致还原冯至与格奥尔格圈发生联系的过程,进而分析格奥尔格圈对冯至的影响。格奥尔格圈主要是通过格奥尔格的诗歌及其学生宫多尔夫的学术著作对冯至发生影响的。它不仅影响了冯至的思想转变,更影响了冯至对自己学术道路的抉择。特别是,宫多尔夫作为冯至仰慕的老师,对其一生的学术道路影响深远。

现代国文(语)教科书中的“世界知识”生产与“世界文学”想象

20世纪初期的国文(语)教科书,不仅是推动母语教育和汉语革新的重要凭借,也承担着涵养文学兴趣、启蒙民族意识、拓展文化视野等多重使命。1922年“新学制”公布实行以后,随着白话文的推广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译介或改写外国文学或非文学作品已然成为编选国文(语)教材的一种风潮。在教科书所建构的驳杂的文本聚合体中,异域的文学资源被借鉴、誊写或挪用,与本土的文学传统纠葛缠绕,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其背后是觉醒的民族意识和世界主义理想之间的反复协商。教科书中的选文,经由课堂教学、文体改写、戏剧排演等阅读实践活动,不仅为学生开启了一种“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也对“世界”的价值系统重新赋值编码,形塑着青少年读者对“世界文学”的阅读经验和想象方式。

中西文化融通的新形式——罗明坚中文诗歌研究

明末第一位在中国内地定居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用中文写下34篇中国古诗作品,它们亦成为1500-1900年间唯一一组由欧洲人所写的中文格律诗,可谓空前绝后。本文从罗明坚学习格律的抄本《诗韵》研究入手,解析其学习格律诗的内在过程;然后按照格律诗写作核心的要求,即:近体诗的格律运用、诗句中词汇的对仗要求、诗歌中的用典三个方面,分析他的诗歌写作。同时,笔者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诗歌的内容,讨论其对《千家诗》的学习和运用。罗明坚诗歌写作的最大特点,便是在诗歌中对中西文学的融通,如首次以诗歌的形式介绍了《伊索寓言》。由此,罗明坚的这些诗歌也成为明代诗歌史上最具有特色的一组诗歌。

“把中国立于世界中”的诗学应然性与可能性——读闫月珍、蒋述卓等著《百年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建构》

在已有杜书瀛等著《20世纪中国文艺学学术史》(2001)、蒋述卓与刘绍瑾等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2005)、李凤亮著《移动的诗学: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观照的海外视野》(2012)的情况下,闫月珍、蒋述卓等又出版《百年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建构》(2022),填补了当代文艺学学术史的一项重要空白。

美俄关系友好时代美国英译俄罗斯文学和创建斯拉夫学科

1803年俄国正式承认美国、1809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自此到十月革命双方保持着友好关系,期间伴随有偶尔的文化和商业交流,尤其是美国内战期间俄国倾向于支持北方联邦政府、1867年俄国低价出售阿拉斯加给美国,这些激发了美国人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俄国文化之兴致;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吸引了俄属欧洲族群的大量移民,他们为美国创建学院派斯拉夫学奠定了基础;美国的民主制,使得美国知识分子不囿于双边关系去观察俄罗斯问题,还关注帝俄排犹问题和内部革命,由此俄国文学艺术界和美国交流密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