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契约文书归户整理的典范——《八闽文库·福建民间契约文书》读后

2022年12月,首批50册永泰契约文书纳入《八闽文库·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专题正式出版发行,开民间历史文献进入地方大型文献丛书的先河。本次收录整理的永泰契约文书,来源清晰、有良好的归户和归物性,可谓归户整理的范例。以下谨从契约文书整理学术史的角度对此略作概述。一、早期明清契约文书整理概况早在20世纪40年代,傅衣凌先生就曾利用福建永安黄历乡数百张的契约文书.

离散与重聚:明末清初大巴山区的宗族过程——以通江“三李”家族为例

在区域中理解中国是中国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旨趣,结构过程、礼仪标识和逆推顺述是其提出的三个关键概念,它们为中国历史的区域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径。文章聚焦明清之际大巴山区的宗族过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通江三李家族存世的44通墓碑铭文为基本史料,结合族谱、县志,以及李氏族人诗文集和民间文学等材料,认为三李家族能从清初离散状态迅速实现重聚的原因有三:第一,在清初诡谲的政治局势下,李能白、李蕃父子没有身份认同的困境,自然地选择了入仕清廷,获取了政治资本;第二,李氏家族在明代中后期弃商业儒,明末清初的战乱并未中断科举致仕的家族理想,积累了文化资本;第三,选择与境内“明遗”家族后裔或有功名家族通婚,建构起一个延绵不绝的精英阶层的通婚网络,拥有了社会资本。三李家族的个案表明,宗族是解开明清以来大巴山区社会结构过程的一把钥匙,家族重聚的过程也正是当地社会再结构化的过程。

“详尽而反复”的生命史——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所及之生老病死

与衣食住行一样,生老病死亦人之通有,可以归之于具有日常性、反复性特征的“日常生活”一类。在历时半个世纪、多达数百万言的《退想斋日记》中,刘大鹏对其双亲、自身、妻子、子孙、友人等人的生老病死都有“详尽而反复”的记述与表达,值得作为“生命史学”体系的一个范本,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本文在通读《退想斋日记》稿本缩微胶片和刘氏其它遗著的基础上,对日记所涉相关内容予以勾勒,试图还其原貌,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山东五莲张家仲崮西汉墓地的再认识

山东省五莲县张家仲崮西汉墓地的四座墓葬中,规模最大的M2为主墓,墓主可能为第一代折泉侯刘根;M2两侧的M1与M3皆有相应等级,墓主女性,为刘根夫人和具有相应等级的配偶;M4为祔葬墓,墓主刘祖为折泉节侯刘根的某一去世略早儿子而非被免的东昌侯刘祖。四座墓葬按照相应要求和秩序在墓地中各有位置,综合体现出西汉折泉侯家庭的丧葬内容。关于张家仲崮西汉墓地的再认识,有利于推动汉代列侯墓葬的认定与研究,对探讨汉代列侯丧葬制度、分析汉代列侯家庭等可提供相应的参考。

地方视角下晋察冀边区的医疗变迁——以五台山为中心

抗日战争之前,五台山已存在一个药材采挖、消费和流通的网络,以及一个包含“神谕”医疗、土方医疗、中医医疗的传统医疗模式。晋察冀时期,五台山区传统医药和医疗模式受到了军医、西医带来的医疗技术和卫生观念的冲击,但同时也通过药材产业化、中西医结合等方式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此基础上,五台山蒙藏汉医药生产社等边区医药合作社兴起并推动了基层医疗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转变。地方视角对打破边区医疗史研究中自上而下的“改造”视角、深化理解边区医疗的近代嬗变有重要意义。

深翻晚清史的力作——评朱浒《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渐成新兴研究领域,灾害史研究兴起。以李文海为首的“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为近代灾荒史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1993年,李文海先生发表了《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一文,首次较为完整地展现了晚清义赈活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1随后,朱浒在李文海先生的指导下,对晚清的义赈活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相继出版了《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2和《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3两部著作。朱浒于2020年出版的《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以下简称《洋务与赈务》),是作者在晚清义赈研究之后,对盛宣怀的赈灾事业持续研究的结果.

中国古代重男轻女观念考

重男轻女观念的起源甚早,在甲骨文中已有表现。甲骨文中表示生男孩的字(■)是由一个女(■)字加上一个“■”组成。在商人眼中,生男孩所需要的能量比女孩多。商人在妇人怀孕后,祭祀男性祖先,祈求祖先保佑妇人生育男孩。这也是重男轻女观念的表现。重男轻女观念可以在《周易》中找到蛛丝马迹。综合《周易·说卦》中的“六子女”说、《周易·系辞下》中“阳卦奇,阴卦耦”说、《周易·系辞上》中“天一,地二”说、帝尧时代陶寺遗址出土阳一阴二的土圭,可以推导出:数字一表示阳爻,数字二表示阴爻。表示男人的震、坎、艮三卦,都是由一个阳爻和两个阴爻组成,即1+2+2=5;表示女人的巽、离、兑三卦,都是由一个阴爻和两个阳爻组成,即2+1+1=4。5大于4,这大概是重男轻女观念的体现之一。5为男,可以在表示阳地支的甲骨文“■”字中见到端倪。女为4的观点,可以得到上博楚简《凡物流形》中“三生女”的支持。

民间文献、家族记忆的在地化研究——以南运河沿线区域戴氏家族为中心的探讨

家族志、族谱是记录古代传统社会的直接证据,是现存体量较大的民间文献之一。在明初“移民召迁”的大历史背景下,南运河沿线区域回族分布范围极广,回汉杂居的历史情况也对少数民族的宗族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且因南运河沿线区域的独特地理形势,其少数民族的宗族社会还带有较强的地域和文化特征。今以南运河沿线区域回民宗族——《戴氏宗谱》为主要研究内容,并结合地方史资料及诗选文献等,深刻剖析南运河沿线区域内回民宗族社会的发展脉络,探讨南运河沿线区域内回汉融合历史过程。

如何书写吏役的历史——评白德瑞《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吏役即传统地方政府衙门的各种书吏和差役,其作为王朝国家正式制度背后非正式的存在,可被视为传统地方政府行政运作中,正式领域和非正式领域关联的衍生物。诚如梁章钜所云:“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枢纽。”1吏役作为州县衙门与民间社会互动的存在,是衙门有效运行和基层社会公共事务处理的重要一环。20世纪以来,随着学人们对州县行政的关注与研究,吏役的研究亦随之不断深入。学人们力图从政治史、制度史等不同取向入手,对州县吏役予以关注,以冀此去探索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内在运行秩序,继而追溯这些复杂的秩序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历史轨迹。

编后语

本卷刊发专题论文六组18篇,书评4篇,文章共计22篇。生命与社会一组3篇论文。近年来由于新冠疫情促使生命史学悄然兴起,人们关注疫情与社会的关系。冯尔康先生讨论了疫苗问题,涉及研制新冠疫苗和成果,各国民众接种疫苗,接种新冠疫苗是否确实能够预防病毒感染,民众对接种疫苗的质疑态度及政府奖励措施,欧美诸国“疫苗护照”政策的出台等,寄希望于人类寻觅到与病毒共存共处的最佳方式。

“疫苗护照”——疫苗研制、运用、有效力与解封

流行性传染病毒对人体的伤害,人类早已知道使用疫苗克制它,是以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2020年初爆发之时,政要、企业家、医疗卫生专家、民间热心人士不约而同地想到研制新冠肺炎疫苗。如今病毒肆虐已经20个月了(本文成稿于2021年8月15日),疫苗研制进展如何,患者使用效果理想吗?可喜的是,它促使2021年7月间欧美“疫苗护照”“疫苗数字接种证书”的产生,令人类在“群体免疫”认知中开始走出封锁(封闭)状态,可是怎么同时出现人们对接种疫苗的观望、质疑态度呢?新的一波一波疫情又不停地在各国发生,人类何时能进入期盼的“后疫情时代”?笔者虽是医盲、科盲,但作为人文学爱好者,20个月来对疫情中人类社会和疫苗研制、运用诸事有所关注,记录了些许资料,乐于对此略事勾勒,或许能供有兴趣者一哂,疫期解闷吧。

走出江南抑或再现江南——读《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

四年以前,笔者自济宁负笈津门求学,家乡的太白楼、竹竿巷、玉堂酱园、分水龙王庙已成为浸染许久的文化地标。初入明清社会史研究,业师曾言,你可以发挥自身本土优势,进行济宁地区的研究,浙江大学孙竞昊教授在此深耕多年,对其研究要多加关注。但笔者总是以水平浅薄顾左右而言他。孙教授近将济宁研究的成果付梓——《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1,是书主体系其海外求学期间的博士论文,且已有多篇论文见于国内外权威期刊,充分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大作尚未有书评问世,仅有仲伟民、马俊亚与作者就是书与马氏所著《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所进行对谈。2因此,于我而言,学理上对此书进行介绍,可充分汲取该书的养分;私心上,悠悠思乡情,尽在此书中。

“计屯起运”制度的运行与实践:清代襄阳卫的屯田与漕项征解——以帮津银、资役银为中心

针对晚明以降襄阳卫军丁逃亡与屯田民地化的现象,清前期国家将襄阳卫归并郧、均、房、竹一卫三所,并招复运丁,以清屯归运与开垦屯亩并举,征解屯田津银,分给各船济运,执行起“计屯起运”的漕运制度,使襄阳卫屯坐州县,挽运漕粮。清中后期襄阳卫屯田帮津银、资役银等漕项的征解与奏销往往在两三年之后才能分解续完,并存在着亏空与挪用的情况,而难以办漕。与此同时,在咸丰七年(1857)胡林翼漕务改章之后,湖北漕粮折银征解以采买海运的方式运输京通二仓,导致襄阳卫无漕运可办。至此,清代国家“以漕办漕”的治漕理念在“计屯起运”制度的湖北区域实践中濒临破产。

先代帝王祭礼的理据、功能和发展线索

根据设计理据和礼仪功能的不同,先代帝王祭礼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出现在北魏、隋唐与宋金时期,按照《礼记·祭法》的报功要求祭祀功德显赫的先代帝王,彰显当政朝廷遵循儒经的态度。第二类出现在新莽、唐宋时期,梳理正统王朝的更迭脉络,用以说明当政朝廷正统地位的来历。其理据渊源是董仲舒的“王、帝、皇、民”古史观念,在实践中转变为排列五德历运的转移线索。第三类是明清时期的历代帝王庙,同样用于说明正统地位的来历,但设计理据由五德终始说转变为功德评论。当政者在功德评论中的主观作用促成了康乾时期帝王庙祀谱的大幅扩展。总之,先代帝王祭礼的功能不完全是彰显统治地位的传承,也不能因为当政者主观作用的存在而忽视礼制发展中的内在连续性。

“正体”与“爵士”:中古嫡孙承重礼议所见的家国关系

中古时代经学诠释与社会实践中的宗族“传重/承重”充满争论,可抽象概括为两端:一者为国家本位的“大宗承重论”,认为国家封赏之“爵土”是有“重”可传的必要条件;一者为家庭本位的“小宗承重论”,认为血缘上的祖祢“正体”是传“重”的充分条件。两种理念相持,体现家国关系的深刻张力。在魏晋士族社会背景下,士人议嫡孙承重,更倾向小宗承重论,在家国之间更看重家庭。但随着南北朝皇权的强化,门阀衰落,个人才学吏干成为仕宦之资,家国关系悄然发生变化,从家国相持变为国压倒家,北魏人议嫡孙承重,已默认“爵土”才是“承重”的前提,争论重点变为国家官品与贵族爵位的对应关系。

方腊之乱与地方豪强家族的转型——以曹娥江上游的新兴科举家族为中心

北宋时期曹娥江上游山区麇集着不少豪强武装家族。面对方腊之乱,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武装策略:或以民间宗教名义举兵响应,或因自保而武装抵抗,或中立观望而最终倒向胜利者,或投靠邻县避乱。自保者和最终支持朝廷者因封赏而成为官户,在南宋前期陆续通过科举起家,成为曹娥江上游科举家族和士人阶层的重要来源。绍兴末年以后道学也逐渐渗入曹娥江上游的山区社会,这些豪强家族的子弟又陆续成为道学追随者。由此,方腊之乱使得曹娥江上游通过科举制度形成较具规模的地方士人层和道学追随群体。在豪强家族完成两次文化转型的同时,国家文化力量和意识形态也得以深入到山区的地方社会,特别是上层精英之中。

雍正朝聚众抗争事件探析

雍正朝无全国性反叛活动,但约有百起奏报到皇帝的聚众抗争事件。这些聚众抗争事件基本为反抗官府,主要与钱粮问题相关切。反横征暴敛、滥派差役,维护地方和士人、兵丁、工商、官僚等阶层利益等诉求,抗议官府判决不公等,也是抗争事件的重要内容。聚众抗争形式主要有喧闹州县衙门、辱官、罢考、罢市、鸣锣、扯旗等,大多组织散弱,规模小,持续时间短。地方官员为免于问责,往往瞒报和从轻处理。皇帝和朝廷则严厉打压,雍正甚至还以个人意志法外加刑,但也有妥协退让方面,总体上是宽严相济,恩威并用。

闽中山区军屯社区的仪式传统与文化整合——以永泰县盘谷乡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以来,闽中山区广泛存在屯军家族主导的军屯社区,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宗教仪式传统。明中叶以降,在屯军家族“在地化”过程中,开始参照里社体制立社建庙,形成家族式宗教祭祀仪式。明清之际,通过引入国家祀典神和地方神信仰,逐步建立了跨家族、跨地域的仪式联盟。清代中后期,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兴起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宗教社团。通过考察军屯社区的庙宇系统与仪式传统,有助于深入探讨明代军屯制度的历史影响,从“地方故事”讲述“国家历史”。

隋文帝时代地方社会的信仰生活与区域治理

隋文帝对地方民众信仰生活的管理吸收了南北朝时期的经验教训,改北周武帝的灭佛为崇佛,这使得隋初的地方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佛寺复兴活动。地方官府对民间自发的信仰活动进行了支持与引导,使之向利于统治的方向发展。同时,为树立新朝正统和个人权威,隋文帝主导下的官寺兴建活动推出了完全不同的官方信仰体系。作为曾经的信仰中心,襄州不仅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处,更是与隋王朝新旧疆域的边界。这一地区在隋初呈现出复兴旧寺启法寺与新建官寺兴国寺并立的信仰格局。两座大寺在本地社会影响力的进退实际上就是隋前期国家地方治理的两种管理模式在信仰生活领域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以民间大寺启法寺赢得官寺之名而结束,并深刻影响了唐代的官寺与官方信仰管理政策。

经制之外:白莲教起义后乡勇安置问题探析

嘉庆初年,川陕楚地区爆发白莲教起义。因八旗绿营多已腐朽不堪,各处遂广募乡勇以资征战。然乡勇多无籍可考且募撤不定,一些官吏遂借机冒滥军需。当是时,清廷仅视乡勇为经制外之偏师,不但于实际待遇上“另眼相待”,且一直试图将其纳入绿营体系予以划一管理。起义平息后,清廷主要以增设营汛之法安置无籍乡勇,并通过增发米折银、试行屯政等措施保障其基本生活,但在精神教育层面却有所忽略,且上述物质保障亦因吏治不善而大打折扣,并最终引发宁陕等处新兵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