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企业关系再反思——第四届中国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10月13—15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商业史学会联合主办,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经济史研究中心承办的“国家与企业关系再反思——第四届中国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成功召开。本次会议旨在重新关注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促使在企业史的研究中“找回国家”,一方面关注国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关注企业如何处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上述两个层面在历史中的表现和演变。

“大国经济史:人口数量、疆域变迁与中国传统经济”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4年4月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大国经济史:人口数量、疆域变迁与中国传统经济”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光明日报社、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郑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山西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宋代田赋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简介

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田晓忠副教授著《宋代田赋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2023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宋代国家主体赋税制度——田赋制度为研究对象,在细致梳理并分析唐宋国家主体赋税征收对象变化及其演进趋势基础之上。

清代景德镇瓷业产值的估算(1726—1911)

瓷器生产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意义重大。景德镇作为专门进行瓷器生产的手工业城镇,其瓷器产量和产值的相关研究一直受限于史料的缺乏。本文在整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瓷器档案以及部分实地调查结果,综合考虑窑口体积、技术、天气、成本、价格等因素,利用御窑数据估算了清代自雍正四年(1726)至宣统三年(1911)的景德镇瓷业产值。就实际总产值而言,清代景德镇瓷业在雍正至乾隆时期较为兴盛,嘉庆年间是低点,光绪朝最高;就人均产值而言,雍正和乾隆前中期最高,嘉庆最低,同治、光绪年间是次高值。文中分析了影响景德镇瓷业发展的多个因素,其中瓷器价格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气候在清晚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解释了晚清瓷业产值增长是在产量衰退和技术停滞情况下,由于成本价格上涨造成的“滞涨”。

国民政府1929年赈灾公债研究

1928年秋,以西北地区为中心,中国北方暴发了特大旱灾,次生及衍生灾害更是遍及全国。此时“二次北伐”结束不久,盘踞西北的冯玉祥为赈济灾民,也为巩固实力,积极促成国民政府于1929年1月发行赈灾公债。而蒋介石也想以此重塑政府权威,于是成立全国赈灾委员会作为统一的赈灾机构,并采取一系列筹赈措施,如财政拔款、各省援助、捐体助赈等,却发现只有发行公债的效率最高,筹款最多。尽管由于国家信用的缺失和蒋冯关系的恶化,使得公债在发行时效和额度、分配比例、实际所得等方面深受制约,但作为一种现代化的金融手段,它可以在尽量不影响赈灾效率的情况下,将实际所得稳定在面值的2/3左右,促使政府筹赈款项从百万提升到千万量级,是当时最重要的赈款来源,“举债赈灾”遂成惯例。

财政包干制时期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县级层面的证据

财政包干制时期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厘清这一时期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本文使用1985—1991年的县级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包干制时期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财政包干制体制下省级财政分权度变动对财政上解县和财政补贴县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实证策略处理了县级财政分权指标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人均工业总产值增长,但对人均农业总产值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显示,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吸引外资企业进入,其代价是降低了地区宏观税负水平、削弱了国家财政能力、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国际贸易与近代“市”的兴起:基于一战持续影响的证据

“市”是近代中国专门针对城市聚落设置的独立行政建制,如何理解“市”的兴起是研究中国经济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1925—1945年民国设“市”的经历,考察一战带来的国际贸易变化,进而对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影响。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口岸货运数据度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冲击对近代中国的进口替代效应,构建出口贸易的工具变量。实证研究发现:近代出口贸易显著推动了近代“市”的设立和普及,该影响在通商口岸及其近邻地区较强。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保持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出口贸易主要通过推动工业、金融产业发展以及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市”的兴起。本文进一步发现,一战冲击对城市工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影响具有持续性,近代设“市”较多的地级市在当代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和房价水平。本文丰富了中国近代贸易开放与经济地理变迁的相关历史研究,并为理解国际贸易对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影响提供了历史经验借鉴。

梁启超与中国经济史学转型刍议

作为现代形态中国经济史学的倡导者与领航人,梁启超撰写了近代国内第一部中国经济史论著,首次提出创建经济专史。理论上,他主张民史替代君史,实现史学价值标准转换。实践中,《中国国债史》一书的出版,可视为学科转型的滥筋,其发之功,在国内经济史学界已逐渐形成共识。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层面,梁氏从注重史料,精于考据到强调经济方法,长于理论分析,是国内尝试运用经济学范式研究经济史第一人。梁氏主张打破历史学边界,倡导跨学科研究,引统计入史。这些理论主张既是学科早期初步转型的标志性成果,又是促进学科转型完成的理论基础。

上海橡胶风潮与橡胶股长期收益率(1909-1936)

橡胶种植公司是近代上海股市中公司数量最多的一个行业板块,然而,相关研究一般仅限于清末“橡胶风潮”这一短暂时期,而忽略了这些公司的长期业绩表现。我们收集了1937年之前上海众业公所上市的所有橡胶公司的股价、股利和重组等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1909一1936年的橡胶股年度业绩指数以及橡胶风潮时期的月度业绩指数。我们发现,橡胶风潮的影响主要限于二级市场的橡胶股价格和从事橡胶股投机的钱庄,并未给其他行业股价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风潮之后,大部分橡胶公司的生产经营仍在正常开展。橡胶股尽管波动巨大,然而其长期收益率高于无风险利率,即使经过风险调整,橡胶股仍然存在一定的超额收益。本文从橡胶板块的视角为近代上海股市的收益和风险状况提供了新的定量化认识。

川渝地区三线企业分布研究

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央为备战和调整工业布局,在西南、西北地区开展的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三线建设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部地区生产力要素的结构,以“嵌入”的经济模式促进了西部发展。因没有遵循经济布局的自然规律,三线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本文基于档案、方志等资料,结合田野调查,力图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揭示川渝地区三线企业的整体面貌,并探讨其历史背景、空间布局、选址规律及影响。同时,本文不只着眼于川渝地区,而是选取云贵地区与之进行对比;不只着眼于三线企业,而是从非常态经济布局的角度将三线建设与抗战大后方开发进行比较。

“2024年度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及前沿问题研讨会”会议综述

“2024年度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及前沿问题研讨会”于3月23-24日在南京大学商学院举办。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

西周王朝原始瓷器的流通与分配——基于墓葬出土品的回归分析

商品流通是社会经济生活运行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本文基于西周王朝墓葬出土原始瓷器的统计数据,综合利用考古材料、历史证据和经济学理论,构建了用于回归分析的“假设-检验”识别机制。研究发现,西周王朝原始瓷器的流通是中央政府控制下以洛邑为中心的流通,而非西周王朝统治下的各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之间的直接交换活动。通过更进一步的分组回归,本文发现西周王朝内部的原始瓷器在流通时遵循“政治优先,兼顾成本”的分配逻辑,其本质上具有政治资源属性。本文选取的早期国家资源获取、控制和分配的研究视角,是理解西周王朝的政治分封制度,以及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的全新尝试。

清前中期华北水旱灾害对东北移民政策执行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清前中期(1644—1850年)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移民政策的制订、执行和调整过程,将其与同期华北地区水旱灾害强度序列进行对比,并结合文献中的流民迁徙、人口增长及政区设置等相关信息,分析不同阶段政策的变更情况和执行效果,讨论华北极端水旱灾害通过驱动流民迁徙对政策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到200余年间灾害始终是一个活跃的变量,它不仅影响了政策的日常执行,最典型的就是形成逢灾年放松关口稽查的惯例,且对一些重要事件,如清初《辽东招民开垦例》的颁行与废止、乾隆五年(1740)东北封禁政策的出台与后续变通、乾嘉之际封禁的显著放松,以及嘉庆年间重申禁令并清查东北流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清代东北移民政策得失,并丰富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影响因素的认识。

近代外国在华企业投资述略(1843-1937年)

在制作《历年所设外国在华企业一览表(1840-1937年)》的基础上,本文对近代外商在华企业投资作了总体性的研究。1894年之前是先行者优势时代,一些鸦片商和早期在华的贸易商占得先机,形成了若干大的在华投资势力;从19与20世纪的世纪之交开始,西方及日本财团寡头势力来华,大多把中国作为其产品的销售市场。两股西方及日本垄断势力,挟三次工业革命成果来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如棉纺织、卷烟等,外商投资设立生产企业,是为了降低用工成本,同时接近产品的销场,但这种投资是不配套的,缺乏基础产业支撑;在更多产业领域,尤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领域,如石油、汽车、机械、化工等,西方及日本财团寡头采取在华倾销产品的战略。外商投资以消费需求和新型城市化为导向,而不是以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为导向。外商投资兼具负面和正面两种历史作用,它引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和早期新型城市化,但因为将在华投资所引发的有利因素转移至其国内、寡占使得市场竞争不充分以及吸纳大量中国人资金等原因,在客观上延缓了中国经济的转型速度,推迟了中国经济起飞的可能性。

“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溯源与演变

“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也是政治经济学科从被动植入到与本土思想传统实现创造性结合,再到形成独立学术体系的过程。自19世纪中叶以来,“政治经济学”概念经历了多种译词并存的混用阶段、对“经济学”概念的借用阶段、受到学术分科体系影响的化用阶段,开辟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术语演变路径,最终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产生了更紧密的联系。对“政治经济学”概念及其演变的溯源,为理解当前国内经济学界研究范式的二元并立格局、探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向和时代使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钱隆”颇不易得:清代地方铸钱的筹划与实效——以乾隆朝宝晋局为例

乾隆朝各地广开铸局,增加铸炉,加大铸钱量,官方局铸迈入新的历史阶段。而在“钱隆”日盛的背后,不仅有国家层面上的铜政、钱法变革,还有地方铸局为筹划铸钱经费,保障制钱供应的百般筹谋,甚至还有地方商人投身其间,承担铜斤开采、办运任务,捐资报效,缴纳铜本。本文以乾隆朝宝晋局为例,对清代地方铸钱的筹划与实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本地商人在办运原材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铸钱成本与户部核定成本之间的差额由商人承担,而账面上看似颇有盈余的铸钱业务实际上花费不菲。在商办官铸艰难维持的情况下,地方官府受利益驱使短期内会增加铸炉,这虽会让地方财政公费有所增加,但也对货币体系产生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官府对于制钱铸造、分配、交换等环节是有干预、无计划的,其只是简单地增、减铸炉数量,加大或减小搭放兵饲、市场平卖的制钱数量,并不能准确地将市场货币体系控制在较为稳定的水平上。

转换与更新:以新旧天津证券交易所为中心

1948年设立的天津证券交易所,在股票上市、交易规范、信用管理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国民政府财政部和工商部共同派员组建天津证券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监管市场交易活动;明确票据管理制度,规范证券交易;强化证券交易经纪人监管,加强信用管理。随着解放天津步伐的加快,加之物价飞涨、货币制度混乱,天津证券交易所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最后退出市场。1949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接收天津证券交易所公股资产和留用部分工作人员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天津市证券交易所。新证券交易所在股票上市方面沿用申请核准制,仍然注重经纪人信用管理,严禁场外交易和投机操纵,但是采用国营公办形式,设立中国人民银行驻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办事处,建立了一套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为责任主体的监管机制,引导游资支持解放区经济发展。1950年全国金融联席会议之后,兴办投资公司、建立长期资金市场、促进工商业繁荣发展,成为新中国金融政策变革的重要内容。天津市证券交易所适时改归天津市投资公司主办,天津市投资公司证券交易服务部采取实买实卖方法,取消经纪人制度,促进债券市场规范,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新的天津市证券交易所是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晚清出厂税开征中的利益纠葛与税制转型困境

晚清时期,本土机器制造业出现后,机制品税制被提上议程。受厘金、子口税的制约,清政府在推行出厂税过程中表现得患得患失;日、英等列强为一己之私屡次阻挠,又使出厂税的征收增添了变数。名义上,出厂税业已开征,实际并未切实执行,各种减免税政策执行也较为混乱。中外之间、央地之间的利益纠葛,使出厂税的税制定位十分模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进口关税的延伸税种。由此,也使得晚清税制转型面临着更大困境,难以形成适应现代产业的税制体系。

大集体与小自由: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家副业——以鄂、湘、赣三省为中心

农家副业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为了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党和人民政府仍关注着农家副业的发展。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由于有些地区盲目反对“自发势力”,划不清正当副业和投机商业的界限,同时由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家畜养殖饲料及农村副业发展的原料得不到满足,造成农村副业门路减少。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和合作化完成后,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生产缺乏全面规划,重视农业生产,而忽视副业生产;在劳动规划上对社员个别活动的时间限制得过紧,自留地也留得过少,从而对农家副业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针对上述问题,各级人民政府适时出台了有利于农家副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状况,但农家副业在发展中仍存在诸多困境。

民间文献中冀北一个村庄的财务史——以1977-1984年“账外账”为中心的考察

冀北苏寺村的“账外账”,当地又称其为“小账”,其现存的时间跨度为1977-1984年,且保留完整,记录有不能入账的招待费等开支,也有本该列入生产大队“公账”(即“大账”)的诸种收支,如售卖木材收入,以及购买文娱用品及各类劳务支出等。“账外账”的产生是为方便村集体协调内外事务、简化记账流程,且规避一定税收,其于农村社会并不少见,但系统性材料目前留存不多。本文参照这一时期苏寺村“大账”的情况,翔实呈现“小账”的内涵及生成原因,以个案窥探改革开放前后农村集体财务管理的运作实况。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计划经济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上下“两本账”问题,也有助于从日常生活史方面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乃至农村改革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