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技术治疗颈动脉次全闭塞伴远端完全塌陷的疗效分析

目的探讨复合技术治疗颈动脉次全闭塞(carotid artery near-occlusion,CNO)伴远端完全塌陷的疗效。方法回顾性收集中日友好医院2016年1月至2021年1月接受复合技术治疗的45例CNO伴远端完全塌陷患者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特点、影像学检查、治疗及预后情况。结果技术成功率100%。患者术中均未使用转流管,32例使用人工血管补片,2例使用颈外静脉补片,11例未使用补片。29例患者内膜剥脱后颈动脉血运重建满意,未行进一步治疗;16例行普通球囊扩张;均未行支架植入。患者围手术期的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为6.66%(3例),包括1例心肌梗死,2例同侧脑卒中,术后高灌注综合征发生率8.88%,无严重颅神经损伤发生。患者术后1年的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13.2%(6例),2例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其中1例死亡;1例术后6个月发生同侧颈内动脉重度狭窄。结论复合技术治疗CNO伴远端完全塌陷可以取得较好的近期疗效。

椎动脉开口狭窄诊疗的进展与争议

近年来,脑卒中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已成为我国居民死亡的主要病因[1]。我国40岁及以上人群脑卒中患病率从2012年的1.89%上升至2019年的2.58%,脑卒中发病人数近1704万[2]。其中,后循环缺血导致的脑卒中占患者总数的25%~40%,但相关死亡率达20%~30%,明显高于前循环缺血[3,4]。椎动脉狭窄是椎动脉管腔狭窄或被压缩导致的疾病,约20%的后循环缺血性卒中与之相关[5,6]。引起椎动脉狭窄的原因包括动脉粥样硬化、动脉夹层、外伤、纤维肌发育不良、大动脉炎、神经纤维瘤病、异常骨压迫等[7,8]。

双侧颈动脉狭窄外科治疗的单中心15年经验

目的研究双侧颈动脉狭窄患者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arotid endarterectomy,CEA)和颈动脉支架植入术(carotid artery stenting,CAS)的15年疗效和长期获益。方法回顾性收集2008~2023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行CEA和CAS治疗的234例双侧颈动脉狭窄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基线数据、围手术期严重并发症、死亡情况以及术后长期的全因死亡、脑卒中、术侧颈动脉再狭窄发生率。结果118例行双侧手术治疗。53.85%的患者首次手术为右侧,65.81%首次治疗采用CAS。双侧手术间隔时间2周至11年,中位间隔时间3个月。首次手术后围手术期死亡患者2例,二次手术后围手术期死亡患者1例。术后发生局部皮下血肿18例,高灌注综合征7例,新发缺血性脑卒中19例。206例患者得到随访,随访周期为1~15年,中位随访时间28个月,全因死亡患者28例,其中9例因卒中死亡,6例因脑出血死亡。随访期间发生心梗13例,脑出血10例,卒中31例,术侧再狭窄22例。CAS和CEA患者死亡、脑卒中、再狭窄事件发生情况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本中心通过合理的手术方案选择和精细的围手术期管理,对双侧颈动脉狭窄的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长期获益。

基于血液自噬相关基因构建的静脉血栓栓塞机器学习模型研究

目的利用生物信息学构建自噬相关基因(autophagy related genes,ATGs)的静脉血栓栓塞(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诊断预测模型。方法根据GSE19151数据集分析VTE人群的差异性ATGs(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autophagy-related genes,DE-ATGs)和免疫细胞浸润,建立最优机器学习模型并通过诺谟图、校准曲线、决策曲线分析和外部数据集验证模型的预测效率。结果VTE患者中发现18个差异性表达的ATGs和差异的免疫细胞浸润。诺谟图、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分析证明机器学习模型对预测VTE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其中支持向量机器(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机器学习模型对VTE的预测准确性最高。以SVM模型最重要的5个基因PRKCD、ULK1、CD46、PRKAR1A和FOS作为预测基因,在外部验证数据集表现出令人满意的性能,且与VTE患者的风险有关。结论研究首次揭示自噬与VTE之间的关系,并建立最优的机器学习模型来评估VTE患者的风险。

颈动脉狭窄合并冠心病同期外科治疗的疗效分析:单中心经验

目的总结同期颈动脉血运重建手术及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手术治疗颈动脉狭窄合并冠心病患者的单中心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20年1月中日友好医院心脏血管外科收治的54例颈动脉狭窄合并冠心病患者资料,其中同期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arotid endarterectomy,CEA)+冠状动脉搭桥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38例,同期行颈动脉支架植入术(carotid artery stenting,CAS)+CABG 16例。结果手术成功率100%。围手术期内出现小卒中3例,短暂性脑缺血发作4例,术后短暂低血压8例,术后高灌注综合征3例,二次开胸3例,心肌梗死4例;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同期CEA+CABG组与同期CAS+CABG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围手术期输血量、神经系统并发症和循环系统并发症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48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29~140个月,平均(89.8±35.6)个月,因心肌梗死和心功能不全死亡患者各1例。结论同期CEA+CABG与同期CAS+CABG治疗颈动脉狭窄合并冠心病患者均安全有效。

外周切割球囊和高压球囊治疗移植物内瘘近静脉吻合口狭窄的临床比较

目的比较外周切割球囊(peripheral cutting balloon,PCB)和高压球囊(high-pressure balloon,HPB)治疗移植物内瘘近静脉吻合口狭窄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净化中心2017年3月至2022年3月行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治疗移植物内瘘近静脉吻合口狭窄的63例患者(184例次)临床资料,并根据应用球囊类型分为PCB组(84例次)和HPB组(100例次),比较两组的手术成功率、即刻管腔获得及通畅情况。结果PCB组干预后靶病变的中位一期通畅时间显著优于HPB组[212(117,353)d比178(113,292)d,P=0.016],手术即刻管腔获得也显著高于HPB组[(2.72±0.84)mm比(2.28±0.77)mm,P<0.001]。PCB组术后半年和1年的一期通畅率分别为60.6%和23.2%,均优于HPB组的49.9%和11.6%,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PCB的靶病变标化干预率为1.59次/患者年,低于HPB组的2.10次/患者年,下降32.1%。结论相比于HPB,PCB可延长人工血管动静脉内瘘近静脉吻合口狭窄的干预后靶病变一期通畅时间,降低靶病变的干预频率。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动物模型辅助性T细胞17/调节性T细胞平衡及巨噬细胞极化比率的研究

目的探讨下肢动脉硬化闭塞(arteriosclerosis obliteran,ASO)动物模型外周血辅助性T细胞17(helper T cell type 17,Th17)/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比值平衡及M1巨噬细胞和M2巨噬细胞极化比率。方法20只SD大鼠随机分为ASO组和对照组,每组10只,其中ASO组构建ASO模型并在90d取材获得血液样本,检测血清中促炎因子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IL-17和抑炎因子IL-10的分泌情况、Th17和Treg、M1和M2型巨噬细胞的含量及比率,以及淋巴细胞中叉头状/翼状螺旋转录因子3(forkhead or winged helix transcription 3,Foxp3)、IL-6、IL-10、IL-17的表达情况。结果ASO组大鼠血清IL-6、IL-17显著升高,而IL-10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SO组Th17/Treg比例和M1/M2巨噬细胞比例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大鼠淋巴细胞中,ASO组的Foxp3和IL-10的mRNA及蛋白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而IL-6和IL-17的mRNA及蛋白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Th17/Treg平衡、M1/M2比例以及血液及淋巴细胞炎症因子表达可能与下肢ASO的炎症反应趋势变化有关。

经股动脉逆向支架外栓塞补救腹主动脉腔内修复术中内漏的单中心经验

目的探索腹主动脉腔内修复术(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EVAR)中经股动脉逆向支架外瘤腔内栓塞内漏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2月至2023年10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1例EVAR术中经股动脉逆向瘤腔内栓塞补救内漏的患者临床资料,其中包括8例Ⅰ型内漏和3例Ⅱ型内漏。内漏均通过瘤腔内弹簧圈栓塞或联合液体栓塞剂处理,并在随访期间定期接受CT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随访。结果9例单纯使用弹簧圈栓塞,2例使用弹簧圈辅助生物蛋白胶及凝血酶散栓塞,造影见8例内漏完全消失、3例内漏明显减少。术中1例出现生物蛋白胶异位栓塞,其余患者无相关并发症发生。术后随访6~24个月,平均随访时间(10.4±5.4)个月,CTA复查结果显示无明确内漏发生,6例瘤体直径较前减小,5例直径无变化,随访期间无再次手术及死亡发生。结论经股动脉逆向支架外栓塞可补救EVAR术中Ⅰ型或Ⅱ型内漏,短期疗效满意。

盆腔静脉疾病临床栓塞材料的应用进展

“盆腔静脉疾病”(pelvic venous disorder,PeVD)的命名替代更新以往的盆腔淤血综合征[1],不仅包括原发性腺静脉、髂内静脉反流,也包括继发髂总静脉狭窄或肾静脉狭窄阻塞等一系列盆腔静脉相关疾病[2]。PeVD的典型症状体征包括盆腔疼痛、会阴沉重。

基于质量指标的创伤骨科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管理效果评价

目的评价中山市中医院创伤骨科的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防治管理质量。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2022年创伤骨科住院的1077例患者,以2018年开展院内VTE防治项目第1年的患者为对照组(266例),2019~2022年收治的患者为防治组(811例),收集并比较VTE防治质量评价核心指标、结局质量指标。结果防治组较对照组在入院、术前、术后、出院VTE评估率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组患者在机械预防实施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防治组的中高危患者机械预防实施率为65.1%。防治组在抗凝药物预防实施率及高时长抗凝药物使用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P<0.001),防治组低出血风险的VTE高危或新发VTE患者抗凝预防实施率57.0%。两组患者在彩超检查率差异方面有统计学意义(P<0.001),新发VTE事件及显著出血事件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本院创伤骨科在实施VTE防治管理后,在VTE风险评估、实施抗凝药物预防及高时长抗凝有显著提升,但在出院VTE评估、VTE评估的时效性、机械预防实施率、抗凝药物预防实施率方面仍存在不足,结局质量指标是VTE防治管理的难点。

血液透析血管通路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探索

血液透析血管通路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命线”,对患者进行个案管理是一种集评估、计划、实施照护、协调和监测于一体的整体性、连续性照护服务,也是对血液透析血管通路全周期管理的实践。本文基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金山院区近年实践探索的经验,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介绍血透通路个案管理的主要内容、运作流程、实践方式和质量监管,以促进其开展应用。

盆腔静脉疾病的单中心腔内硬化治疗经验

目的探讨改良腔内硬化栓塞技术治疗盆腔静脉疾病(pelvic venous disorder,PeVD)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8年6月至2022年6月采用改良腔内硬化栓塞技术治疗的64例PeVD患者临床资料,比较手术前后的临床症状分级以评估患者症状的改善情况,并参考慢性静脉功能不全问卷(chronic venous insufficiency questionnaire,CIVIQ)评分量表评估本研究量表的可行性。结果技术成功率为100%,患者均未发生弹簧圈异位栓塞。术后1年的临床改善率为100%,临床明显改善率为78.1%,和CIVIQ评分量表具有高度一致性(r=0.797,P<0.001)。术前患者报告结果的平均分为(2.97±0.67)分,术后1年为(0.84±0.6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术前评分越高,完全栓塞率越高(P=0.031),而术后1年的明显改善率越高(P<0.001)。结论改良腔内硬化栓塞技术是治疗PeVD安全有效的方法。

中国高血压患者并发外周动脉疾病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

目的系统评价中国高血压患者并发外周动脉疾病的影响因素。方法计算机检索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万方、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知网和维普等数据库建库至2023年4月关于中国高血压患者并发外周动脉疾病影响因素的研究,采用RevMan 5.3和Stata15.0软件对入选文献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10篇文献,高血压合并外周动脉疾病患者1618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优势比(odds ratio,OR)=1.10,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03~1.16]、吸烟(OR=1.87,95%CI=1.16~3.01)、冠心病(OR=1.70,95%CI=1.16~2.49)、糖尿病(OR=1.92,95%CI=1.30~2.84)、尿酸(OR=1.35,95%CI=1.03~1.77)、脑卒中(OR=1.42,95%CI=1.08~1.86)为我国高血压患者并发外周动脉疾病的危险因素。结论我国高血压患者的外周动脉疾病危险因素为年龄、吸烟、冠心病、糖尿病、尿酸、脑卒中,应据此实施有针对性的外周动脉疾病预防措施。

下肢深静脉静脉血栓形成后综合征的评估和诊治现状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后综合征(post-thrombotic syndrome,PTS)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患者中远期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症状轻者以腿脚活动后肿胀、疼痛和沉重感等为主要临床表现,通常在休息或抬高下肢时得到缓解,这一现象称为“静脉间歇性跛行”。症状严重者则可能出现经久不愈、反复发作的静脉性溃疡,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并增加医疗费用[1]。下肢深静脉PTS的诊断通常缺乏客观检查手段,影像学检查如深静脉造影或彩色多普勒超声等尽管能发现下肢深静脉狭窄或闭塞,但如无明显或轻微的临床症状,则不能确诊为PTS。因此,下肢深静脉PTS的临床评估主要基于患者的临床表现来判断。既往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静脉活性药物治疗、压力治疗及深静脉旁路手术,以减轻患者下肢的肿胀、疼痛和沉重感,同时结合溃疡清创与植皮术[2]。随着学者们对下肢深静脉PTS病变转归的深入认识、腔内介入器械和技术的革新以及血管影像学的发展,诊断和治疗理念也逐渐发生变化。本文对目前下肢深静脉PTS的评估与治疗现状进行概述如下。

盆腔静脉疾病:术语、诊断和治疗的最新进展

盆腔静脉疾病(pelvic venous disorder,PeVD)涵盖了慢性盆腔疼痛(chronic pelvic pain,CPP)以及与盆腔静脉有关的会阴/下肢静脉曲张的所有相关疾病[1]。PeVD在传统上曾被命名为胡桃夹综合征、盆腔淤血综合征和May-Thurner综合征。PeVD这个术语的引入旨在实现更精确的诊断。

颈动脉及椎动脉狭窄的诊疗现状及对策

近30年来,全球脑卒中新发病例数增加了70%,是全球第二大死亡原因[1]。《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2020》指出,我国40岁及以上人群现患和曾患卒中人数约1704万例,卒中现患人数高居世界首位,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2]。研究表明,20%脑卒中的发生与动脉粥样硬化性颈动脉狭窄相关[3]。同时,约20%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与椎基底动脉狭窄相关[4]。目前对于颈动脉狭窄的治疗理念及手段受到广泛关注且基本成熟,但对椎动脉狭窄的关注相对较少。因此,及时科学规范地治疗颈动脉狭窄及椎动脉狭窄对于预防脑卒中的发生十分重要。本文将结合最新的相关研究及指南,对颈动脉及椎动脉狭窄的诊疗现状及对策做出介绍和总结。

提高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后综合征腔内治疗术后支架通畅率的措施

随着腔内技术的革新和介入材料的发展,腔内支架植入术已逐步成为外科治疗髂股静脉血栓形成后综合征(post-thrombotic syndrome,PTS)的主要方法,而传统的开放性转流手术(Palm Dale术,即下腔静脉至股总静脉旁路转流术和股动静脉造瘘术)多应用于腔内治疗失败者[1]。然而,髂股静脉植入支架的术后通畅率低于髂动脉,一方面是由于患者本身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的易感性,另一方面是静脉支架血流量低,且受到外界的影响因素较多所致[1-3]。不仅如此,髂股静脉支架一旦发生再狭窄,特别是慢性完全性堵塞,不仅处理过程远较髂动脉支架闭塞复杂,治疗方法也非常局限且效果欠佳[4,5]。因此,如何提高髂股静脉支架通畅率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从患者选择、手术操作技术和术后管理等多个方面出发,阐述贯穿整个诊治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以期尽可能提高髂股静脉PTS的术后支架通畅率。

静脉血栓栓塞症合并房颤的研究进展

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是一种常见的静脉系统疾病,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DVT)和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发病率为每10万人100~250例[1]。VTE病程长、治疗棘手,对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具有潜在风险。

腹膜后肉瘤预后模型的构建与验证:一项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大样本真实世界研究

目的构建精准化、个体化评价腹膜后肉瘤(retroperitoneal sarcoma,RS)患者预后的模型,为临床决策制定提供参考。方法提取监测、流行病学及结局(Surveillance,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SEER)数据库2000~2019年经病理学确诊的RS患者临床资料,以7∶3的比例随机划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LASSO回归模型和随机生存森林模型筛选变量,构建预测1、3年肿瘤特异性生存期(cancer-specific survival,CS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的诺谟图模型,利用一致性指数、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其预测价值,并用校正曲线对诺谟图预测模型进行内部(训练集)与外部(验证集)验证。结果共纳入2559例患者,其中训练集1791例,验证集768例。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显示,年龄、肿瘤分期、肿瘤分级、手术方式和化疗是OS的独立影响因素,而年龄、病理类型、肿瘤分级、肿瘤分期、手术方式和化疗是CSS的独立影响因素。LASSO回归模型显示,年龄、性别、病理类型、肿瘤分级、肿瘤分期、手术方式和化疗患者OS相关,而年龄、病理类型、肿瘤分级、肿瘤分期、手术方式和化疗与患者CSS相关。随机生存森林模型显示,影响OS的重要性评分前5位变量分别为肿瘤分级、手术方式、年龄、肿瘤分期和化疗,而影响CSS的重要性评分前5位变量分别为肿瘤分级、手术方式、肿瘤分期、化疗和年龄。基于上述因素所构建的诺谟图验证结果表明,OS在训练集和验证集的一致性指数分别为0.746(95%CI=0.730~0.760)和0.729(95%CI=0.710~0.750),而CSS分别为0.770(95%CI=0.750~0.790)和0.743(95%CI=0.720~0.770),校准曲线表现出良好的一致性。结论年龄、性别、肿瘤分级、肿瘤分期、手术和化疗是RS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本研究构建的诺谟图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有利于临床对RS患者选择个性化治疗。

椎动脉开口部位专用支架发生再狭窄的原因初探

目的探索椎动脉开口部位专用支架(Maurora支架)发生支架内再狭窄的原因,为临床规范化标准化治疗椎动脉开口狭窄提供临床证据。方法收集2021年使用Maurora支架后的不良事件监测报告,对符合纳入标准经过1年随访的644例病例(661处病变)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共使用665枚支架,植入成功率为99.7%(663/665)。支架植入术后症状复发率为7.6%(49/644),再狭窄率为5.6%(37/661),其中症状性再狭窄率为2.0%(13/661);支架断裂率为6.3%(42/665),其中2例支架断裂导致再狭窄。慢性病风险因素、支架选择及残余狭窄、病变情况如狭窄情况、呼吸打折、扭曲成角及病变钙化在再狭窄原因中的权重较大。术后残余狭窄>10%患者在支架再狭窄组中显著增加(P=0.020)。再狭窄与支架直径(95%CI=0.54~5.22,P=0.372)和长度(95%CI=0.89~1.16,P=0.872)均无相关性。支架长度与支架断裂呈正线性相关(P=0.002)。分组分析显示,病变情况结合选型操作与慢性病危险因素相比,更可能导致症状性再狭窄(P=0.020)。结论Maurora支架上市后临床效果不劣于上市前研究,症状复发及再狭窄发生率低于既往非专用支架时期临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