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的方法论审视

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在个案层面是鲜活的、具体的,在宏观层面又有一定规律性和理论共性。透过乡村文化振兴的成功案例,找寻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方法论,成为当前高质量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要求。乡村文化振兴的方法论应至少涵盖动力方法论、生态方法论、主体方法论和内容方法论四个维度。其中,动力方法论应聚焦嵌入性与共生性相融合的视角,着力构建村外资源与村域资源有机互动的乡村文化振兴共同体;生态方法论应聚焦文化振兴与全面振兴相互补的视角,着力形成文化小生态与乡村大生态的协作协同;主体方法论应聚焦赋能与赋权相匹配的视角,形成分类激发个体村民与村域文化组织能动性的体制机制;内容方法论应聚焦铸魂与塑形相衔接的视角,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价值引领与体系建设同向同行。

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意义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新质生产力理论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和本质要求,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科技创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

数字经济推动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研究

数字经济在推动农村地区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拓宽市场渠道、改善公共服务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等多个层面,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同时,随着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不断推进,农民对数字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强,数字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加强数字经济顶层设计,深化数字经济与农村产业的融合,提升数字技术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有助于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中国写作学派“三大体系”构建

中国写作学作为现代学科体系中的一门独立学科,经过百余年建设,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知识系统与教学特征,但是在世界写作学谱系中的主体身份与特色并不十分鲜明,自觉构建中国写作学派是当前写作学界需要面对的时代课题。中国写作学派是基于中国立场,以世界为背景研究中国写作现象,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与弘扬中国精神为目的的学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其基本特征。写作的社会性、综合性决定了当代中国特色的写作学派应确立起“大写作”观念,构建中国“大写作”学科体系;以“中国写作”为研究对象,融通古今中外资源,建设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写作学术体系;基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大实践,探索建设中国现代性写作学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相互依存,彼此促进,决定了自主的写作知识体系建设的质量,在此基础上最终将建成真正的中国写作学派。

教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建构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基于对教育强国内涵和建设目标的理解,建构由“教育公平、教育保障、教育结构、教育质量、教育开放、教育贡献”构成的“六位一体”教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测算结果显示,我国教育强国评价指标2020年现状值和2035年目标值与对标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相比,可分为追赶型、超越型和创新型三类。当前我国教育强国指数在36个测算国家中处于第三梯队,大部分指标处于追赶状态。应立足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的形势和所处历史方位,借鉴国际经验,根据目标要求,瞄准突出问题,从全面优化国民教育结构、不断提高教育保障水平、持续缩小各类教育差距、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大力实施技能强国战略、构建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等方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习近平文化思想回答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课题,明确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原则、目标指向和实践路径,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科学指引。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系统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谋划:在根本原则上,以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为保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把握“两个结合”的要求;在目标指向上,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走向深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实践路径上,聚焦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着力全面增强国际传播效能。

论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的两种用法——兼论“历史”与“自然”

与汉译“历史”概念相对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表述“历史”时有两种德文用法:Geschichte和Historie。通过辨析文本中这两个德文词的使用语境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经历自身思想的发展,对“历史”得出不同于以往抽象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新认识,认为基于物质实践的历史是一个社会形态不断交替变迁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形成成熟的唯物史观后对“历史”的不同用法,反映出马克思的“历史”蕴含在历史科学中,是在存在的历史性意义中的考察,而恩格斯的“历史”侧重于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注重对自然史的阐发和考察,发展了对历史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历史”的理解在总的方面是一致的,但是深入到具体语境的表述会出现细微的差别,而这一差别正是理解“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的关键所在。

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看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思政课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体现“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要求,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内在要求。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和新时代教育教学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思政课建设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应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思政课助力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篇章,这是由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文化属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统领性地位所决定的。思政课建设是涵养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精神阵地,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究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关键核心技术为引领,着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利益。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必须加大政策支持引导力度,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作用,打造产业链链长主导的创新联合体,积极优化配置科技资源,构建面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开放体系。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向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概念中的重要命题。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也是人民美好生活全面实现的关键向度,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价值尺度。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与人的本质规定,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呈现出共同与差异的有机统一、共建与共享的耦合互动、阶段性与长期性的辩证结合等主要特征。当前,应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创造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建设美好社会以及优化生态结构,协同助益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

坚持系统观念: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方法论之维

坚持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构成了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方法论之维。习近平总书记以系统观念全面审视办好思政课的重大意义、统筹谋划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科学阐明思政课改革创新方法路径、协同推进“大思政课”育人格局构建,为办好思政课这一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锚定价值根基、找准发力关键、作出顶层设计、汇聚强大合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以系统观念不断提升思政课建设质量和水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培养挺膺担当的时代新人。

“新时代好青年”重要论断的三重理论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向广大青年提出“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的号召。“新时代好青年”这一重要论断立意高远、思想深刻,既明确了新时代好青年的标准和内涵,又提供了成为新时代好青年的路径与方法,彰显出以时代使命为引领、以青年问题为导向、以青年发展为目标、以鲜活实践为依据的理论品格,具有丰富马克思主义青年观鲜活内容、深化青年成长成才科学理念、增进做好青年工作理性认识、提供青年高质量发展行动指南的重要理论贡献。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依靠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并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从“隋唐化”到“本土化”--中华法系的演变逻辑

中华法系在日本的演变,与日本法发展历史,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中华法系多元一体且自身处于不断变化当中,它在日本经历了从“隋唐化”到“本土化”的演变过程。所谓“隋唐化”,就是日本仿照隋唐法律体系,创造了一套律令制度,从此融入中华法系;而所谓“本土化”,就是其自“隋唐化”开始,就对律令制进行修正,最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民族法制,以“武家法”为“本土化”的典型代表。不过,无论是隋唐化还是本土化,都没有脱离“中华法系”的范畴。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中华法系在日本,或者说它本身的演变逻辑在于,一是法系存在于关系中;二是法系重在历史的链接;三是法系要保持生命力,必须在尊重历史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四是法系的发展是一个“开枝散叶”乃至“自我疏离”的过程,而这恰恰是法系成长壮大的体现。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学方法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遵循和运用科学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观察、认识和解决问题。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六个必须坚持”为指引,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具体表现为坚持先立后破,以辩证分析方法培育新动能;坚持因地制宜,以实事求是方法塑造新优势;坚持分类指导,以矛盾分析方法激发新活力等。以科学方法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城中村的前世今生、基本功能与现代化治理路径

城中村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独特表现形式,是各大城市治理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城中村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新型社会空间。在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内部及周边存在体量庞大的城中村,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进程中一道独特的社会景观。这是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城中村改造,既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一环,更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城中村改造,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更是安全命题,必须因地制宜、因村探索现代化治理路径。推进城中村改造,必须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构建“物”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四化”融合的人民社区为导向,提升城中村现代化治理水平,努力构建新时代的“人民之城”“幸福之城”“美丽之城”。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推动经济质态演进

进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时代紧迫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为此,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建构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案例研究路径

推进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是建构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案例研究是公共管理学科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也是促进公共管理本土化发展和中西公共管理互联互通的重要手段。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本土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原则,着力于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探索。案例研究作为建构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增量,需学术共同体共同努力,着眼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话语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积极开拓案例研究领域和公共管理跨学科研究,促进案例研究范式转换与研究方法创新,强化案例研究的实践与理论领域的交融互鉴,实现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目标。

试论恩格斯工人阶级文化研究范式--以英国文化研究范式为参照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提供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范式,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核和辩证的思想,展现了真实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场景中的工人阶级的多样性,避免抽象片面或以局部代替整体,避免以过于乐观或悲观的个人化视角看待工人阶级;对工人阶级及其文化多样性、矛盾性的分析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避免文化研究完全成为日常经验细节的堆砌;根据工人阶级内部实际存在的矛盾搭建文化分析的结构维度,避免制造或掩盖工人群体内部存在的矛盾对立;运用辩证法对大量事实材料进行抽象概括,以把握工人阶级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及发展趋势。这一研究范式对于当代文化研究具有很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公共管理机制研究:类型、对话与发展

因果机制是当前公共管理学界热议且强势的知识话语。然而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对其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滥用或者误用。为加快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应倡导开展基于中国创新实践的机制研究,促进四种不同的机制话语体系的交流融合;打破机制研究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以跨学科和整合性的研究来缩小“诠释圈”;正视机制解释范式的局限性,切忌形成话语霸权。推动公共管理机制研究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包括:选择反常识、悖论性社会现象且信息量较大的机制进行研究,聚焦以双重问题为导向、长时段具有时空观的机制研究,从因果关系、历史比较和宏观结构的角度来审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