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面临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圈内化”现象突出,市场化程度滞后,严重影响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研究发现:公共产品的模糊性、购买制度的模糊性和交易关系的模糊性所构成的政府购买信息非标准化是影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主要“症结”;不同社会组织距离政府中心的位置远近直接影响其项目获取能力,紧密组织具有赢得政府购买的天然优势,独立组织在政府购买中处于相对劣势,松散组织游离于二者之间;政府的强权威和“稳中求进”的思维惯性往往倾向于“圈内购买”,造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难以市场化。建议通过建立公共服务市场化清单,明晰公共服务边界;完善购买制度体系,强化制度约束;加大培育市场化社会组织,强化功能引导;优化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购买机制,提升政府购买公开透明度等举措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党内法规体系:现状梳理、问题分析与发展前瞻

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中担负先行先试、引领保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党内法规体系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党内法规的载体范围、配套落实机制、集约化程度、融入实效的检验和评估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未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党内法规体系,应进一步发现理论与实践的重大价值;坚持系统思维从整体上谋划推进;始终以实践作为检验融入成效的标准。

拿什么留住边民:基于云南3个边境县的混合研究

边民居留稳定性对于保障边境安全、稳定和繁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出发,基于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两个维度选取6个条件变量,对云南省三个边境县展开问卷调查,运用fsQCA、logistic、边民访谈和地区个案进行混合方法的三角互证,探究边民居留稳定性影响因素与组态效应。研究发现:边民迁移动力为生存发展型,阻力源自家庭照护与知能不足,迁移地点倾向省外。组态分析得出边民高居留稳定性的组态包括“长者稳健”“婚姻民族黏性”“低知女性驻留”。logistic回归分析复证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对边民居留稳定性的作用显著。其政策寓意在于:“产业强边”应侧重民族文化产业;“社保稳边”应强化普惠适老型和家庭亲厚型社保;“教育兴边”需关注女性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移民实边”目标可聚焦“新边民”的居留韧性。文章据此构建“产业—社保—教育”复合助推策略,以“产业强边”为主体,以“社保稳边”与“教育兴边”为两翼,介绍各地典型做法与经验,提供方法菜单,以助推边民居留。

公共政策评估中的随机控制实验:实施困境与突破策略

采用随机控制实验方法来进行政策评估,已成为公共政策或项目评估的“黄金标准”。但是,随机控制实验方法在中国政策评估过程中还运用较少,评估者缺乏对其实施困境与突破策略的深入认识。本研究在深入分析随机控制实验方法及其适用范围的基础上,对随机控制实验的实施困境与突破策略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与总结。研究发现,采用随机控制实验开展政策评估主要面临着实验方法本身的复杂性、实验方法引发的公共价值分歧以及随机控制实验融入中国政策场域的挑战三个层面的困境。

地方综合执法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整体性韧性治理研究

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是实现行政执法体制创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一环。在当前深化综合执法改革阶段,依循政策推进的地方综合执法改革实践受制于诸多主客观因素,地方政府所处的改革生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暴露出其所不能以及乏力的“非韧性”症状,出现了“有改革无变革”的叠变性“内卷化”风险。研究发现刚性过度扩张的环境中改革预期动力消解,“内卷化”风险在改革过程、结果效能、改革效率、边际效益等层面上显现,改革原有政策设计成效不显著。从生成逻辑看,科层制与属地压力叠加生成改革约束、治理机制缺位引发改革结构分散、非常规治理工具依赖演化脆弱系统、地方行为主体异质等共同形塑了“内卷化”风险。由此,在复杂多变环境中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因应治理,需在适应地方改革情境张力的基础上,着眼于整体性和注重包容调适的推进路径,系统构建集治理主体、制度框架、运作机制、治理技术、结构功能于一体的整体性韧性治理策略,推进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多层次、立体式构造,增强其承载改革的组织韧性,进而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治理与规避。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党委职能部门: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中心的分析

党委职能部门是党的工作机关的一种重要组织类型,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基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系统分析党委职能部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机构定位、职能作用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发现,党委职能部门负责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工作,机构设置上兼具职能型组织和协调型组织双重特点。党委职能部门履行所在工作领域的宏观管理职责和具体管理职责,归口领导管理本系统本领域有职责联系的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当前,党委职能部门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职责配置不尽合理,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归口领导管理职责边界未厘清,以及所属事业单位数量过多、效能不高等问题。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导向,党委职能部门要合理配置宏观管理和具体管理职能,全面完整履行被赋予的行政管理职责,提升归口领导管理制度化水平,完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视角下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推进史,也是一部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发展史。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分析其发展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总结梳理中国共产党成功经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十分重要。论文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历史为视角,讨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探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路和重点。

负外部性如何塑造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以适老化改造中加装电梯政策为例

负外部性问题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基于全国114个城市的207份加装电梯政策文件,对地方政府应对负外部性的两种政策取向及其政策转换行为进行了动态识别,分析了两种政策取向所对应的负外部性治理方式及其内生的社会治理困境。研究表明:负外部性问题内嵌于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表现为首次政策出台和后续政策修订中有关政策取向的差异化选择和跨期变动。具体地,68.42%的样本城市以“严格”的政策取向初次设定加装电梯政策,但随着政策取向的调整,最终选择“放松”的政策取向的城市占比达71.05%;50个样本城市的政策取向发生了由“严格”向“放松”的转变,其根源并非“自上而下”的层级任务压力,而是前期政策实践为地方政府认识负外部性所带来的潜在风险规模提供了有效信息,使其对潜在冲突风险的控制力得到增强。在推动解决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难题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应对负外部性要依靠政策规制,但不能过度依赖政策规制,提升负外部性治理能力需要在风险预判、协同推进正负外部性活动以及靶向社区双重再造等方面重点发力。

党“管”数据:基于政企数据权力演化的治理逻辑

数据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党“管”数据则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路径。而在数据资源的流动下发生着数据权力的动态演化,存在政企主体数据发展优势表现不同,且需平衡少数大型企业依托政府数据资源优势异化形成数据权力的利弊影响,呈现出党“管”数据的需求。基于此,本文将从静态视角和动态视角分析政企主体间数据权力的形成和异化,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别阐释党“管”数据的必要逻辑,进而探讨中国特色治理模式下党“管”数据的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党“管”数据是制度优势、组织架构和安全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规制政企数据权力动态异化的必然选择,并凝练出“1+4”治理路径,推进实现善治目标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民族国家构建:国际经验和中国道路(上)

本文主要探讨当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前两节从理论上讨论了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构建的一些基本概念。作者认为,尽管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纯粹的”民族国家,然而,只要多数国民认同为一个民族,效忠自己所属的国家,同时政府能够有效地管理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正常的、稳定的民族国家了。文章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长期且无终点的过程,其目标和方向是同质化、国族化;而国家就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实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和文化认同,这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文章还指出,“民族国家构建”还可以分为“构”和“建”两个部分。一个国家只要建立起来,“构”就基本完成了,而“建”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目的是要努力使这个国家不断向理想的“民族国家”靠近。文章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分析和介绍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包括土耳其、美国、印度、前苏联、前南斯拉夫、阿拉伯国家、南美国家,还讨论了跨境民族、国家移民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文章最后两节是关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内容,包括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时间和方式,中国民族国家的特点,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近百年来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以及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文章指出,构建高水平的民族国家,是一项艰苦和长期的任务,既要有紧迫感,但又不能急于求成。

电子政务背景下政府透明度与社会公平感对公众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电子政务则被当作扭转政府信任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被提出,因此,辨析中国情境中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探寻背后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研究了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影响过程中政府透明度感知的中介作用及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机制。通过对2629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的使用和推广可以有效提升社会公众的政府透明度感知水平,而政府透明度感知对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形塑效应正逐渐显现;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部分归因于政府透明度感知的增加;就政府透明度感知对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而言,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具有放大效应。

职务职级并行制度的激励效果探析:一个解释性框架

职务职级并行制度作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一大亮点,从试点到执行已近10年,在实践中发现,尽管职务职级并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仍未能完全解决公务员晋升困境。本文结合相关晋升理论,采用问卷调查和追踪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探析了职务职级并行的实际运行效果。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职务职级并行制度对绝大部分公务员的工作动力和工作积极性,起到了良好的激励效果。但制度深入推行中开始显现出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提升。

考察意识形态的两条进路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是近代认识论分野的两大主流,也是蕴含于意识形态演化史中此消彼长的两大主脉。经验理性认为,经验是揭开现实真相的开端,是确保思想真理性的基石。只要将观念还原为经验事实,意识形态中虚幻的形而上学即会消失。思维理性力图通过统一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知识塑造完满的意识形态,进而不断协调社会矛盾、消弭现实裂缝、营造完美生活。实际上,经验理性和思维理性共同追问的意识形态的真值问题,既需要从认识论角度阐释,也需要从价值论、存在论角度把握。

莫迪执政以来的印度与以色列安全合作:现状、原因及对华影响

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和以色列的安全合作迈上了新台阶。莫迪高度重视与以色列的合作,成为首位访问以色列的印度总理。在印以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和相互支持下,双方军事贸易规模愈趋增大,在海军、空军、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印以安全合作的主要驱动力有两国相互借重的战略需求、打击恐怖主义及预阻极端思潮蔓延、维护印度洋权益、美国助推印以合作等。印度的“西联”外交使其对外政策更加平衡,但其与美以等国在安全领域的深度“捆绑”对中国的中东政策顺利推进提出了挑战。在强化与以色列合作基础上,印度推出了新的互联互通计划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同时印以合作进一步增强了印度在南亚的实力地位,可能刺激印度采取更为冒险的对华政策。

政治仪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研究脉络、热点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政治仪式的国家认同建构功能是学界的研究热点,运用CiteSpace软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旨在为解决现代国家认同建构问题提供理论参考。分析结果显示,学者们对政治仪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这一主题关注度持续升温,但大部分作者仍处于独立研究状态。基于关键词共现、聚类和突现图谱的分析发现,政治仪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研究大致经历了起步、稳步发展和迅猛发展三个阶段,热点主题包括政治仪式的功能、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与路径等。从可视化分析结果来看,未来研究需要与时事政治紧密结合并向多学科领域延伸。

在场与浸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仪式化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所形成的精神产物,是国家层面最高的集体归属感基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过程中,仪式作为兼具文化展演和情感凝聚功能的象征性活动,具有独特的载体和路径作用。仪式通过发挥认知在场与情感浸润的心理作用,以集体记忆刻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身份认同,以情感共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同。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可以通过强化仪式顶层设计、丰富仪式传播场域、突出仪式共有符号等途径,挖掘仪式承载的共同性价值,发挥仪式的社会化功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价值得以隆重、庄严、规范的呈现和强化,促使行为从特殊到日常的流变,以此助力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

末梢治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筑牢基层基础的实现路径

基层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基于弥补科层化治理回应性不足以及破解治理“悬浮化”的需要,突出人民性和精细化的对基层的末梢治理应运而生。顺应属地管理和属性治理相融合的趋势,末梢治理把被动式治理转化为积极回应式治理。除了治理重心下沉和治理空间拓展之外,它还推动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且充满活力。通过构建“纵向到底与横向到边”融合共生的闭环式治理体系,它彰显制度优势以强化组织基础,注重治理为民以夯实社会基础,拓展治理空间以提升能力基础,重视数字赋能以稳固智治基础。依托组织协同、社会联动和民众参与的共同缔造机制,它积极调适治理结构、优化治理理念、调整治理策略并完善治理机制,增强敏捷治理和回应能力,进而更好地筑牢基层基础。

人才强国战略视角下我国国际人才引进政策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详细部署,强调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本文基于政策工具理论搭建“政策工具—人力资源管理环节—政策发展阶段”三维框架,对306份我国国际人才引进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国际人才引进政策存在政策工具比例不够均衡、政策环节需要有效衔接、一体化协同的国际人才引进机制尚未充分形成、政策生态环境需进一步优化等问题,据此提出了我国国际人才引进政策要突出优势、精准施策;联动引才、试点先行;主动服务、多元激励;搭建平台、融合发展等对策建议,为我国人才强国战略视域下的国际人才队伍建设与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及其效能转化

“中国之治”取得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制度优势,“中国之制”成就“中国之治”。本文从六个方面诠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即:“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制度创新的终极主体是人民群众;制度创新的效率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制度创新的奋斗目标是民族复兴。这一制度创新逻辑是“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成功“密钥”。其治理效能转化的路径为:厘定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率;加强治理评价,凸显“人民至上”的治理价值追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空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演进:变迁阶段、内在逻辑与未来趋向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空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演进充分彰显出以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的执政施政团队对空气污染问题的高度重视。文章运用历史分析方法,结合在各个阶段空气污染的实际状况、不同阶段治理内容与对象、不同阶段治理策略与重点,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空气污染治理政策演进予以解析。研究发现,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政策演进历经了工业点源污染治理阶段。法治途径下的管控肇始阶段。逐步重视市场机制阶段。强调总量控制与区域联防联控治理的渐进推行阶段。重视化与合作化的综合治理等五个变迁阶段,贯穿演进的内在逻辑主要是空气污染治理政策主体的多元化、政策内容的精细化、政策工具的科学化以及政策主体关联的合作化。最后,在结合前文复盘的基础上,试图分析后蓝天保卫战时期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政策面临的挑战,以及对未来趋向进行了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