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战略视域下的美国对华制度制衡及影响

形成于21世纪初的制度制衡理论,实际上已成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主导理论之一。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可以发现自2001年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制约中国的因素不断上升,其对华实施的制度制衡方略经历了从包容性向排他性的转变。小布什政府采用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方略,奥巴马政府则采用两面下注的混合型对华包容性制度制衡方略。特朗普政府主要利用美国国内法律和制度对华进行排他性制度制衡,而拜登政府采用“小圈子”对华进行排他性制度制衡。拜登政府在高科技领域对华实行制度制衡,企图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中国高科技发展,客观上却促使中国自立自强形成尽可能完整的高科技生产链,对美国自身高科技产业和国内经济也产生“反噬”效应,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全球化大趋势。

从东盟到“东盟世界”:东南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全球意义

当今世界,东盟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大国竞争势能持续增加,东盟致力于打造的包容性地区秩序同样处于正增长态势。回顾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历程,东盟从被动参与者逐渐演变成为地区秩序塑造者,形成了“东盟世界”的空间形态与理论雏形。“东盟世界”的兴起不是凭空产生,亦非东盟纯粹自发性的结果,而是东盟国家之间、东盟与大国、东盟与全球三大维度的复杂系统合成。“东盟世界”在认知层面来源于东盟对内外部世界的体悟与反思,在实践层面来源于东盟国家之间以及东盟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经验逻辑。“东盟世界”不是单一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概念集合,可以从宏观层面展现东盟建立的跨区域全球网络的搭建过程,为世界政治呈现动态的东南亚区域概念系谱图变迁,也为“全球南方”参与国际秩序构建提供范例。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世界意义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和国家未来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把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转化为本国现代化内生动力,把本国现代化的特殊性转变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的“双重属性说”,是现代化学说发展中一个富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说”,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明确了根本途径。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方向,彰显着鲜明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百年变局之变、历史启示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的历史大势与国际体系加速转型相互叠加演进,而中国也正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客观冷静地厘清世界百年变局的内涵要义,是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逻辑起点。中国未来发展,需要顺应时代特征、国际格局、大国关系、全球治理、世界矛盾的新变化进行战略运筹谋划。对比中国和其他国家百年发展走过的道路与取得的经验,有助于更加坚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遵循和道路方向,进一步增强在新的动荡变革期把握战略机遇、驾驭战略风险的能力。

破解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基于陆海统筹原则

我国海岸带环境案件存在管辖权冲突、法律适用有争议、原告资格不明确、诉讼性质认定有争鸣、诉讼程序衔接未确定、司法执行机制不完善等环环相扣的问题,造成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究其根源,主要在于陆海“二分法”的分类思维影响较大,其与陆海统筹合为表里的内涵尚未得到全面、深入的理解。为破解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既要重视海岸带环境案件的特殊性,将其确立为类型化案件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又要贯彻陆海统筹原则,实现司法规则内在融贯、法治环节协调一致。

美国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分析

由于相对实力下降,美国的霸权正面临“碎片化”与“议题化”转型。在众多涉及安全的议题中,水资源议题因为自身的敏感性,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美国相继发布《全球水安全行动计划》和第二个《美国全球水战略》文件,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在全球水资源领域的战略目标、原则、优先方向、实施路径以及项目规划。其在优先方向、重点地区以及实施路径等方面的新变化,不但会对中美在水资源领域的竞争产生重要影响,更可能干扰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中国需加强跟踪研判和科学谋划,不断调整和优化与周边国家开展水资源合作及治理的政策和路径,化解美国对华开展水资源竞争所带来的风险。

国际战略传播:日本的理念、能力建设及启示

日本的国际战略传播建构以推进体系机制建设和强化传播能力为中心,旨在提升与安保战略的适配度,强化舆论战、思想战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塑造国家形象,进而推进其价值观外交。日本国际战略传播能力、传播生态及其体系机制构建的关键,是建立一套由首相官邸领导和外务省主导的能够充分培养外宣人才,承接官民两轨外宣渠道需求、增容社交网络资源,广域多维、高效协同的现代传播体系。其策略为有效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以及文化符号系统,实施分众化、在地性和植入式传播,以宣传日本的政策主张、文化魅力等,塑造有利日本的文化心理和国际舆论环境。日本加速构建国际战略传播,推动其传统外宣向主体性、主导型外宣转化,实现外宣战略、外交战略和国家战略三位一体的转变。

数字时代东南亚国家策略探析

当今时代,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深入发展。东南亚国家采取措施维护网络安全、保护数据权利,同时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实现数字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在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大国数字技术竞争中,东南亚国家基本秉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即使面对大国压力,仍然尽量避免选边站队,以维护战略自主地位、本国经济利益。外商投资促进东南亚数字经济发展,中美两国在东南亚数字市场占据较大份额,同时东南亚国家重视自主发展,投资人工智能产业,培育本土数字平台,并且尽力缩小国家间、城乡间数字水平差距,从而增强区域自主数字能力,实现区域数字一体化发展。由于东南亚数字发展特点、地缘政治形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数字合作存在诸多挑战。

“发展中国家”概念何以引发争议?——GATT框架下的概念史考察

“发展中国家”是全球治理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近年来却成为国际话语场域中的争议性概念。考察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历史,对于厘清相关争议的缘起和进一步理解国际话语竞争具有重要价值。“发展中国家”概念在GATT框架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修订GATT1947第18条为代表的概念孕育阶段,60年代以增加GATT1947第四部分为代表的概念萌芽阶段和70年代以后以普惠制、差别优惠待遇及“毕业原则”等为代表的概念流行阶段。GATT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概念展现出模糊甚至混乱的特征,为日后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争议埋下了隐患。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概念的塑造过程中注入了自身的价值观,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却十分有限,这也为当今的国际话语竞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美日同盟调整:现代化、一体化和多边化

同盟一般会伴随实力的变化发生调整。美日同盟的调整表现为:一是同盟的现代化,美国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反映了美国由于霸权衰退不得不谋求日本发挥更大作用的现实;二是同盟的一体化,美日两国在军事领域加强共同指挥和作战机制的统合,在武器部署上也实现一体化,导致日本进一步失去自主性;三是同盟的多边化,美国为了推行“印太战略”遏制中国,鼓励日本与其他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建立军事联系,除了印度、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之外,日本也在美国的默许下与欧洲国家进行军事合作,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多边战略集团。美日同盟的调整,给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不确定因素,也使日本在美国的战车上越绑越紧。

战略科技力量与大国兴衰的逻辑——以二战后美国科技博弈为例

研究战略科技力量如何影响大国兴衰及其核心逻辑,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具有重大的意义。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大国力量消长,加剧大国安全困境,打破大国内部权力均衡。基于对美苏、美日、美中科技博弈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的考察可见,美国通过科技博弈巩固了霸权,延缓了霸权的衰落,但同时也对自身带来科技伦理风险、技术治理难题等挑战。战略科技力量博弈改变大国兴衰的内在规律,一些大国因此更深地陷入美国科技霸权体系,甚至有可能跌落成为次要国家。大国战略科技力量博弈是关乎综合国力、政治制度、科技联盟与创新模式的全方位博弈,竞争制胜需要具备强大的国家综合国力、良好的政策弹性与制度优势、科技“盟友”支持及灵活的科技创新模式。

论构建普遍安全的世界:必要性、路径及中国的贡献

构建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符合人类社会的远大目标。这一理想的实现,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有的放矢地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努力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旗帜鲜明地抵制“泛安全化”倾向,大力推动南北合作,积极应对贫困问题,加强安全学研究等。中国为构建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不仅提出了多种理念和倡议,贡献了中国智慧,而且还坚守承诺,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在践行理念和落实倡议的过程中躬行实践,在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过程中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大国担当。

中美博弈:近昔和当今及对中国战略的意涵

过去15年里,中美关系的首要特征是博弈而非协调。两国博弈先在战略阵线开启,继而在战略、经贸、高技术和意识形态四条主要阵线展开。就中美博弈总体而言,美国处于“防守型”战略态势,美国认为它长时期拥有的重大优势地位一个又一个地丧失或被侵蚀,首要动能在中国一边。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急剧腾升的强国。大为增强的国力,使中国更加坚定了自信和抱负。中国内外发力,争取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全球治理的某些问题领域参与引领甚或单独引领,实现在亚洲大陆以及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和外交优势,大致取得在西太平洋的对美战略和军事优势,进一步地,对第一至第二岛链之间的战略空间的控扼能力愈益被视为必要。回顾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势和政策,对未来中美关系应做好准备应对可能的疾风暴雨。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日本政治信念的变化与安全战略调整

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立足于国家战略利益目标确定、国际环境判定以及对对手威胁界定的基础之上。决策的判断依据与政策手段的选取,受到政策精英政治信念的影响。以乌克兰危机为契机,日本政策精英的政治信念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对日本政府关于安保政策的官方文件的操作码指标进行测算,证实了日本政策精英的政治信念在岸田时期已进一步显示出消极和悲观的强现实主义色彩。哲学信念重新界定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塑造了日本的风险偏好,工具信念则改变了日本政策手段的选择,使得激进性、冒险性和进攻性共同构成了日本安全战略大转向的显著标志。

从整合、多元到协商:安全共同体理念演化与全球安全治理

安全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重要一环。对安全共同体既有理论与实践进行回顾和反思,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国际安全治理理念,对安全共同体理念、内涵与全球治理层面的演化进行新的探讨和诠释,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在结构、思想、身份认知和实践行动四个层面的解构与再建构,可以认为协商型安全共同体理念与实践是其演化的方向,其共同实践与共同体建构能够更好地适应当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安全的复杂性、多样性与不确定性。全球经济与安全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为新的规制、内化和秩序生成提出了要求,新的共同体理念和中国的全球安全治理实践对当代与未来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可能。

海洋生态环境危害评估的相关问题——以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军舰为中心

菲律宾军舰“马德雷山”号已在我国仁爱礁非法“坐滩”长达25年。因该舰船体金属锈蚀的溶解、船身涂漆的散播、船上化石燃料燃烧排污和生活垃圾等集中地排放在了以“坐滩”军舰为中心的礁石上和水域中,各类毒素在“坐滩”点位周围持续蔓延,造成珊瑚礁退化和损伤,对周围的海洋生物造成不可逆的持续性破坏,对南海的海洋生态系统造成恶劣影响。基于对舰船污染的公开资料研究,对类似“坐滩”历史案例进行平行比较分析,对该舰的各类污染程度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应根据该舰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适用惩罚条款对该舰进行合理索赔和追责。

三大倡议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诸多问题,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外交工作主线,既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也符合人类发展客观规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系统思路与针对性规划,具有鲜明的实践取向。三大倡议的落地走实,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开拓新思路,为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提供正能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全球南方”崛起与地缘战略竞争——美日欧联动应对路径和方法分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已成为全方位崛起的国际新兴政治力量。美日欧努力撬动与“全球南方”关系,把争取它们的支持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维护国际体系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三方互相配合,形成联动,出台联结“全球南方”的各种举措,分化与拉拢相结合,从地缘战略竞争的角度将“全球南方”予以政治化和工具化。日本在“全球南方”议题设置上起引领作用,美欧紧随其后。在具体做法上,美国多以“阵营化”思维采取威慑分化为主的政策,日欧双面下注,既追随美国步伐起舞,又以柔性拉拢为主,借此实现自己的“战略自主”目标。中国作为天然的“全球南方”国家,将以促进团结为已任,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各国共同利益,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进步的一边。

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

2023年美国拜登政府加快了“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亚太地区经济秩序发展方向之争趋向激烈。随着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亚太地区经济关系的战略意蕴日益复杂,大国如何利用经济合作影响战略关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不仅包括其对合作者之间的“战略稳定效应”,还包括对非参与者的“战略外部性”,它们受到经济合作深度的调节,构成了“功能化”和“安全化”两个基本路径。近十年来,中国支持东盟引领地区经济合作,贸易协定的“战略稳定效应”推动着经济合作的功能化演进,美国则基于地缘利益考虑而利用贸易协定的“战略外部性”,刺激地区经济合作不断趋向安全化,亚太地区形成了“功能化”与“安全化”并行的双向演进格局。

中国外交自信的深层逻辑与世界意义

自信是我们理解中国外交思想与实践不可忽视的重要线索和关键词。无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演变,还是当前中国对国际环境的评估,都在不同侧面有自信呈现。中国外交自信包括几个方面:以“四个自信”为信念,以自立自强为基础,以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战略自信、历史自信为方法。通过辩证法、大历史、主体性和进化论等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接受并内化为思维与行事方式的四种逻辑,自信得以深植于中国外交政策之中。这些政策对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以及文明共存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也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在坚持自信原则的基础上更有效地与世界互动,是当前以至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外交的关键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