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50华诞庆典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人口发展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和工作要求。为了更好地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和新常态,把握新时代人口高质量发展要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50华诞庆典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于2024年10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主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承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人口与经济》编辑部协办。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教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先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王文举教授、党委副书记徐芳教授出席会议。

欢迎订阅2025年《人口与经济》

《人口与经济》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主办的优秀社科学术期刊,属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期刊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目前复合影响因子为5.519。期刊主要服务国内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科研院所及专家学者,全年发表“劳动力人口与就业”“生育与家庭发展”“老龄社会治理专栏”“城市化与人口流迁”“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人口与资源环境”“人力资本与健康研究”等方向的前沿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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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主办的优秀社科学术期刊,属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期刊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目前复合影响因子为7.187。期刊主要服务国内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科研院所及专家学者,全年发表“劳动力人口与就业”“生育与家庭发展”“老龄社会治理专栏”“城市化与人口流迁”“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人口与资源环境”“人力资本与健康研究”等方向的前沿学术论文。

教育对生育意愿影响的性别差异及机制分析

教育一直是备受关注的影响生育的因素,但相关文献往往忽视了对男性教育与生育关系的研究,而男性在生育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两性间教育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是否存在区别?利用CGSS 2015、2017、2018与2021年数据,使用O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等探索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中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教育显著负向影响个体生育意愿,且对女性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程度大于男性。边际效应分析表明,在每个意愿生育子女数上,男性样本中教育的边际效应均比女性样本中低,其中,教育在愿意生育两个孩子处的边际效应在两性间差异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教育回报、性别观念与养儿防老观念是教育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农业户口组,低、中家庭收入水平组与低、中社会阶层认同组,教育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大于男性,在城镇户口组、高家庭收入水平组与高社会阶层认同组,这种性别差异则不显著。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探讨其对现实的启示意义,并就两性间教育与生育意愿关系的差异提出了针对性意见。

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何以可为?——来自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经验与启示

发展个人养老金是健全养老保险体系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举措,而灵活高效的税收优惠政策则是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虽然近年来我国制定了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但是仍存在诸多问题,严重掣肘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对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典型国家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实践、基本特征、实施效果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经过数十年的积极探索,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逐步建立了灵活高效的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激励方式灵活多样、政策制定立法先行、政策调整循序渐进、关注低收入群体的需求以及鼓励以家庭为参保对象等五个方面,有效推动了其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不过,这些典型国家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仍然面临对低收入群体的吸引力不足等现实困境。结合典型国家的有益经验和深刻教训,对我国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见解,认为我国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应当从四个方面作出改进:一是引入多种税收优惠模式,增强政策的吸引力;二是凸显税收优惠政策的精准性,助推优惠资源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三是提升税收优惠政策的灵活性,鼓励个人合理配置税收优惠额度;四是税收优惠政策应支持以家庭形式参保。

新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中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

如何通过科学的财税政策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推进共同富裕是学术界和政策界面临的共同命题,其中,收入所得税对激发劳动力市场活力、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劳动参与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2020年的三期面板数据,采取双重差分法分析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提高个税免征额促进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但未显著增加劳动时间。经过更换回归模型、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个税免征额提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和婚姻状况的群体中存在差异,对女性群体、已婚群体的劳动参与影响更大。机制上,新税改显著降低了个体由于照料家庭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因此,未来个税政策的改革方向应包括:持续关注重点人群的收入情况,有效发挥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充分考虑个税改革对于女性和已婚群体劳动供给更强的激励作用,积极推行鼓励已婚女性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细化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或标准,增强劳动者获得感,激励低收入群体就业,助力共同富裕。

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分析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成为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样本探讨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城市群内部以及周边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全面FGLS”方法以及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结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集聚无论是对于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还是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富裕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但长期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不可能无限集聚,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拥挤效应将超过集聚效应对共同富裕产生负面影响。上述结论意味着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形成的多中心集聚的态势,空间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在推动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的同时,短期内也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但长期持续的发展仍需人口在粤港澳全域更为均衡地分布,而非无限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互联、城市互联等,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西两翼及山区人口等要素资源更为顺畅地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粤港澳全域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分析——基于CLASS 2020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提出的“暴露水平—敏感性—适应能力”脆弱性分析框架,综合已有研究中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相关影响因素,构建了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识别出高、中、低三种社会参与脆弱性特征的农村老年人,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出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脆弱性类别的相关因素,并结合雷达图展现不同类型风险人群的脆弱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脆弱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仅有少部分老年人群的脆弱程度高且内部差异大;高龄、文化水平低、健康状况差、无配偶、所在村居没有老年活动场所或设施的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在社会参与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脆弱性。不同特征的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差异是由暴露水平、敏感性及适应能力三个维度共同作用导致的,其中高暴露性是识别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弱势人群的重要依据,而低适应能力则是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呈现出较高脆弱性的关键因素。未来应根据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的脆弱性类型及表现,从个体、家庭及社会不同层面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以降低高风险人群的脆弱性,防范中、低风险人群的脆弱性进一步上升,增强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能力。

劳动力老化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中国自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作为社会经济基本要素,劳动力老化使得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与新机遇。为探索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基于2000—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在借鉴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长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老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进一步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考察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劳动力老化主要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与劳动就业作用于劳动生产率;此外,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等公共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消极影响;最后,本研究认为,若想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就要加强对生育问题的关注,要从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等方面制定专门且有效的公共政策,并在具体实施时,注重相关政策向中西部地区、二线及以下城市等特定地区倾斜。上述这些研究结论有助于从劳动力老化视角解释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表现差异,对于推动人口发展新格局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赋能养老产业的增长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养老产业增长注入新动能,智慧养老成为一种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数字化治理模式,推动养老产业增长。基于组态视角,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以养老产业增长为结果变量,以中国内地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数据缺失较多的西藏)为案例,从数字经济的基础、发展及规模三个维度,探寻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养老产业增长的组态路径,为养老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单一要素并不构成养老产业高增长水平的必要条件,养老产业高增长水平是数字经济多种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人才”是各地发展养老产业的核心要素,“数字应用”、“数字交易”及“数字金融”等要素更多情况下作为辅助条件发挥作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奠基型、“数字人才+数字应用”推动型、“数字化基础+规模”驱动型、“数字化基础+发展+规模”引领型是四条有效增长养老产业的路径。基于此,提出发挥要素协同作用、强化数字化基础建设及打造数字化养老平台等对策建议,从而实现养老产业的高质量增长。

新就业形态就业规模测度研究——基于某市住户端调查及平台端大数据的综合分析

新就业形态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已成为社会共识,但其就业规模和占就业人口比例一直未得到系统回答,导致相关政策出台缺乏依据。本研究构建了依托住户端调查数据和平台端大数据两个数据维度的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就业规模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以W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数据,对该市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比例和就业规模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在未修正前,2023年上半年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规模达61.42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比例为4.97%;使用职业伤害保障等数据修正后,该市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规模为100.38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比例为8.13%。2019—2023年上半年,W市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比例不断波动。2020年初,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新就业形态就业比例出现快速下降。2023年开始,新就业形态就业比例又重新开始上升。具体类别中,用车服务、物流服务、生活服务、网络直播、中介服务等新就业形态就业比例上升;而金融服务,商品交易,承接生产订单,知识、技能、娱乐、广告等线上服务新就业形态类别比例下降。本研究构建的依托住户端调查数据和平台端大数据相结合的测度方法避免了新就业形态就业规模的低估和高估。

生育的幸福效应——兼论其对低生育率的支撑

生育的幸福效应是理解低生育率社会中个体生育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考察孩子出生前后父母幸福感轨迹。研究发现,个人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对生育事件有积极的预期收益,主观幸福感在生育事件发生的当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生育事件前后的主观幸福感轨迹表明,生育事件对个人的心理和生活感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适应效应的存在。就业性质对生育的幸福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明当父亲和母亲的工作允许他们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时,他们都会增加亲子互动和沟通并从中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生育的这种幸福效应具有超经济性,并借助个人的生育决策筑成低生育率的底部。

邦戈茨生育模型演变及其对中国低生育水平的新解释

邦戈茨模型是针对生育水平与生育行为、生育意愿关系进行探讨的经典模型。在基于生殖力的模型中,邦戈茨确定了结婚指数、避孕指数、人工流产指数和产后不孕指数这四个中间变量。21世纪伊始,邦戈茨观察到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偏离,又提出了基于生育意愿的现代模型。新模型不再以自然生殖力作为参照,而是代之以生育意愿变量,并在摩尔根的推进下形成了囊括非意愿生育、替代孩子死亡的生育、性别偏好、进度效应、非自愿不孕不育和竞争性因素六要素乘积模型。模型的演变反映了不同社会情景下对生育水平的全新测量,实现了理论上的跨越,也实现了从理论模型到可操作化应用、量化和机制分析的突破。应用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对中国的低生育现象进行分析后发现,性别偏好、初育年龄的推迟、婚姻的解体、竞争性因素仍然是影响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因素。研究还进一步对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进行了拓展,将生育政策纳入模型之中,发现政策本身对实现生育意愿发挥了抑制作用,在控制政策因素之后其他促进或抑制生育的因素仍然存在影响。此外,随着队列的晚近,不同因素的作用会发生变化,特别是性别偏好、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研究结果对政策的完善以及差异化的政策实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跨学科专家笔谈

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印发,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以“银发经济”为主题的专项政策,成为新时代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为实现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基础性方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人口发展新形势相交织,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等经济发展新要求相叠加,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统筹人口新形势和经济新要求的时代课题,这决定了银发经济不仅涉及人口发展领域,更涉及经济发展领域,需要从跨学科视角进行全面解读。有鉴于此,《人口与经济》特别约请我国银发经济学术、政策和实践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实现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议题展开跨学科研讨,准确把握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的环境基础和资源禀赋,科学认识银发经济的概念、特点和规模,旨在以银发经济为牵引不断深化经济领域的适老化改革,及时出台助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政策,全方位更新和扩展对银发经济的认知,探寻老龄社会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性和全局性解决方案。

创业的性别差异研究——同群效应的视角

优化劳动力市场的性别结构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20年CFPS六期的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创业的性别差异问题,结果显示,中国男性创业比例持续高于女性,但这一差异逐期收敛。应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GPSM)和工具变量法控制同群效应的“反射”问题。分析认为,同群效应不仅对创业活动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且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不同的。从不同世代的角度来看,同群效应对个人创业行为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和性别趋同性,女性创业受到母亲行为的影响更大,男性创业受到父亲行为的影响更大;从同世代的角度来看,女性创业主要受到同群女性创业行为的影响,男性创业主要受到同群男性创业行为的影响,且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大于男性;同群效应对个体创业概率的影响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因此,同群效应对创业活动的正向作用是短期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生存型创业中,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在机会型创业中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主导型行业中,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而女性主导型行业中,创业的同群效应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控制了人口流动导致的自选择问题后,研究结论仍然是稳健的。政府应重视创新创业,推进信息和资源的共享性,同时,中国劳动力市场激励机制设计应着眼于从结构上提高人力资本和行业的匹配度,实现创业性别结构的平衡。

中国式现代化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有益探索——《中国人口城市化与碳减排研究》评析

纵观全球,人口城市化进程虽然是资源集约利用和劳动生产效率提升的过程,与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相互促进,但城市化带来的碳排放量显著增加,日益加剧全球性气候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拥有十亿级人口的国家之一,作出“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的重大战略部署,积极承担大国责任。随着人口城市化迅速发展,探讨如何制定有效的人口城市化低碳战略政策是刻不容缓的重要议题。由王桂新教授等主编的《中国人口城市化与碳减排研究》一书为中国在人口城市化发展中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借鉴。

我国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的协同持续发展研究

基于对2000、201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近20年来机构养老的老人数占老人总数的百分比大幅提高,而且城镇的增长幅度远大于农村。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和家庭幸福调查”数据分析,我们发现机构养老的老人多为生活不能自理、80岁及以上高龄、男性、居住地城镇、教育水平较高、没有配偶和/或没有存活子女。应用ProFamy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方法及软件的家庭人口预测表明,无论低、中、高方案,我国今后几十年的机构养老需求都将大幅度增长。例如,在机构养老中方案下,2060年居住在养老机构的65—79岁较年轻老人数和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数分别等于2020年的3.7倍和12.2倍。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和企业管理机构尽快努力实现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协同持续发展。

就业能力对高校毕业生慢就业选择的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打破以往“毕业即就业”惯例,选择加入慢就业这一新群体之中。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社会各界对高校毕业生的慢就业选择褒贬不一,这与慢就业中包含了主动、被动两类群体密切相关。以就业能力这一兼具主客观要素的复合因素为切入点,采用logit等实证方法来分析慢就业选择背后的深层次成因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就业能力是影响高校毕业生慢就业选择的关键因素,就业能力越高,选择主动慢就业的概率越大,反之亦然;在作用机制上,就业能力在家庭背景、专业认同与慢就业选择倾向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家庭背景、专业认同在塑造就业能力过程中可能扮演了相得益彰的“互补效应”;在进一步讨论中,发现就业能力亦是区分已就业与被动慢就业两类群体的重要标尺,与已就业群体相比,选择被动慢就业的毕业生就业能力明显缺乏,特别是数智时代所需的职业适应力、创新力与学习力等必备技能。研究分别从毕业生个人、高校以及家庭等视角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老年人失能趋势与健康促进策略研究——基于年龄—时期—队列的视角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老年人口的健康需求已从单纯的延长预期寿命向追求高质量、健康长寿转变。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采用分层APC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HAPC),深入分析了我国老年人失能程度随年龄、时期、队列的变化趋势,探讨了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与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失能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失能程度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时期效应显著,表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虽提高了老年人的医疗可及性和生存率,但同时也导致平均失能程度的提升,这在女性、西部和东部地区、农村、居家老年人群体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从年龄效应上看,男性、西部地区、城镇、居家老年人的失能风险更大。此外,社会参与对于改善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具有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较年轻时开始的社会参与对延缓失能随年龄增长的效果更为显著,这种积极影响在不同地区、居住地等老年群体中普遍存在。因此,为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应从“保基本”向“促健康”的策略转变,完善老年人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提升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等全流程服务质量。同时,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开拓适老化文化教育、休闲娱乐、志愿服务等参与空间,共同构建健康、活跃的老龄社会。

机器人使用对劳动者心理健康的影响--来自微观个体层面的经验证据

机器人技术极大推动了物质文明发展,但对其可能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尚且缺乏关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2—2020年共5期样本,结合IFR公布的机器人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机器人使用对劳动者心理健康的影响,进一步对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展开重点讨论。研究结果表明:机器人使用对劳动者心理健康存在显著负面影响。机器人使用引致的工作稳定性下降、工作满意度降低,以及在晋升和学习方面不断加码的竞争压力是导致劳动者心理健康下降的重要原因;同时机器人使用可以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和工作强度,因此还存在部分正向影响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机器人使用对低学历以及低龄劳动者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冲击更严重。进一步分析发现,机器人使用不仅加剧个人学习“内卷”,同时家庭的教育预期也将同步上升,因此通过家庭行为将进一步加剧劳动者的心理压力。对此,政府在大力推进产业智能化过程中,需要对其广度和深度进行合理规划,重点针对就业稳定性和职业技能需求转型提供政策支持,助力企业打造多样性优秀企业文化,加快配套法律体系构建,并为技术敏感性群体提供针对性帮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