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状况和变动趋势:2010~2020

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和问题是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要素畅通流动的关键。在厘清农村留守儿童基本概念和估计口径的基础上,以2010年和202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为基础,重点分析2010年以来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年龄和性别结构、地区分布、居住安排等重要人口学特征及其变动趋势,并考察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入学(入园)机会、在校情况和超龄就学等最新教育状况及其发展态势。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依然庞大,留守可能性与年龄和性别存在密切关联;随着母亲外出趋势增强,农村留守儿童面临更普遍的隔代照料;农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与农村儿童整体相比不再有明显优势,且面临更严重的超龄就学问题。应继续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现象。

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人口流动格局及其解释——基于流向别的考察

研究人口流动格局对于理解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省际人口流动划分为乡-乡、乡-城、城-乡和城-城4类,并基于空间自回归负二项模型,考察4类人口流动网络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乡-城、城-城人口流动在省际人口流动中的比例上升,乡-乡人口流动的比例下降;4类人口流动网络呈现不同的空间特征,乡-乡、乡-城人口流动呈自西向东趋势,城-乡、城-城人口流动更加多元且出现双向流动趋势;中国人口中心正由单一城市(省份)转向城市群;经济因素依然是影响乡-乡、乡-城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但影响城-乡、城-城人口流动的因素更加复杂多样且经济因素的影响减弱。

中国人口死亡高峰的特征与演化机制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将迎来以老年人为主体的人口死亡高峰。数理人口分析显示,人口死亡高峰的演化取决于3个相互交织的人口因素:(1)历史出生数变动对死亡数变化起着主导性作用;(2)存活率提高会扩大老年人口基数进而增加老年死亡数;(3)死亡率下降有削减人口死亡高峰的作用。由于这3个因素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出生队列和年龄的死亡数的影响不尽相同,因而年龄别死亡数呈现出明显的起伏波动,而年龄合计下各年龄死亡数的波动互有抵消,最终使得总死亡数的变化相对平滑。尽管老年死亡数增长是人口转变的自然结果,但是中国人口死亡高峰来势迅猛、规模庞大,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将构成严峻挑战,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尽早制定积极的应对策略。

数字时代的互联网使用与中老年人生活——中国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数字融入调查主要数据结果分析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伴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给人口老龄化应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从2010年到2022年,50~59岁和60岁及以上人群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分别从11.1%、4.9%快速提升至73.5%、54.5%。随着互联网在中老年人中快速普及,迫切需要借助新的专项调查数据来探究其中的最新特征和规律。通过分析中国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数字融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老年上网者互联网使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但数字鸿沟依然存在;中老年上网者互联网使用时长适中,内部异质性强;中老年上网者面临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教育有所欠缺,网络安全素养有待提升;适度使用互联网对中老年上网者的健康老龄化和主观福祉均有积极影响。建议政府、企业、社区、家庭和老年人个体共同参与,创建老年数字友好型社会。

生育支持政策的中央事权与顶层设计

由于人口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因而生育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外部收益),且这种外部收益具有地区间不可分割性以及明显的跨期性。获得生育外部收益的最明确的主体是国家,因此,支持和鼓励生育主要是中央事权。生育支持政策的顶层设计要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形成激励相容的政策机制;要抓住制约生育率提升的主要矛盾,从化解女性生育行为与劳动力市场行为之间的冲突这一关键环节入手,优先选择既能鼓励生育又能提高女性就业竞争力的政策工具,个人所得税抵扣就是一项具有多重优势的政策;要注重政策体系的完备性和差异性,既能实现对全体育龄女性的有效覆盖,又能根据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实施针对性的政策。

中国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现状、特征及趋势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国家战略。低龄老年人作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对象,其劳动参与现状尚未得到详尽描画。以2000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城乡、地区、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等角度描绘中国低龄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和劳动参与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低龄老年人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且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持续改善,但目前中国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效率仍然较低;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低龄老年人多从事农业劳动,就业结构比较单一;城镇和发达地区的低龄老年人虽然拥有更多就业机会,但却大多从事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差的低端劳动;女性低龄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源潜力较大,但却面临更多的制度、社会文化和个人认知层面的就业阻力。

老年人是否网络“沉迷”:概念、现象与影响

随着老年人被快速卷入互联网生活,“老年人网络沉迷”的担忧频频见于报道和研究中。客观认识“老年人网络沉迷”问题,需要结合“网络沉迷”的概念、现象与影响进行讨论。“网络沉迷”具有“过度使用”“主业和社会功能损伤”和“持续状态久”3个维度。现有讨论和研究往往仅用“过度使用”的单一维度来衡量,从而夸大和泛化了“老年人网络沉迷”问题。中国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数字融入调查显示,真正沉迷网络的老年人比例很低。当前,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中更紧要的问题仍然是数字鸿沟的应对。建议从智能设备硬件全面适老化改造、互联网软件和功能全面适老化改造、全面开展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培训3个方面发力,不断提升老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和使用水平,促进老年人共享互联网时代发展红利。

中国人口质量抵补人口数量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基于2000~2020年各种统计年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相关数据,构建劳动力素质综合评价模型,测算中国未来名义劳动供给量与有效劳动供给当量的变动情况,分析人口质量抵补人口数量的可行性及实现路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名义劳动供给量将从2020年的7.447亿人降至2050年的5.659亿人,有效劳动供给当量虽然高于名义劳动供给量,但受限于劳动年龄人口基数的持续缩小,将在2028年达到峰值7.529亿人后开始下降,并于2050年降至6.431亿人;通过教育改革与健康干预提升相对劳动质量,有效劳动供给当量达到峰值的年份可推迟至2032年,并在2050年之前一直保持在7.14亿人以上,在短期内实现人口质量抵补人口数量;长期来看,充分发挥人口质量的抵补效应离不开一定规模的人口基数,需要在全面提升人口素质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

中国不婚、不育和少育的状况、影响因素与政策应对——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主要数据结果分析

人们婚育意愿和行为的变化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基于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对不婚晚婚、不育晚育和少育3类特定育龄群体在当前生育政策背景下的婚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3类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是愿意结婚、愿意生育的,导致他们意愿和行为发生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婚育成本的升高,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此外,文化舆论的影响也值得重视;对于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超两成已婚受访者认为其对自身的生育计划有正向影响;降低孩子教育费用、发放育儿津贴和提供带薪育儿假是3类群体普遍的政策诉求。鉴于此,要通过多样化的经济支持政策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制定全生命周期的婚育支持政策,通过文化建设传递积极向上的婚育观念。

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效应与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引入空间视角考察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效应,并探索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不仅与本地科技创新之间存在稳健的“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而且与邻地科技创新之间存在稳健的U型关系,即某城市人口老龄化对邻近城市的科技创新具有“先抑后扬”的空间溢出效应。门槛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在城镇化率偏低、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阶段,人口老龄化对本地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和医疗服务供给的增加将有效激活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面对短期不可逆转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推进城镇化进程、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是破解人口老龄化掣肘科技创新难题的有效之举。

生育动机在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发现,生育动机在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该中介作用存在两种方向:一是互联网使用通过削弱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包括家庭传承型和经济效用型生育动机)抑制生育意愿;二是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强个体导向型生育动机(主要是情感喜悦型生育动机)提高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在互联网使用影响生育意愿的过程中起到的抑制作用更大,其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11.251%。此外,互联网使用对生育动机的影响存在着世代、性别、城乡和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异质性,不同上网行为对生育动机的影响也存在差别。考察生育动机的中介效应,有助于深入理解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为网络时代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提供新思路。

“何以战略”与“以何战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以国家格局来凝聚共识、融汇资源以完善老龄社会治理的重大国家实践。它是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积极老龄化”框架的创造性发展,二者在概念内涵及外延、行动目标与结构特征上存在差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中国老龄社会的治理格局和治理思路已实现转变。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与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增加了新的遵循,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框架重新审视其属性脉络与基础要件,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以优化其实施条件,强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夯实其实施机制,并有效延展和兑现其发展新动能。当前,应强化人口治理、践行“积极老龄观”、构建治理资源多元化格局以加快优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环境。

从“拾遗补阙”到“不可替代”:数字素养对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的影响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素养提升为退休群体重新实现自我价值、发挥比较优势提供了新契机。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二元Logit和Probit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素养对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素养提升显著促进了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退休群体学习投入较高时更强;社会融入效应和社会资本效应是数字素养提升促进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的主要作用机制,信息获取效应能否发挥作用则取决于退休群体的信息甄别能力;数字素养提升对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的促进作用在受教育程度较高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退休群体中更强。建议制定差异化延迟退休年龄制度,构建老有所为的数字包容型老龄社会。

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人口集聚状态的演变过程与启示基于长时序数据的实证分析

认识世界级城市群人口发展的核心共性与内在规律是理解城市群孵化机制的必要路径。基于长时序人口历史数据和区域空间规划资料,使用洛伦兹曲线、空间基尼系数等方法,以城市群整体及中心城市人口增速为观测指标,比较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人口的规模变化、集聚特征及演变过程。研究发现,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人口呈现“类生命周期”发展历程,表现出人口资源优势持续强化、人口空间结构层次分化、中心城市人口虹吸作用突出、首位城市与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差距逐渐缩小的共性特征;世界级城市群普遍经历了从首位城市单核极化到中心城市多点聚集、城市群圈层格局持续强化、城市群位序格局双重稳定的转变过程,“共生性”而非“零和博弈性”的人口集聚模式是世界级城市群人口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城市人口负增长对企业进入的影响——来自工商企业注册数据的证据

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何种影响尚缺乏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大样本经验证据。基于2009~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的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和常住人口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城市人口负增长对企业进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人口负增长显著抑制企业进入,仅在2010~2019年间,部分城市的人口负增长就使得各城市平均新进入企业数量每年减少约2.5%;在供给侧,人口负增长通过降低劳动力供给、抑制技术进步影响企业进入,对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进入的影响十分显著;在需求侧,人口负增长通过抑制当地消费需求、降低投资和资本积累影响企业进入,对住宿餐饮体育和娱乐业企业进入产生显著影响;分城市类型看,人口负增长对非都市圈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企业进入的抑制作用更大。

文化场域张力下的父母养育倦怠:基于14个后生育率转变国家的比较分析

在低生育率时代,不良的养育体验对育龄人群的再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作为履行父母职责的一种消极情感体验,养育倦怠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微观层面或单一文化视角,缺乏对养育倦怠复杂社会机制的深入分析。通过提出文化场域张力假说,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基于14个后生育率转变国家的相关数据,深入探究文化场域张力对父母养育倦怠的具体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个人主义文化倾向、女性劳动参与状况、托育服务覆盖情况,以及性别不平等程度等均与养育倦怠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从养育倦怠的视角审视现行的生育支持政策,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政策的性别平等方向,推进家庭与社会在性别平等领域协同进步,增强生育主体在养育子女过程中的积极体验。

公共数据开放的就业效应

公共数据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基础资源,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2003~2022年度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并从赋能政府就业服务、推动技术进步和优化营商环境3个方面阐释公共数据开放影响城市就业规模和结构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显著扩大城市就业规模,且该影响具有异质性:在设置政府首席数据官、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善的城市中,公共数据开放的就业效应更明显;男性、高技能劳动力和第二、三产业从业者更能受益于公共数据开放;由于“技术扩散效应”和“虹吸效应”同时存在,邻近省份公共数据开放对本市就业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鉴于此,应进一步加大公共数据开放和开发力度,以数据赋能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就业服务新场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数字经济发展会影响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吗?

随着数字经济的就业拉动作用日益增强,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迎来新的契机。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户籍、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转换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对高能力水平和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层次,促进其进入高声望和中低声望职业。鉴于此,建议加强就业服务,支持自主创业,开展技能培训。

中国台湾地区0~2岁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性及其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中国台湾地区生育意愿长期低迷,对可负担的托育服务的需求普遍而迫切,但有关服务可负担性的测量及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的讨论尚不充分。基于中国台湾地区“妇女婚育与就业调查”(WMFES)数据,构建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性指标,分析家庭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政策目标达成情况及个体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能力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台湾地区育龄女性中仅15.36%有(继续)生育意愿,家庭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政策目标达成比例约为两成;可负担政策目标设为15%时,达成家庭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政策目标对女性继续生育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与配偶个人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能力每提升1个单位,女性拥有继续生育意愿的概率分别提高51.02%和15.23%。上述实证结果和台湾地区的实践经验为祖国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托育服务定价制度和落实定价监督与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生育支持政策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21年成都市专项调查的实证分析

在少子化背景下,为深入探究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以生育行为为分界,将生育支持政策细分为孕育支持政策和养育支持政策,并基于2021年成都市“人口生育政策配套措施效果评价”专项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孕育支持政策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养育支持政策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则未得到实证支持;进一步探究生育成本观和生育偏好观在孕育支持政策对生育意愿影响中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可将育龄群体分为“敢生不愿生”型、“不敢生不愿生”型、“敢生愿生”型和“愿生不敢生”型4类,适用于不同类型育龄群体的政策指向不同。因此,构建长效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需要科学识别目标群体,精准施策,以提高政策效能,有效提升生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