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新南方文学”的文化地理

一“新南方写作”已经是当代文学界热议的话题,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命名过于宽泛,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应《当代作家评论》杂志栏目讨论的要求,本文也采用“新南方文学”这一说法,与“新东北文学”相呼应。但我认为,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界还会纠结于这个命名,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关于命名本身的讨论,也有利于对命名对象的认知。

区域文化、地方情动与作为现象的“新东北作家群”

2023年10月,青年作家杨知寒以短篇小说集《一团坚冰》摘得第六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两个月后,杨知寒摘得第五届“《钟山》之星”文学奖。前者由中国著名的商业文化出版品牌主理,后者则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下辖的老牌文学杂志《钟山》主办。相比于她的同代人,杨知寒无比幸运地快速获得了体制内外文学界的认可。

“新东北作家群”与“新东北文学”摭论——以群体形成、传统赓续与审美追求为例

近年来,“新东北文学”与“新东北作家群”崛起的呼声日渐高涨。在众多研讨会与论文的助推下,学界对“新东北作家群”及“新东北文学”的形成、特质、超越及可能,有了较明晰的体悟和较深层的认识。然而,略感不足的是,这些研究对“新东北作家群”产生的契机、赓续的传统、高扬的精神谈论较少,且对这一群体的定义角度不同、时段不一,多有抵牾;对“新东北文学”崛起本身所固有的基因元素、与之相关的文化定位分析不够;对其创新流变、审美追求、艺术品质提升空间语焉不详。基于此,本文将聚焦这些问题,坦陈粗见。

“做万物之歌者”——评老藤新作《草木志》

老藤以其深厚的文学情结和执着的创作精神,对小说文体孜孜以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仅长篇小说就已出版了10部:《刀兵过》《战国红》《铜行里》《腊头驿》《鼓掌》《樱花之旅》《苍穹之眼》《北地》《北障》《北爱》。新近出版的《草木志》①,是他的第11部长篇,小说聚焦新时代乡村振兴,又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2024年1—2月“中国好书”。

“新地域文学”的逻辑起点、叙事空间和价值功能——“新南方文学”和“新东北文学”比较论

近年来,随着“新南方文学”“新东北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等概念的提出,以“新+具体地域文学”命名的写作实践,逐渐衍生成现象级的写作风尚。我们姑且将这种写作现象称为“新地域文学”。这几年涌现的“新地域文学”,不是一种简单的写作行为,而是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地方与世界、中心与边缘、新与旧、守成与创制等多种范畴的“复数”写作和思想行动。总体来看,它们以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作为叙事资源,选取恰切的文学技法与风格,从文学层面对特定地域进行展现与重构,体现出极强的地方性和当代性。

新时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体裁、写法与旨归——评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统一的文坛实际上已是一种虚构”,^(①)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或未来诗学性质的浪漫主义悄然退却。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主义作家已然成了“散兵游勇”。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构成——崇高、自然、神性、殉道等同样被遗弃。在此情形下,新时代文学若要复现浪漫主义的伟力,就得证明浪漫主义与理性是相调和的。杨志军近年来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农民工》《你是我的狂想曲》《巴彦克拉山的孩子》等就是这样的证明。

《催眠师甄妮》:情动实践与“新人”的当代性

“知识分子写作”在中外文学的创作中有着自身的缘起和发展,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它又以特定的面向释放出相应的能量。从19世纪“俄罗斯的良心”到20世纪赛义德、奈保尔、曼海姆等人关于“边缘的”“有机的”“漂浮的”等提法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已经显示出“知识分子写作”应对时代变化而自我革新的本色。当然,这些应变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相时而动,而是通过定位的调整来确定写作介入社会的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调整都能获得一致认同并产生积极反馈,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

喜剧、正剧与年代剧:“新东北文艺”的多重文化张力

熟悉当代文艺现场的读者大概不难感受到,“地方性写作”正在为当代文学注入新的活力。在追溯这一写作潮流的历史脉络时,其线索其实清晰可见。学院派研究者力求打破一潭死水的研究现状,期刊急需新鲜话题的持续刺激,而各级地方政府则着力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正是在这多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有着明显地域文学特征的“新东北文艺”“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等概念陆续走红,为当下文学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学术热点。在此之中,主流评论界津津乐道的“新东北文艺”,无疑是其中最为热闹的话题。

在历史和当下之间——臧晴文学批评印象

在文学批评欢愉而激越的当下,臧晴的文学批评似乎并不那么主流。热门的文学现象、热闹的文学话题、热点的作家作品,几乎都不在她的研究视域之内。与之相对应,她的文学批评就少了那种“在场”的躁动、变幻和绮丽,而多了“不在场”的冷静、充分和理智。和一般的女性批评者比起来,臧晴的文字克制而理性,既没有一味赞美的冲动,又没有忘我哀伤的情调,有的是一种渗透到生命中的知识性和学理性。她是天生乐观的“学院派”。在臧晴身上,你看不到那种被学术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紧迫感,也看不出那种在文字领地上孤独爬梳的艰辛感,研究和批评已构成她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她的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既是文学的促进,又是生命的促成,从而形成了她独具个人风格的研究图谱。

新上海是如何诞生的?——以《上海解放十年》为中心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1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上海各报刊发起了上海解放十年征文,发动群众以散文、特写的形式,来记录上海十年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斗争。”(1)1960年4月,征文选集《上海解放十年》正式出版,首印45000册。发动群众文艺创作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生产方式。检索《上海解放十年》的作者,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是普通群众,当然也包括党的干部,以及巴金、靳以、柯蓝、黄宗英、茹志鹃等专业作家。

作为现象的“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

21世纪文学经典化充满难度是学界的共识,而经典化的难度之一就是文学的碎片化,现象无法形成,流派难以归类,当命名成了问题,文学史就无法书写。值得欣慰的是,在最近几年的学术热点问题中,“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热度持久,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新东北文学”从“东北文艺复兴”的包裹中破茧而出,成为一个独立话题,是因为有了“铁西三剑客”这把尖锐的锥子。“铁西三剑客”的出现让新东北文学有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家群体,以及被学界充分关注、成为文学现象的可能。

代际视野中的“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

近年来,“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这两个以地方性为表征的文学创作潮流,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事件性”存在,甚至被评为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①之一。其中炙手可热的作家,如双雪涛、班宇、郑执、林棹、陈春成、王威廉、陈崇正等,不仅深受媒体空间和读者大众激赏,也获得了主流文学批评界的青睐。但与此同时,批评界对于这种以地方性概念为装置来统摄当下文学创作的命名行为存在着诸多非议,认为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这些文学现象自身的审美多样性和历史复杂性。

在东北历史的“重”与“轻”之间共情

《当代作家评论》开设“东北文艺复兴研究专栏”已一年有余,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专栏谈论的话题涉及“新东北文艺”的理论建构、审美特征、作家作品、现象事件等。这期“新东北·新南方”专栏集中探讨“新东北”,刊发方岩和徐刚的文章。这两篇文章谈论的对象均为“新东北文艺”中的影视剧,指向“新东北文艺”的共情问题。“新东北文艺”总是被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历史阴影笼罩。这场经济转轨产生的“后遗症”给“新东北文艺”施加了难以挣脱的魔咒。

文学期刊的现场感、历史感与文化使命——《当代作家评论》创刊40周年与中国当代文学

1984年1月25日,文学评论双月刊《当代作家评论》在辽宁沈阳创刊,至今已同中国当代文学共同走过40年,成为国内外学界公认的文学前沿、批评重镇。为纪念《当代作家评论》创刊40年,回顾与总结《当代作家评论》与中国当代文学40年的历史经验,想象与展望《当代作家评论》与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2023年10月20日,《当代作家评论》创刊40周年活动在沈阳举行,来自中国作家协会、湖北省文联、河南省文联、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苏州大学等专业性人民团体、高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的50余位作家、评论家、学者莅临现场。

施战军简介

施战军,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外文版)主编。文学博士。曾在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出版《世纪末夜晚的手写》《爱与痛惜》《活文学之魅》等著作。主编《新活力作家文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大地之魂书系》《自然文学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批评卷》等大型书系10余种,100余卷。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为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地方性书写的潮流化与新世纪闽派文学的探索

近年来,“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的倡导在前,“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文学”“新草原文学”“新西部写作”等概念后继如春笋。稍微关注中国当下文坛的人都会同意,地方性书写正在变成一种潮流。不妨说,地方性写作的潮流化是当下文坛具有征候意义的现象。对研究而言,与其跟着这些概念进行批评实践或理论建构,不如把目光拉远一点,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的时代动因和知识资源,考问其内在动力,辨认目前地方性写作的探索及不足,为文学如何书写地方性提供更深入的理论思辨。

上海女作家近作中的家庭叙事变革

在漫长而持续的乡土中国时代,家庭、家族一直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但随着改革开放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家庭叙事可以算得上是产生了“革命性”变化的叙事主题。出生于上海的作家,因生长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现代化发展速度较快、程度较高的地方,其家庭叙事可以算是中国家庭叙事变化的缩影。本文试图从不同世代上海女作家笔下的家庭图景中分析上海家庭叙事,乃至中国家庭叙事所反映的社会家庭图景在不同时代间的沿袭和变化。

中国反特小说的“人民政治”与“侦探类型”

一、中国侦探小说史的“断裂说”与“消亡说”。在中国通俗文学史或侦探小说史叙述中,常常将20世纪50—70年代指认为中国侦探小说的“断裂”与“消亡”阶段。确实,在20世纪50年代,从一系列侦探小说杂志的陆续停刊(如《大侦探》《新侦探》《红皮书》)或南迁至香港地区(如《蓝皮书》),到“霍桑探案”“侠盗鲁平奇案”等中国本土系列侦探小说创作的终结,从《福尔摩斯探案》等西方侦探小说译介作品饱受意识形态批判,到“鸳鸯蝴蝶派”作家群体的风流云散等情况来看,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发展确实可以说是被“中断”了。

经由风俗之镜/径——杨志军《雪山大地》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意涵

《雪山大地》以地方民族风俗为方法重塑民族记忆,重述国家历史,建构民族文化认同。风俗成为窥见民族生活、情感和精神的艺术之镜/径。小说既以风俗为镜,映照民族生活状态和时代流转;又以风俗为径,深入生活的细处和历史文化纵深,揭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经由《雪山大地》中风俗的描述方式,可见新时代中国文学蕴含的历史意识及叙事美学的嬗变。

论小说叙事中的“背景”

作为中外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体,小说从古老的故事一路蜕变而来,已经变得极为复杂,形态各异,花样迭出,规矩难觅,法则难求。带着本质主义的思维,人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些具有评判标准的通用律则,但常常又会发现,仍有大量优秀的小说处在各种所谓的律则之外。这或许正是小说艺术的魅力所在。当一种成熟的文体不断走向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说明它的内部仍然充满巨大的活力、潜力和可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