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砖”与“全球南方”:合作、治理与变革

2024年10月,“大金砖”首届峰会将在俄罗斯喀山举行。这是金砖合作机制发展中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随着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机制正式成员,金砖五国变为金砖十国。金砖机制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不仅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总结,也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尤其是,历史性的扩员不仅使金砖机制更具包容性,也增添了复杂性,金砖机制内部的“求同存异”问题更加凸显。为此,本刊以“‘大金砖’与‘全球南方,:合作、治理与变革”为主题,特约部分专家进行笔谈,以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欧盟经济安全战略及对华影响解析:从“开放性战略自主”到全面“去风险”

欧盟于2023年6月发布了首份经济安全战略,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本文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与剖析了该战略,包括其出台背景、政策架构、与之相关的欧盟经济政策理念转变、其落实前景及影响等。总体而言,在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新产业革命兴起、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当前欧盟深陷风险与竞争力焦虑之中。经济安全战略的出台标志着欧盟内外经济政策的底层逻辑正在由“效率至上”转为“效率与安全并重”,在某些领域甚至是“安全至上”。该战略遵循“识别风险—去风险”的思路设计了一套政策架构,体现了欧盟由提出“开放性战略自主”到提出全面“去风险”的过程中其内部主流经济政策理念的变化。当前欧盟正加快推进经济安全战略,但从多方面看,其落实前景及效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甚至会因“去风险”而引发“新风险”。虽然该战略带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意味,但是加强对话与合作仍为中欧双方共识,而且具有重要的全球意义。

俄乌冲突、美国印太战略新发展与国际秩序

俄乌冲突不仅对大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还对冷战后的美国霸权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公开挑战,预示着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加剧。冲突的爆发和持续加剧了美国对国际局势的担忧,中俄在经贸、外交等方面合作的深化进一步引发了美国的疑虑。俄乌冲突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的重视,美国仍然将中国视为长期的、全方位的战略对手,加速推进印太战略。美国不再满足于以关岛和日本军事基地为核心的军事部署,试图推进更加灵活的分布式前沿军事部署,避免军力过度集中,以提升美军的生存、威慑与反击能力。美国通过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升级为首脑级安全对话机制,利用种族文化亲近感组建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搭建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三边安全网络等防务合作,夯实和拓展以美国为中心的小多边安全网络。同时,美国还积极推动北约的印太转向,强化对华尖端和军事技术的封锁,减少关键供应链的对华依赖,确保供应链安全。俄乌冲突与美国印太战略推动了国际政治秩序的分化和阵营化,使国际经济秩序破碎化和安全化,令国际安全秩序走向军事化和军备化。大国关系的竞争性、对抗性和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为避免国际秩序陷入可能的失序,国际社会应携手努力,寻求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尽早结束冲突。中美应当加强高层接触与战略沟通,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平稳发展。

现代化理论视域下的欧亚民族国家构建

本文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对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11个欧亚国家在选择发展道路方面取得的成就、经历的波折进行了全面梳理。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有一定的相似性,彼此间既有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联系,也经历了分化、冲突甚至战争,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空间。独立30多年来,这些国家的发展已经拉开了明显的距离,经济实力和政治体制出现了较大差异,但面临的问题依旧是相似的,特别是走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进程都是非常曲折的。本文着重分析它们在政治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难题,并指出欧亚国家在现代化模式选择中的最优先任务是巩固民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它们既看重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强化,又希望尽快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特别是大国的认可,因此造成一些矛盾的现象,导致其现代化进程呈现出“非典型”的、相互矛盾的特征,出现了“现代化”和“传统化”、“现代性”和“传统性”的现实冲突。对在后苏联空间诞生的欧亚新独立国家来说,其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具有特殊性,国家独立在前,民族建构在后,难以同步进行和完成,需要解决好国家认同、政权合法性、政策统一、民众参与、财富分配等五个方面的紧迫问题。

差异性一体化: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盟新老成员国的利益博弈

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使欧盟凝聚力得到增强。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新欧洲”与“老欧洲”在安全、能源以及贸易领域的认知差异性增强。同“老欧洲”一样,欧盟的中东欧成员国将“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视为政治正确,但是在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中东欧成员国仍然将自身的国家利益作为对乌和对俄政策的首要考虑。俄乌冲突使中东欧成员国对俄罗斯的恐惧加剧,在欧盟尚未成为安全保护者的情况下,中东欧成员国倾向于在北约框架下进行安全合作,体现了差异性替代一体化。俄乌冲突间接损害了中东欧成员国的能源安全和经贸利益,在能源领域,以匈牙利为代表的中东欧成员国寻求对俄能源制裁豁免权;在贸易领域,中东欧成员国出台单方面对乌克兰的贸易政策。中东欧成员国在能源和经贸领域的政策体现出差异性内部一体化的特点。为提高决策效率,欧盟在安全、能源以及经贸领域所推出的政策往往存在着豁免性差异化,这使欧盟的差异性替代一体化与差异性内部一体化的特征增强。俄乌冲突的持续将会导致新老欧洲在对俄政策和对乌政策上的协调性降低,欧盟差异性一体化趋势走强,将在未来进一步影响欧盟的凝聚力。

欧盟天然气安全外部治理逻辑与实践成效:以“南部天然气走廊”国家为例

欧盟外部治理被界定为一种欧盟制度规范的外溢现象,目的是通过制度规范的输出,将现有的、隐藏的外部混乱以一种欧盟内部惯有的制度加以解决,从而降低风险。本文尝试运用欧盟外部治理的理论分析视角,选取俄乌冲突后重要性迅速提升的“南部天然气走廊”国家格鲁吉亚、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作为案例分析对象,通过剖析欧盟与这些国家的长期合作实践,发现在天然气能源领域,市场规模是欧盟借助市场力量进行对外制度输出的基础和模板,欧盟对“南部天然气走廊”国家采取双边、区域和全球不同层面的合作形式,同时双边、多边和辅助等多种政策工具并举、全方位进行范式输出,依靠外部治理谋求自身天然气能源安全。基于欧盟奖励措施实施的规模和速度、规则的确定性、承诺的可信性以及第三方国家采纳欧盟规则所付出的成本规模等现实主义因素的考量,更重要的是由于宗教、历史文化传统及建立在其上的经济和社会治理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欧盟在这几个国家外部治理的成效存在显著差异,局限性凸显。但未来欧盟外部能源治理的基本逻辑不会改变,当遭遇复杂世界里的多元目标对象时,其局限性也难以突破。

俄乌冲突背景下北约亚太化的联盟理论分析:战略非理性抑或其他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这场危机与北约亚太化之间的“伴生”关系也愈发明显,亦即随着冲突的升级和持续,北约亚太化的深度和速度都有所增强。这一“伴生”现象提出了一个突出的理论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北约会在一场大规模对俄冲突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就冒着与中国关系交恶的风险在亚太地区扩张联盟。考虑到北约成员中的不少决策者都认识到了这种“战略分散”的风险,它们国内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中也不乏“区别对待”的提倡者,该现象显得格外“反常”。大多数现有研究虽然也不同程度地观察到了该现象,然而在分析中却往往将此现象视为战略上的非理性行为,且很少利用联盟理论,深入剖析危机爆发对相关各方得失计算的影响。本文立足于对联盟成本概念的更充分理解,全面讨论了美国及其盟国于乌克兰危机前后在北约亚太化问题上的变化,指出危机的爆发减少了美盟国在对华对俄政策配合方面美国可能蒙受的边际损失,也降低了它们对华对俄“区别对待”的可能收益。上述重要变化增强了参与和推动北约亚太化的政策吸引力,使得北约在危机后明显加快了亚太化进程。危机帮助美国部分克服了自身联盟政策上的内在张力,实现了既要求欧洲盟国提供更多安全资源,又试图限制它们战略自主性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危机强化联盟的“意外”结果可能促使美国调整联盟政策,有意识地对中俄采取“合而治之”策略,这尤其需要我们警惕。

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身份认知与行为选择:哈萨克斯坦的实践及成效

中等强国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力量。世界政治动荡和全球治理失序使一些国家将追求中等强国地位作为主要目标,进而在特定问题领域和地区事务中发挥影响力。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不断积累的人口、经济和军事实力等物质资源增强了它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实力基础,而中亚国家区域合作机制的初现进一步增强了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意愿。此外,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与合作则为哈萨克斯坦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契机。在外交层面,哈萨克斯坦实行多元平衡的外交战略,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全球治理等多个领域开展外交活动,寻求国际社会对其中等强国地位的承认。基于学术界对中等强国地位的评估路径,从功能性、行为性、等级性及观念性四个层面对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外交实践效果进行评估可以发现,哈萨克斯坦并非完整意义上的中等强国,在它追求中等强国的过程中,面临各种国内外因素的限制,这对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构成了重要挑战。

“大金砖”在全球能源体系中地位及定价话语权的提升

随着更多能源生产国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大金砖”汇集全球重要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油气生产、能源消耗均位居全球前列,将为成员国能源贸易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俄罗斯等能源生产国的出口安全和中国、印度等能源消费国的供给安全系紧了金砖国家能源合作纽带,推动能源双边多边合作不断深入。“大金砖”已经成为推动全球能源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欠缺相匹配的能源定价话语权。如何提升“大金砖”能源定价话语权,是提高“能源金砖”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重要现实问题。基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掌握国际原油定价主导权的事实,本文以国际能源市场主要参与方、计价结算货币、主要交易场所等关键要素为切入点,研究国际原油定价机制的运行以及它是如何被扭曲的。未来,金砖国家应从扩大能源合作、完善机制建设、加强金融合作、发展期货市场等方面发力,不断提升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定价话语权。这样做不仅能有效维护自身利益,也是对全球能源治理的完善。

从对冲到选边:乌克兰的战略取向与俄乌冲突的困局

泽连斯基政府执政以来,延续了波罗申科时期“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战略,持续推动与欧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强化与北约的安全合作,继续与俄罗斯进行对抗。为此泽连斯基政府综合运用多种外交方法和策略密切与西方关系,十分注重公共外交,主动与西方社会加强互动与沟通,在国际组织、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上频繁发声,争取西方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泽连斯基亲西方外交为乌克兰争取到大量援助,同时也给乌克兰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首先,泽连斯基寻求与西方结盟的外交打破了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的均势,导致地缘政治竞争升级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泽连斯基加速推动加入北约和欧盟进程,增加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促使普京与西方提前摊牌,进而采取预防性行动。其次,亲西方外交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西方与乌克兰不是正式的联盟关系,为了避免引火烧身,西方选择不直接介入危机,仅提供有限援助,无法满足乌克兰打赢战争的需要,导致冲突变为持久战和消耗战,乌克兰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持续扩大。同时,“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削弱了乌克兰外交的自主性,增加了外交和谈的难度。俄乌和谈受西方的牵制而陷入僵局,导致乌克兰深陷地缘政治危机而无法自拔。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发展主导型减贫合作探析

随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求落实减贫目标的期限迫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普遍希望建立能够有效维护区域稳定、提高各国发展水平、共享繁荣的减贫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减贫合作是近年来提出的议程,尚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对组织框架内重点发展的合作方向进行梳理,使该组织框架下的减贫合作更有系统性和针对性。本文探讨如何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减贫合作问题。上海合作组织多数成员亟待解决的仍是绝对贫困,迫切需要破解发展不足难题。减贫合作应以发展为主导动力和基本定位,以促进各国发展为中心任务,以改善就业和提升民生福利为重要目标,在减贫合作可行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减贫合作的具体实现路径,包括注重经验互鉴、理念对接和战略共识的达成,制定专门的减贫规划或纲领,加大在重点领域对成员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针对弱势群体开展小型民生项目,以及减少制度性约束、降低成员国之间劳动力的迁移成本等,通过合作推动各成员国加快实现减贫目标,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及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美欧对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处置方案及影响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多国联合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制裁。冻结俄罗斯约3 000亿美元的外汇资产是重要制裁措施之一。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初始理由是限制俄开展军事行动的经济金融能力。但随着乌克兰遭受的损失越来越大,美欧各国开始考虑彻底剥夺俄罗斯被冻结的金融资产用于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及进行重建。目前各方正在讨论处置被冻结资产的法律依据,并试图采取后续行动。美国积极推动欧洲各国作出决定。本文考察俄罗斯中央银行外汇资产在美欧国家的分布情况及美欧国家剥夺其他国家外汇资产的法律依据和具体措施,分析美欧国家处置俄被冻结资产的企图和计划以及俄罗斯的应对策略,论述欧美相关举措对国际金融秩序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冲击,并介绍欧清银行和明讯银行作为国际资本市场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目前,美欧国家在如何处置被冻结俄央行资产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随着俄乌冲突进一步发展,围绕俄罗斯被冻结资产问题的斗争将进一步加剧,美欧各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将更加激烈。美欧各国如最终决定剥夺被冻结的俄央行资产,将对国际金融秩序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

“错位的竞争”: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新态势

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主要域外大国俄罗斯、美国和中国在中亚形成“错位竞争”互动关系模式。“错位”主要体现在:一是俄美中对中亚地区的定位有差别;二是在俄美中对中亚的投入上,俄罗斯投入最多,中美次之;三是俄美中在中亚的影响分领域,俄主要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美主要在社会领域,中则主要在经济领域。形成这一模式的主要原因:一是俄美中在中亚的战略目标不同,俄试图恢复在中亚的传统优势地位,美致力于“遏制、整合和塑造”,中则追求稳定西部边疆和发展“一带一路”;二是俄美中在中亚的威胁和机会感知不同,俄对中亚威胁和机会感知较高,美较低,中则三者居中;三是俄美中在中亚的比较优势不同,俄主要在历史、文化、经济领域,美在规范和机制、盟友两个方面,而中主要在经济领域。“错位的竞争”模式在短期内维持了中亚地区的秩序稳定,也使中亚国家开展“多元平衡”外交成为可能。然而,近年来俄美中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和投入增大,互动关系中“错位”的程度正趋于减弱,域外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将日益激烈。

俄乌冲突背后的秩序之争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俄乌冲突不仅是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竞争,更是双方围绕国际秩序的竞争。苏联解体后美国的霸权秩序迅速扩展至全球,并试图形成以其为主导的地缘政治结构、经济分工体系和相应的价值规则,从而将其他国家锚定在边缘地带并相互制衡。对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改革的反思和21世纪以来的复兴努力,使俄罗斯与美国霸权秩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的利益冲突、权力竞争的地缘冲突和秩序规范的认知冲突等。面对美国及西方的战略优势和集体排斥,俄罗斯更加迫切地需要推动国际秩序的变迁。为此,俄罗斯以批判美国霸权秩序的弊端和虚伪为战略抓手,借助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关切和对自主发展的需求积极推进其多极世界秩序构想。而出于维护自身霸权的需要,美国也在加速调整其自由国际秩序的对外政策,重拾意识形态和阵营对抗,试图形成对中俄等力量的秩序性遏制。俄乌冲突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将加剧未来国际秩序变迁的复杂性和斗争的尖锐性。当然,美国及西方世界与俄罗斯围绕国际秩序的竞争客观上将为全球南方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新的历史机遇,从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促使各方最终回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上来。

乌克兰国家治理:基础条件、政策选择与国家状态

本文从国内政治视角探讨乌克兰国家治理,并提出一个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乌克兰国家治理之低效与其国家基础条件、政策选择和国家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乌克兰国家治理的基础条件兼具优势与劣势,决定了国家面临地区分离主义倾向和族群分歧、经济与国防脆弱、与俄罗斯存在分歧与矛盾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理想的政策选择应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取向,稳妥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构建包容性的国家认同,推行包容多元的民族文化政策,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国防建设,以及坚持和平、中立和平衡的外交政策。然而,乌克兰独立以来的现实政策选择却距离理想方案渐行渐远,主要体现在政治激进化与地缘政治化、历史叙事和民族文化政策一元化、经济寡头化、国防能力建设滞后以及外交政策极化。如此政策选择背离了公共利益最大化取向,不仅未能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反而加剧了内外分歧与矛盾,导致国家长期处于危机或准危机状态,而糟糕的国家状态对政策选择形成反噬作用,促使政策选择具有短期性和依附性的特点,并与国家状态形成恶性循环。

数字化治理的法律规制与法典化:俄罗斯的建构路径和实践特色

俄罗斯作为一个正处于数字化转型中的国家,数字化应用已深入渗透到商业和公共管理的各个层面。这一趋势不仅推动了俄罗斯现有法治理论与制度体系的全面调整和转型,也促成了以数字化监管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构建。目前,俄罗斯正致力于推动数字领域的法典编纂,以适应数字化时代公共生活和公共管理的变革要求。政府在通过法律手段推动数字化进程的同时,最大程度保障公民权益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平衡。这一进程不仅意味着对既有法律条文进行修订和整合,还涉及传统法律体系尚未触及的领域,诸如数据权属、平台责任和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的法律规制。因此,俄罗斯数字经济治理法典的编纂以及治理手段的调整与实施,确保了新兴技术的整合可以在规范化和合法化的框架下顺利进行,从而有效应对由数字化引发的各类社会和管理挑战。尽管在立法和执法的界限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理论上的争议,例如如何平衡国家控制与市场自由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数字化与人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等问题,但俄罗斯数字经济法典化进程的方向不可逆转,且会稳步前行。

俄乌冲突与俄罗斯的大战略

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引发激烈争议。从大战略角度看,这次行动是国际格局加速变革下大国权势争夺的必然结果。基于统领性、持久性、全面性三个基本特征的判定,可以确认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确有一项大战略。这一战略侧重行为而非计划或原则,是典型的行动战略。大战略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由俄罗斯根本的战略关切、经久的战略文化和基本的战略取向共同塑造而成,是一项贯穿古今的“俄罗斯共识”。俄罗斯大战略的根本目标是推动世界多极化,与其他强国划分势力范围并维持大国协调,同时保持独特的政治文明,最终使俄罗斯回归世界一流强国地位;其实现方式是通过主动的进攻性战略削弱美国霸权,最重要的手段是运用军事力量。抗击北约东扩是俄罗斯大战略当下任务的集中体现,其武力使用更多体现出一种“不对称战略”。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从“混合战”变为常规战后,“不对称战略”迫近极限。基于“目标与手段的平衡”这一实施大战略的基本原则,对俄罗斯来说,政治而非军事上的胜利是俄乌军事冲突最具现实合理性的结局,也是抗击北约东扩大战略意义上的最优解。面对美国霸权,俄罗斯使用武力打破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冷战后塑造的国际政治叙事,其实施过程及成败对学术界重新讨论国际政治中的武力使用有一定启示。

瓦利茨基和他的《俄国思想史》

波兰历史学家瓦利茨基的《俄国思想史》对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思想发展过程进行了断代史扫描,对百余位俄国思想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包括拉季舍夫、恰达耶夫、别林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以及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等,给出了一幅关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俄国思想史的全景图。作为一位波兰学者,瓦利茨基将俄苏文史哲学界和欧美斯拉夫学界的相关成果融为一炉,给出一部三位一体的俄国思想史。他对俄国思想及其历史发展中诸多悖论现象的捕捉和分析构成本书的亮点,对俄国思想史和俄国文学史的相互渗透也有精妙的把握。在瓦利茨基的思想史描述中,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俄国与欧洲、俄国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矛盾和对峙构成三大“该诅咒的问题”,俄国思想就像一只巨大的钟摆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官方与在野,保守与激进,精英与民众,不同的思想倾向既相互对峙,又相互转换,构成一道起伏跌宕、精彩纷呈的思想河流。这部《俄国思想史》在国际斯拉夫学界影响很大,被英美多所大学用作俄国史教科书,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俄国思想史,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外斯拉夫学界的俄国思想史阐释。

国际能源安全治理体系重塑及中国的应对

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国际能源安全治理体系持续失衡并呈现不稳定状态,主要表现为能源价格治理机制的波动与油价震荡、能源安全治理的议题扩散、能源安全禀赋结构的变化以及供应链转移等现象,使得当下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呈现出清洁能源地缘政治属性弱化、主流石油资产低成本及低风险化、跨国及区域电网崛起、能源资源富集国权力强化等特点。究其原因,复合因素导致了国际能源安全治理体系的失衡,其中既有地缘政治竞争、能源武器化、供应链半球化等人为因素,亦有气候变化、技术变革等非人为因素。其中,气候变化是影响全球能源安全治理体系的长期变量,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是影响全球能源安全治理体系的即时变量,欧盟等行为体寻求脱离化石能源需求体系的努力则导致能源安全治理体系加速变化,而能源武器化推动了全球能源格局的重塑。当前中国正面临着高对外依存度、高化石燃料依存度、低能源金融话语权等风险,以及进口通道风险加大和节点地区动荡等地缘安全问题的多重挑战。为此,中国应重视能源韧性建设与能源外交,加强多边多层次的能源安全治理合作,积极提供全球能源安全公共产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目标来提升在国际能源安全治理中的制度权力。

西方制裁下俄罗斯经济的两重性:韧性与脆弱性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超级制裁。虽然制裁使2022年俄罗斯经济下降2.1%,但从2023年第二季度起,俄罗斯经济出现反弹并在当年实现3.6%的增长,其增速不仅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2024年俄罗斯经济依然会延续增长态势。部分学者把俄罗斯当前出现的经济增长态势归因于“经济韧性”,并据此分析了支撑俄罗斯经济韧性的内在逻辑。本文认为,经济韧性的本质特征体现为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所以一国的经济韧性不仅应该包括在内外部发展环境不确定条件下抵御冲击、恢复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能力,更应包括基于优化产业结构、深化制度改革、加速科技进步、稳定金融体系等一系列竞争优势之上的持续稳定发展的能力。虽然当前俄罗斯经济展现出抵御外部冲击的阶段性能力,但只体现为第一层面的经济韧性,还远没有形成第二层面的经济韧性。随着俄乌冲突延续和外溢风险不断增大,制裁的“长尾效应”也会随之显现,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内外部不确定性会随之增加。俄罗斯目前出现的以恢复性增长为特征的阶段性韧性,难以掩盖其经济的结构性脆弱。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依然受制于外部环境、经济结构转型、金融发展和科技进步等多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