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数智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数字科技赋能

社会模糊性是国家治理面对的重要难题之一,如何实现对模糊社会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剧社会模糊性。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传统危机治理模式制约政府效能,触发应急治理需求,亟需创新治理工具,提升国家危机治理能力。数字科技凭借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在医疗救助、智能监测、云端办公、辅助出行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满足疫情治理的迫切需求。数字科技通过数据采集高效化、数据共享协同化、数据分析智能化、数据应用普惠化,全面赋能国家治理破除疫情伴生的社会模糊性,实现“循数智治”以有效应对模糊难题。在积极推动数字科技赋能的同时,也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防止沉溺于技术快感落入技术陷阱。

数字政府建设能否提升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水平——基于我国31个省份的NCA与fsQCA分析

政府信息公开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制度和方式,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举措,同时也是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举措,探究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影响与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TOE框架,以中国31个省份为研究案例,采用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出发探究中国31个省份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表明:数字政府建设各条件变量均不是提升高政府信息公开水平的必要条件,而是通过组态的方式来提升政府信息公开水平,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政府信息公开水平存在三条高组态推动路径,即“技术-组织-环境推动型”“技术推动型”和“组织-环境推动型”。据此,各地区应当根据自身实际发展情况,从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和资源禀赋出发,充分认识各变量之间的协同互动作用,处理好变量之间的关系,优化各要素组合配置,协同驱动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

数字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

近些年来,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效,有必要对其建设成效进行评价。数字政府建设成效评价需要基于合适的理论框架,本文提出数字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三高”理论框架,建议从人民高品质生活、企业高质量发展、政府高效能治理三个方面,对数字政府建设成效进行评估。本文认为应关注数字政府建设成效的测度模型与评价理论,以及应用机制与改进策略,并评估数字政府建设如何影响政府、企业和公民。围绕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测度与评价,本文提出需要关注的重要研究问题,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数字治理视域下隐私保护的实现机制与优化路径

隐私保护是数字治理中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也得到个人和组织越来越多的重视。基于信任理论和“机制”原理,从数字治理中隐私保护的相关概念和维度出发,构建起数字治理中隐私保护机制的理论框架。其中,技术、制度和文化环境是构成数字治理中隐私保护机制的核心要素,主要通过顶层设计机制、技术驱动机制、协同监管机制来发挥定向功能、驱动功能、调控功能,共同推动数字治理中隐私保护机制的有效运行。基于此,从机制视角分析数字治理中隐私保护的实践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完善隐私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提升隐私保护技术能力和水平、凝聚隐私保护多元共治合力等优化路径。

“大数据画像”:反腐利器抑或其他?——基于十八大以来纪委监委海外追逃实践的反思

数字时代引爆“大数据画像”反腐,也成为我国海外追逃实践中的一种重要的助力工具。“大数据画像”通过对外逃腐败分子的个人信息、涉案情况、逃亡轨迹、藏匿地点、经济活动等海量数据的收集、整合、分析形成关于追逃对象的精准定位和有效追踪。其中,数据收集是“大数据画像”的基础,并需要利用国内外公开数据库和专业数据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移动通信和定位技术、人工智能和图像识别技术等平台工具。因此,看到“大数据画像”技术在我国海外追逃实践中凸显的数据化智能化、可视化精细化、战略化策略化等利器优势的同时,必须意识到其存在或潜在的数据隐私安全、文化语言障碍和监督权的边界与控制等问题,应理性应对。

成果推介——人际互动作用下集群行为的演化逻辑

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通常较为复杂,其复杂性不仅表现在行政概念、政治关系等不易定量描述,还表现在公共管理目标往往不是单一及线性的,而是追求多目标协调的统筹最优效应,同时影响公共管理问题的环境复杂多变,以上原因使建立基于公共管理问题的数学解析模型也难于一般管理学问题,因此在公共管理研究中亟需在方法上进行创新。基于以上事实,《人际互动作用下集群行为的演化逻辑》一书利用社会调查数据,将复杂性科学、社会计算等新理论和方法引入公共管理问题的研究。

关于数字公共治理二级学科内涵与研究范畴的探讨

以政府办公自动化为起点,经历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字治理等不同发展阶段,公共管理信息化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由此催生了公共管理学的相关二级学科:数字公共治理。二级学科内涵是否清晰、研究范畴是否明确将直接影响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以及实践应用。本文试图对数字公共治理的内涵及研究范畴进行梳理,提出数字公共治理是以公共管理、社会治理等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和系统方法,分析和解决公共问题,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公共管理二级学科,其研究范畴主要包含数字公共治理的理论构建、实践应用、制度保障等三个方面。

网络爬虫技术应用中的刑法治理规范与责任边界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已被定义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和个人,都需从海量的网络数据资源中高效、精准地获取有价值的数据。作为数据获取工具的网络爬虫技术,由于其大大提高数据获取的效率和准确度,但同时网络爬虫技术也对数据安全带来了威胁,其应用规则也随之进入法律视野。在当前的实践中,刑法对该技术的规则模式常采用以“数据授权”为基准的形式判断。但这种规则模式,造成了责任归属的失准,缺失了实质性利益的权衡。爬虫技术的应用的核心是数据的获取,因此探讨其责任边界,就是对数据使用规则及性质的界分。改变以往以授权为基准的归责模式,通过对不同数据类型按照“分级分类”的管理,实现法益保护的类型化以及归责的类型化,为刑法规范提供合理界限。

基于PLUS-Markov-InVEST模型的连云港市连云区“三生”空间的时空演变和多情景碳储量变化模拟研究

“三生”空间作为区域人地关系系统的核心,探究其在县区级小尺度高分辨率区域内的时空演变规律及碳储量变化,以期为区域“三生”空间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提供参考。本文以2018-2021年连云港市连云区土地利用矢量数据,建立基于土地利用主导功能的“三生”空间分类体系,从土地利用的数量、结构、程度变化三个方面分析“三生”空间的土地动态演变过程并从自然和社会经济两个层面选取21种驱动因子数据,运用PLUS-Markov-InVEST模型在自然发展、经济发展和耕地—生态双保护情景下进行2025年的土地利用模拟及碳储量变化分析。结果表明:自然发展和经济发展这两种情景均不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只有在耕地和生态双保护情景下,才能够在保护生态空间的同时,使得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重新合理配置。

数字化视野下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路径研究

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着信息技术的进步,而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数字文明时代”。在此背景下,推进政府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化建设是大势所趋。建设数字政府对于快捷地收集民情民意、提高公共决策的智能化水平、增强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加强对公共权力运用的监督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面临着缺乏统一的制度规范、政务数据更新缓慢、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不平衡、数据信息安全难以保障等诸多挑战。基于此,必须加强数字政府的软件和硬件建设、搭建数字交流沟通平台、破除单位和部门的数字壁垒、提高公务员的网上履职能力、构建数字安全制度保障等,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优化。

农村电商政策能够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水平吗?——基于政策反馈理论的实证分析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电商是乡村数字经济的核心内容,在协调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治理主体的治理意愿和能力有着积极的作用。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农村电商发展客观目标的结构化分析,对其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关注较少。本文基于政策反馈理论,利用2020年我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电商政策对乡村数字治理的政策反馈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电商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乡村数字治理,其影响有较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数字乡村整体建设水平较低的地区,反馈效应更为显著。同时,作为资源效应之一的网络技能具有显著的中介影响。研究表明,农村电商既是乡村特色经济发展的现实路径,也是乡村数字治理的重要契机,这为我国推进乡村数字治理和加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机理及完善对策

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从理论层面构建并阐释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影响的概念模型,探讨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的影响机理,提出政治资本获取的传导机制,以及生态素养的边界条件。从制定奖励机制、做好顶层设计、打造环保氛围和注入创新技术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的具体对策。研究成果将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如何成功实现其模式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互联网三十年:中国手机媒介技术的“双重创新扩散”模式

手机作为一种媒介已经嵌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是我国互联网30年发展的标识性成果之一。中国的手机技术发展经历了从引进国外技术到模仿创新,再到自主创新的过程。本研究基于历史资料回顾了中国手机媒介技术和手机产业的发展历史,梳理了本土路径的阶段性特点,考察了政府、社会群体、国外技术公司、本土技术公司四类行动主体的作用及其关系网络。其中,政府的政策对新技术的创新扩散有重要影响,在技术治理方面呈现出“技术创新-社会化应用-传播政策引导”的螺旋式上升模式。本研究整合模仿律、创新扩散和颠覆性创新等相关理论视角,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认为中国手机媒介技术与行业发展呈现出新型的“双重创新扩散”模式,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手机媒介技术如何嵌入中国社会的整体过程。此外,中国的手机技术发展模式,朝向以创新为核心的技术自主发展体系,为推动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促进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自主发展提供重要参照。

社会融入与情感补丁:老年群体短视频使用模式研究

随着移动互联网应用无障碍改造的推进,探讨老年群体如何借助媒介技术融入社会成为关注焦点。本研究立足于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分析个体差异、平台技术、家庭与社会环境对老年用户数字融入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硬件终端、网络接入)的缩小和适老化(界面设计、内容生态)的普及使得多数老年人得以接触短视频。影响老年人短视频使用的关键因素包括个体身体素质与媒介技能、榜样示范与同辈影响、不服老的心态与自我呈现的意愿以及平台的成瘾设计(自动播放、算法推荐、激励机制)。老年群体在使用短视频时形成了有目的地工具性使用与不受控地习惯性两种不同模式。此外,短视频充当了陪伴媒介、社交媒介、记忆媒介的角色,成为老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情感补丁。

数字政府的价值分布、焦点差异与政策图景

以公共价值创造引领数字政府建设和治理绩效改进逐渐成为政策共识,然而现有研究大多从理论层面讨论数字政府的价值构成,较少剖析“价值分布”叙事逻辑下的数字政府推进策略。立足价值实现视角,以2019—2023年236个数字政府优秀案例的建设成效文本为研究对象,利用LDA主题模型探析数字政府公共价值的分布特征。研究遵循“所属范畴—价值维度—价值内容”的逻辑理路,廓清了数字政府的公共价值结构。其中,数字行政范畴的公共价值主题强度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均居于领先位置,数字用户范畴下的涉企服务及社会治理领域公共价值创造在省(部)级、市级、区(县)级热度较高。对照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目标,更好发挥数字行政范畴公共价值创造的先导性作用、关注数字社会范畴价值创造的协同及数字用户范畴下场景设计赋能民生服务领域的公共价值创造是未来数字政府建设的发展方向。本文为弥补数字政府绩效损失、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政府提供了决策支持。

城市被征地农民生态福利变化及补偿研究——基于武汉市的实证研究

测算城市被征地农民的生态福利变化及影响因素,对改善农民的生态福利状况及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农民生态福利的指标体系,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武汉市8个村庄失地农民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回归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探究影响因素及异质性原因。结果表明:(1)征地区域、征地用途、农民对农地生态价值认知度是影响农民生态福利变化和生态补偿意愿的3个主要因素,并且征地区域和农地生态价值认知度对农民生态福利变化和生态补偿意愿的交互效应显著。(2)公益性用途征收时,农户的生态福利提升,农户愿意为生态福利改善支付费用;非公益性用途征收时,农户的生态福利降低,需要对其进行补偿。(3)征地使得近郊失地农民的生态福利变化更大,其补偿意愿值显著高于远郊。(4)农户的农地生态价值的认知度对征地生态补偿意愿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此,建议将生态补偿纳入征地补偿制度中,结合征地区域、征地用途和农户的生态福利变化制定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标准,同时要提高农民的农地生态价值认知。

效率与合法性: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扩散的政府行为逻辑——基于中部六省地级市数据的事件史分析

政府数据开放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破解其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扩散行为的内在逻辑与机理,对于推进数字治理全国一盘棋具有重要意义,但尚未引起充分关注。通过对2015-2023年中部六省5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事件史分析,运用夏普里值分解法探讨效率-合法性逻辑变量对政策扩散的贡献率。研究发现效率与合法性贯穿中部六省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扩散全过程,效率逻辑下的行政级别、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合法性逻辑下的府际竞争压力、公众需求是中部地区地级市采纳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主要驱动力;相比于效率逻辑,合法性逻辑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扩散的解释力和主导性更强。基于此,未来可以从不断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优化政府间竞争和学习机制、鼓励公众参与、强化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加快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扩散,为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提供政策支撑。

数据技术赋能“三不腐”一体推进的公众参与——基于成都市数据纪检的MOA实证分析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腐败治理工作,特别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新型腐败与隐形腐败的治理工作。本文以成都市数据纪检为案例展开分析,进行有关数据技术赋能“三不腐”一体推进的公众参与的研究。运用MOA理论模型,发现数据技术与公众参与已产生初步的联系,能够有效实现“三不腐”一体推进。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数据技术可以促进公众参与:影响“公众腐败容忍度”从而遏制腐败动机助力“不想腐”、推动形成“舆论围观”从而改善客观环境助力“不敢腐”、促进“全民数字监督”从而提升监督治理能力助力“不能腐”。同时依据当前成都市的实际情况,发现关于数据技术赋能“三不腐”一体推进的公众参与中的风险挑战,并提供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瞪羚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成长关系研究——基于25个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数据分析

本文以25家互联网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其2013-2020年处于高速成长期内的公开财务数据,从短期货币薪酬、股权激励和高管间薪酬差距三个方面探讨了“瞪羚企业”高管薪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瞪羚企业”高管薪酬对企业成长存在影响,具体表现为高管短期货币薪酬与企业成长呈负相关关系,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成长呈正相关关系,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成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据此对“瞪羚企业”高管薪酬管理提出对策建议。

量子计算背景下网络空间安全法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

近年来量子计算作为一种新型计算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量子计算技术的兴起将改变网络安全的防御规则,量子机密和量子通讯技术是量子计算领域中两个相互关联且至关重要的分支技术。它们利用量子力学的独特性质,为信息安全传输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由于量子计算技术能够轻松搞定传统公钥加密算法,加大了数据存储与传输的安全隐患,量子攻击手段多样化,综合破坏力强大,倒逼各国重构网络安全防御体系。未来网络安全保护将呈现出升级网络安全保护技术、重置交叉学科格局、零信任安全理念的兴起、攻击与防御技术交替迭代升级、国家安全战略的不断调整等发展趋势。网络空间安全法律体系是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要保障。目前,现行网络空间安全的法律保障能力显得力不从心,需要重构网络空间安全法律责任认定原则和标准,提高网络空间安全法律责任承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