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无量著作提要(21种)

谢无量,原名蒙,后易名沉,字无量,别署啬庵,四川梓潼人。谢无量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诗人、书法家、学者。谢无量学识渊博,著作丰硕,生前成书28种,卒后成书四种。本文选取谢无量著作21种(以文学、史学、政治、教材等为主),进行提要式的介绍,以方便读者按图索骥。提要式介绍的内容,主要涉及著作的署名、内容、版本以及评价等。

朱熹的自然观

朱熹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继孔子以来的第二座高峰,其自然观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在中国文化自然观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值得认真梳理和分析评估。然而,在既往的研究中这一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对朱熹自然观的内涵、外延和特点做了初步分析,认为其与中国传统的“元气说”“阴阳五行说”和“天人合一”思想及儒家哲学一脉相承,又有新的发展。他将宇宙看成“理—气”自身永恒运动的整体,既阐述了自然、社会和人的普遍规律,又揭示了自然的特殊规律,内容丰富,论述精深,体现了儒学鲜明的入世特色,而有别于本土道家的出世倾向。其在中国自然观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待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

宋代巴蜀《春秋》学研究述评

目前,学界关于宋代巴蜀《春秋》学的研究主要分为宏观探讨与个案研究两种类型。宏观方面的研究或只是就某一方面论述,或只是在讨论整个巴蜀学术文化时的简要概述,且多是依据历史上一些文献的记载与评论而做的观念性叙述,而不是建立在对宋代巴蜀《春秋》学著作研读基础上的系统研究。个案研究从广度上讲,以苏轼、苏辙、崔子方等名家、大家为主,兼及李尧俞、黎錞、杜谔、苏洵、谢湜、赵鹏飞、程公说、魏了翁、家铉翁等人,而如宋堂、何涉、杨绘等人的《春秋》学尚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或者没有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从深度上来讲,已有的个案研究,尤其是成果相对较多的苏辙、崔子方的研究,大致能展现其《春秋》学的成就与特色,但研究角度雷同、内容多有重复,且不够深入。

明代《孝经》学著述叙录(再续)五种

吕维祺《孝经本义》为其《孝经大全》之主干精华,所论有理有据,非涵泳有年者不能道,诚明末《孝经》学之翘楚。虞淳熙《孝经集灵》专门汇集《孝经》灵异事,以映证其说,至若因果之说,于古代社会,取之说经固妄,取之劝善化俗,则无不可也;虞氏《从今文孝经说》驳古文而从今文,论研治《孝经》之根本,在于会其大旨、见诸行事。瞿罕《孝经贯注》,佛道二氏之言,半字不入,可谓明代儒家孝论之类编,然多涉故实,不啻政书,其于说解经义,亦属体例不纯者矣。黄道周《黄忠端公孝经辩义》,厘定次序分合,颇具创意,当与其《孝经集传》合观之,方可见黄氏《孝经》学之全貌。

“《冬官》不亡”说的滥觞、发展及其学术影响

根据《经典释文·序录》1《隋书·经籍志》2《礼记正义·礼器》孔颖达正义3和贾公彦《序周礼废兴》4的记载,西汉发现的《周礼》缺《冬官》一篇,汉人求之不得,遂以《考工记》补《冬官》之缺。至东汉,郑玄注解《周礼》,佚亡的《冬官》部分就以《考工记》替代,名曰“《冬官考工记第六》”。由汉迄唐,没有学者怀疑《冬官》佚亡问题,注解《周礼》时都将《考工记》作为《周礼》的一部分进行注解,如传世的陆德明《经典释文》、贾公彦《周礼疏》。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该院由四川大学、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于2009年10月合作成立,以拥有全国重点学科“历史文献学”、教育部批准的“中国儒学”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属单位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依托,主要从事《儒藏》《巴蜀全书》编纂和宋代文化研究,并主持“纳通国际儒学奖”评选,主办有《儒藏论坛》及“儒藏网”“国际儒学研究院网”等。

现代国学经典的释读问题:以尹昌衡论著为例

在英语为主的话语中,“Classics(经典文化)”主要是指希腊以及希腊化的地中海区域和罗马以及罗马东迁后拜占庭地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包括建筑、戏剧、诗歌、神话、欧式几何、哲学、法律、历史等,而宗教因犹太—基督—伊斯兰传统和中世纪神学,科学因笛卡儿解析几何、牛顿力学及牛顿—莱布尼兹微积分而从“Classics”“别出新裁”,单列为“religious studies(宗教研究)”和“natural sciences(自然科学)”。

《孝经》“严”字释义及满译简论

《孝经》中出现了7次“严”字,通过查阅历代汉文注疏,并参考清代《孝经》满文译本,可将其含义分为4类:烦苛;尊敬;畏惧;谨慎。通过对满文译本的分析,可将汉文注疏中语焉不详之处加以辨明,从而为汉文一词多义现象提供参考。

马王堆帛书《易传》论“时”

帛书《易传》论“时”,以“四时”为基础,以“岁”为旨归,涉及古代早期卦气说。其中,“天时渐”和“岁之义”表达天时渐变的思想,《损》《益》之道则通过“卦”与“时”的结合表现四时之有序更替。“趣时”是其思想旨趣,最后落实在“君子务时”层面。可以说,帛书《易传》论“时”有两条进路,一是“时”的自然义,侧重在时节物候层面,根本意涵在于“变易”;二是“时”的人文义,纯以人事言之,强调“君子务时”,突出君子“因时而行”的行动力,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其中,自然义是人文义的前提,顺应天时是“君子务时”的理论基础和最终依据,二者共同涵括在天地人的宇宙整体中。

超越“内圣外王”:重新审视宋代文人治国的政治功效

宋代文人治国优点突出,为后世津津乐道。同时,宋代文人治国存在严重的弊端,与文人治国伴生的朋党之争流毒甚远:宋、明的亡国在一定程度上与文人治国伴生的党争密切关联。文人治国背后的政治哲学是“内圣外王”或“哲学王”假说,这类理论模型存在重大缺陷。因此,必须通过理性的程序设计,通过智库等途径,协调科学决策与利益表达之间的关系,弥补和克服“内圣外王”假说的不足,发挥知识分子优势,避免文人治国的弊端,促进长治久安。当今时代,宋学等传统优秀文化研究应跳出故纸堆、承担时代责任,并积极适应科技发展、全球化,实现马、中、西结合,创造新儒学,从而更好地拥抱知识经济时代。

儒学研究中心

该中心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于2011年11月挂牌成立。依托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整合并优化国内外尤其是四川省文、史、哲等学科的研究力量,负责全省儒学研究、儒学普及、蜀学振兴等课题设计和招标,主办有“儒学研究中心网”。

天命双重意涵下的君权范式——基于赵贞吉“人统”观念的考察

明儒赵贞吉编纂内、外二篇,实际上是为了借助典籍之分类,供君主经世辅助之用。虽然赵贞吉最终未竟此功,令后人无法一窥内、外篇之全貌,但从现有的文献中,不难梳理出二篇的逻辑架构与理论进路。在二篇中,《统部》位居内篇《经世通》之《史通》门之首,其地位可见一斑。赵氏将“统”分为“天统”“地统”“人统”三层意思,核心在于“人统”。若对“人统”加以考察,“天命”便至少具有双重意涵:一方面,“人统”作为“代天而承统”1,是对君权合法性的确认,此是宗教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人统”作为“君道也,天命之所在也”2,是对统治者践行君道以证见天命的要求,此是道德性的一面。换言之,以“人统”为代表的君权统治,虽上承于天,却因君主自身的德行正劣而不葆有终极的必然性,“地统”的分合正是统治者是否有德的表现,更进一步则会威胁到“天统”之宗教意涵的权威。赵贞吉以入世、出世之不碍不忌的一体圆融来定义君主的身份,即是对此二重性的思考。实际上,赵贞吉的政治观,是中晚明时期“觉民行道”理念蔓延之际,儒家士人亦仍不放弃“得君行道”的集中展现。

《诗经·卷耳》“我马玄黄”新释

《诗经·卷耳》中有“我马玄黄”一句,“玄黄”二字古今学者都直接解释为“病”,然而“玄黄”一词与“病”并无直接关系,《毛传》“玄马病而黄”的解释也只是以字面意思来解说。其实,“玄黄”是指马匹劳累,汗液流出,呈现出黑黄斑驳的颜色。将“玄黄”解释为“病”,是由马匹“玄黄”的颜色引申为“劳累”,又引申为“病”。这种引申是汉人对《诗》义的阐发,至于是否符合《诗》的本义,还应当具体讨论。

徐复先生对章黄学术的继承与开拓

徐复先生亲炙于章太炎、黄侃两位国学大师之门,在继承学术方法、辑存章黄两位大师的学术成果、注释或传布章黄学术成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徐复先生又在章黄学术固有方法、材料的基础上,因利就便,在学术方法和方式、学术材料、学术领域方面都有新的开拓。

王十一年大梁司寇鼎“■”字补释

王十一年大梁司寇鼎铭文原释为“亡友”合文之字,可与新出《清华简拾壹·五纪》“■”字对照,二者当为同一字,均可读为“抚”。据此,则鼎铭原释作“赵无友”的人名,可改释为“赵抚”。

谢幼田教授访谈录

杜钢百先生(1903—1983)作为“不世出”的经学大师,曾师承于廖季平、章太炎等名家。先生历经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是百年中国历史的见证者。先生有经学家、教育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等多个身份,学术层面尤以“经学”研究为最,曾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做出了贡献。因时代变迁,著作散逸,学界疏于对先生的了解。笔者访谈曾师从杜先生的著名学者谢幼田教授,极大地丰富了目前对杜先生的认识。其中对经学研究路径和中国历史发展动力的谈话尤有裨益于当代学术。特整理以飨学林。

《苏氏易传》训诂考据成就试论

《苏氏易传》是以爻位说解《易》的义理派易学名著,但其训诂考据上的成绩也不容忽视。其本于相从之次、相反之义对《杂卦传》末段的整理,极具洞见。对《说卦传》“说言乎兑”“成言乎艮”两“言”字的怀疑,言之成理。坤卦六二的爻辞,其以“直方,大”为读,视“直方,大”为条件句;屯卦六三爻辞,其训“几”为“殆”;贲卦六五爻辞,其以“戋戋”为“小”。如此种种,胜义缤纷,在《周易》卦爻辞和《易传》的解释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语录体范畴及发展源流辨析

语录体是中国传统学术著述的一种重要体式。从语源学来看,“语”是表示辩论、答疑的一种讲学和教育形式,语录是对讲学内容的记录。语录源于上古记言的语类文献,鼻祖是《论语》。琐言、史书、奉使伴使语录、诗话等文体有语录之名而无其实。另外,禅宗虽也有语录,但无论从文化传统、编纂体例还是对话方式、口语运用,都非《论语》嫡传。继承《论语》衣钵的是宋代兴起的理学语录,体现在结构内容、语言、编纂形式各方面,这一时期是语录体的黄金时期。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后的元明清时期,语录体得到继承,但由于专制政府对思想的控制加强,已经不复宋代的景象,到清中叶,伴随子学兴起、经学衰落,语录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周易集注》明清版本新考

来知德作为明代象数易学的代表人物,其著作《周易集注》后世版本众多,流传甚广。已知的《周易集注》明代早期版本有万历三十八年(1610)张惟任虎林刻本,万历间张之厚刻本与雷叔闻删节本,崇祯五年(1632)史念冲刻本,以及崇祯末年刘之勃刻本。清代乃至民国时期《周易集注》的版本流传,主要来自张惟任虎林系统与高奣映朝爽堂系统两大分支。对于《周易集注》版本的总结与梳理,有利于我们一览来氏易学在后世传播的情况。

谢无量年谱

谢无量(1884—1964),原名蒙,后易名沉,字无量,别署啬庵。祖籍四川梓潼,生于四川乐至,长于安徽芜湖。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诗人、非凡的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