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灾害及其法律对策

雾霾是一种人为自然灾害。企业的经济生产、公民的社会生活等不科学、不环保,从而形成个体致灾性的聚合是雾霾成灾的人为原因。雾霾治理困境来源于法律上的机制性难题,如立法观念落后,联动机制缺失、责任承担者难以确定、产业布局和空间规划不合理等。雾霾治理的法律对策,一方面是建立应急处理机制来应对已经发生的雾霾灾害,另一方面则是建立长效法律机制作为对下次灾害的预防。具体的长效机制则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立法观念转变、责任主体的确定、联动机制的建立、空间和产业的合理规划布局。

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域外实践及借鉴

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了美国、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认为四国在国家公园管理理念、管理制度、机构设置、资金来源和宣传教育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建议我国从坚持生态文明理念、完善法规体系、强化统一领导,实行政企分开、多方筹集资金、鼓励民间参与和加强宣传教育等方面入手,加强国家公园的管理。

求解过度犯罪化的迷惑——中国的去罪化经验与国际启示

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国家见证了刑事法的扩张过程,以及由此导致的刑事司法系统疲于应对大量轻微违法的现状。为了赢得与过度犯罪化和犯罪趋势的增长这场战争,全世界的法学家都在力求通过去罪化解决过度犯罪化这个古老而麻烦的问题。中国,这个正在发展中的东方巨人,过去和现在都在尝试仅将严重的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不像那些扩展了刑法渊源的法令、条例规定的西方国家,中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为惩罚犯罪的唯一依据。对于严重犯罪的概念,中国将民事违法和行政违法行为去罪化,只有达到犯罪化要求所规定的定性和定量标准的严重违法行为才是犯罪。中国刑法把犯罪定义为严重违法行为,并且清楚地说明了轻微违法行为不是犯罪。这些轻微违法行为被(作者)划分为治安违法、行政违法、纪律违法行为,按照行政程序处理,而不是刑事程序处理。借助于跨国视角下的犯罪定义不同模式进行比较,本文揭示了中国刑事司法系统去罪化的深远意义。借助于实证调研,中国的去罪化经验反映了未来全球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这些措施值得西方国家学习。

政府立法成本与效益分析初探

政府立法成本效益分析是评估者站在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的角度上,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应用于政府决策、政策、法规的制定中,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其特点是将法规议案或政策建议可能对经济、社会、环境等产生的影响进行成本—效益量化或者货币化进而进行比较,以收益大于成本或者收益能够证明成本的正当性作为决策依据。对政府立法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必须首先明确政府立法中的'成本'与'效益'指的是哪些。对进行评估的立法项目,除了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之外,还可以采用成本有效性分析以及风险分析。政府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我国的有效开展受制于法律经济学的发展。

论我国的二元司法体制

针对有人对我国'二元司法体制'提出的质疑和批评以及对我国司法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的主张,本文作者对我国二元司法体制的基本结构、职能分工、理论根据、现实基础以及有关改革完善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认为检察权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司法权,具有独立性、主动性、程序性和监督性。它和审判权是两种各有专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司法权,离开了检察权的司法权在我国就是不完善的。最后严格地论证了我国'二元司法体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存在的必要性。

危险犯的第三类型探析

梳理德国学者提出的'抽象—具体危险犯'、'具体危险性犯'、'足以犯'、'一般危险犯'等理论,可以发现德国刑法界在探讨抽象危险犯和危险犯之间的中间形态方面路径不一,但呈现逐趋深入,且紧扣司法运用可操作性的特点。比如霍伊尔提出的'足以犯'形态,要求具体考察行为的危险性,具有实质内涵,可以超越'足以'字样的形式限制而运用于法条中不带此字样的罪名。芝祥提出的'一般危险犯'理论以区分作为外部状态的一般危险程度为界定新类型的依据。这些学说给中国刑法语境下探讨危险犯第三类型提供了有力的启迪。借鉴德国学者的思路,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刑法中构造出新的危险犯类型,且能以此解决逻辑推导以及司法运用上的难题。新的类型同时也是满足法律方法论中类型理论的相关标准。

外国罚金刑实证分析:规范借鉴与罚金刑重构

我国现行罚金刑制度是1997年《刑法》修订前提倡借鉴外国罚金刑的结果,15年来司法实践反映出罚金刑执行难已成为普遍现象。对三个基层法院的调查显示,我国的罚金刑主要以并处方式集中适用于财产犯罪。对两大法系6个国家近30年的司法调查显示:刑罚措施替代与刑罚公正等原因导致罚金刑出现慎用趋势;罚金案件主要来源于交通违法等'行政犯';罚金案件多采用简易程序审理并判处小额罚金。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前提是认识中外不同的罚金刑制度,重新审视罚金刑产生及适用的特定司法环境有助于制定出与我国刑法相适应的刑罚体系。

我国区域立法得以实现的理论分析与制度改进

国内区域立法的实质是地方治理权的合作。若要论证区域立法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只需证明地方治理权合作是可行的或必要的即可。而对于地方治理权合作为何能够实现,可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视角并运用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论证。最终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地方治理权是可以实现合作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合作是必要的。这便从根本上回答了区域立法何以可能这一理论问题。当前我国区域立法实践依然面临许多制度问题,如合法律性依据的缺乏,以及如何与现行立法体制相融合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区域立法的深入开展,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进之。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实施背景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存在诸多问题,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教育主管部门普遍尚未出台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细则,对各高校及教师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有待强化;各高校在课程思政建设的保障机制、激励机制、质量评价体系建设有待进一步构建与优化;高校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课程思政建设的能力有待加强。建议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尽快出台《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实施细则》,设立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的组织机构,完善思政建设的质量评价体系,搭建课程思政优质资源共享机制和平台,实施课程思政建设的其他配套机制。各高校应组织课程思政建设的专题学习活动、设立常态化的激励机制与保障机制;将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作为招聘、考核环节的重要参考因素;制定详细的课程思政建设激励机制;加强对课程思政的学术研究、理论探讨、教改立项等。各高校教师应当厘清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关系,高度重视、充分理解课程思政的重要性,精进课程思政能力、提升课程思政本领并深入落实在教学的各个环节。

基层法律援助改革实证研究——以温江区司法局的地方探索为例

在当前司法改革的推进过程中,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公共法律服务中制度改革问题。深化司法改革对我国基层法律援助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对我国其他地方的基层公共法律援助模式和制度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一些可资借鉴之处,体现为具有学习复制意义的法律援助社区模式和法庭义工模式的借鉴。针对不同的法律援助特殊对象必须具有针对性,表现为'1+1+N'模式、监狱法律援助志愿团模式、刑事法律援助志愿团和监狱法律援助志愿团模式。通过对成都市温江区司法局地方探索为对象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当前基层法律援助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基层法律援助制度体系建设缺乏统一规划、服务平台建设滞后、保障措施有待加强、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服务产品'公益有余、供给不足'、服务质量评估体系缺失等问题。最终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制度的改进和完善需要明确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总体设计;加快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的线上、线下平台建设;落实基层法律援助服务保障机制;培养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人才队伍;重视基层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法律援助服务;健全基层公共法律援助的服务管控体系。

邻居的意义

基于对现代社会及现代社会科学某些方面的宏观检视,有被忽视之嫌的邻居问题凸显出来。邻居不仅孕育了丰富的法律制度,且其所生规则与国家法律的博弈还应对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如何实现的根本命题。把邻居置身于'个人—共同体'序列中进行反身性考察,能够发现邻居规则契合了现代法律的基本气质。作为对吉登斯亲密关系变革理论的扬弃可以结论性的认为,法律很大程度上是按照邻居规则予以设置的。面对现代性下的法律,邻居不仅具有复原功能,还有诊疗意义。

公平价值:经济分析法学的软肋?

经济分析法学迅速发展的同时,受到人们的质疑,尤其被质疑缺乏对法学基本价值——公平价值——的关注。实际上,经济分析法学从来都没有舍弃过公平价值,经济分析法学流派的发展是符合法学发展要求的,法学所追寻的公平价值不但没有被舍弃,而且被更加关注和重视。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是更大、更广泛公平的前提;合理地分配增加的社会财富能够实现更广泛、更实质的公平。经济分析法学中量化的运用没有违背公平。经济分析法学的过去没有舍弃公平,经济分析法学的未来更应当重视对公平的关注,论证和追求。

科斯定理的悖论与公共选择的成本

根据科斯定理,当存在外部性损害时,权利应该配置给市场交易成本较高的一方,但如果权利配置需要经过立法的公共选择过程时,结果往往是权利被政治交易成本较低的一方获得,这就是科斯定理的悖论。悖论揭示的问题是有效率的制度不能被有效率地提供,而无效率的制度需要经过'历时性'的公共选择过程才能被矫正,根本原因在于公共选择本身存在外部性,克服这种外部性需要付出公共选择成本,成本的大小会影响制度提供的效率。

迈向理性的风险规制——评布雷耶《打破恶性循环:迈向有效的风险规制》

被评书目Stephen Breyer,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Toward Effective Risk Regul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在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前,史蒂芬·布雷耶已是美国行政法和规制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1938年8月15日,他生于旧金山,父亲欧文·布雷耶是一名律师,也是一名城市教育官员,母亲安妮·布雷耶是东普鲁士移民的女儿,并热心于'女选民联合会'的活动。

实证视野下不批准逮捕案件法律说理制度之探讨——以成都市检察机关为视点

对不批准逮捕案件实行法律说理在检察机关推行之初是为了消弭检察机关行使不批准逮捕决定权与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之间的疑问、矛盾与冲突,消解案件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的疑问,尽力减少不和谐因素的重要举措,其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解决异议争端、节约诉讼资源、降低诉讼成本、提升案件质量、减少涉诉信访等诸多明显效果。不批准逮捕案件法律说理作为检察机关探索的新型法律诠释制度隐含了一种制度性的变革进路,改变了基于目前状况下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执法办案过程中不说理或者说理不充分,并且在短时间内不能改善的弊端,既能维护检察权的权威,又能提升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中国刑法中结果加重犯的“新常态”——以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之关系为例证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结果加重犯的构造是基本犯+加重结果,故不符合这一构造的犯罪形态就不能以结果加重犯之原理处断。但是,随着在刑事立法中危险犯(特别是抽象危险犯)的不断出现,对结果加重犯的理解也应相应扩展,也可以认为,结果加重犯呈现出了'新常态'——包括了传统的结果加重犯和特别的结果加重犯,后者的产生是刑法教义学和刑事立法良性互动的结果,其典型例证是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申言之,即便没有刑法的具体规定,基于刑法教义学关于结果加重犯的基本原理,在行为人的行为'同时'符合基本罪名和加重罪名的构成要件的场合,对该行为应依照加重罪名论处,而并无数罪并罚之余地。

校园里的表达自由——评Tinker v.Des Moines School District案

Tinker v.Des Moines School District一案是美国宪法史上的重要案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此案,重新讨论了象征性表达的言论地位,并且认为应对于佩戴袖章这样的象征性表达行为施予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之保护。法院还进行了校园管理秩序与表达自由两种价值的取舍,认为应对校方限制表达自由之禁令进行程序与实质的严格标准审查。最后,此案还讨论了学校作为合格公民培训所的重要职责,并且再一次对于校园内的表达自由给予了肯定与保护。

美国证券法之证券含义探讨

美国证券法之证券含义独特且繁杂,但始终体现着公平正义、美国法院重实际经济情况轻法律术语和重内容轻形式的分析方法。文章从解析判例入手,分析了构成证券法规定之证券的判断规则,即钱的投入、共同事业、可期待的利润、仅仅依赖他人努力等四个实质要素;分析了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构成证券的情况,提出证券是一个有弹性的概念,美国司法对股票债券性质的认定,一般是根据实际经济情况,由法官的自由心证来掌握;分析了果园等不动产投资合同构成证券的情况,提出司法实践中通常的判断规则,即是否完全或实质上依靠他人努力来赢利、是否投入了风险资本、是否具有'家庭联系';还分析了证券法关于证券形式例外的规定,提出在司法实践中通常的判断规则,即是否具有证券的实质特征、是否强调投资回报或税收优惠、投资者是否承担很大的风险。

论新破产法上的取回权

破产法上的取回权分为一般取回权与特别取回权。对一般取回权,各国破产法中均有规定。特别取回权通常包括出卖人取回权、行纪人取回权和代偿取回权,我国新破产法对出卖人取回权已有明文规定。本文主要探讨我国新破产法中关于一般取回权规定的具体含义及其司法运用,并重点分析了出卖人取回权的设置目的、构成要件,对法律条文的正确理解以及出卖人取回权适用中的具体问题。

转型国家治理的秩序三元观:一个“法律现实主义与多元主义”理论分析

当前对转型与增长问题的研究,无法解释转型秩序、法律改革、国家治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从规则实施与国家治理的'法律多元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视角出发,以法律不完备性理论为基础,构造了一个关于国家治理的法律、政策与'关系'规则的秩序三元规则实施的理论框架;以该理论框架解释了中俄两国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国家治理与经济增长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