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社会需求与机构改革——基于1982—2018年八次机构改革数据的实证分析

深入理解中国机构改革的驱动因素和变迁逻辑对总结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效和宝贵经验,巩固机构改革成果意义重大。本文以改革开放后1982—2018年启动的八次机构改革为研究样本,聚焦到微观机构,实证探究机构改革的驱动因素和变迁逻辑。结果表明,国家战略是驱动机构改革的重要因素,与特定时期国家战略相关的机构更可能面临改革。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社会需求也成为触发改革启动以及影响改革程度的重要因素,尤其在2003—2018年的四轮机构改革中,社会需求既能直接触发改革,又能通过影响国家战略推进机构改革。这反映了政府对社会需求的回应由早期的战略层面对接逐步转向通过改革主动应对,社会需求直接进入改革议程。另外,除机构下设司局数量外,其他机构内部特征因素对机构改革的影响很小,而财政供养人数增长过快、经济增长乏力会触发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城镇化对机构改革的影响则由正向引导转向反向倒逼。控制时间和职能类别固定效应以及采用多重插补方法进行重新估计,发现结果是稳健的。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机构改革的理性认识,还能为日后推进新一轮机构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参考。

利益耦合、共同行动与情感共鸣:社会组织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阶路径

社会组织如何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依托个案挖掘,可以归纳出社会组织“自下而上”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阶路径:第一阶——利益耦合,零散治理主体再组织,构建“人人有责”的利益共同体;第二阶——共同行动,突破集体行动困境,构建“人人尽责”的行动共同体;第三阶——情感共鸣,找回“公共性”,构建“人人享有”的情感共同体。通过比较,该路径与党政力量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由于关键行动者所具备的核心资源不同,在组织结构、联结策略、运行机制、治理效果等维度上的表现均存在差异。

“三治融合”:重塑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我国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方向,应当放在重塑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中全面理解。新征程新挑战要求我们以更加成熟的治理体系和更加高超的治理能力推动基层治理不断展现新面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基层社会基础、重塑基层社会形态。一方面,“三治融合”有助于实现多元共治、充满活力、稳定有序的基层社会重塑目标,有助于妥善处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六个基本矛盾;另一方面,“三治融合”本身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基层社会治理框架。同时,面向未来的“三治融合”建设也指向重塑基层社会的十大议程。本文基于浙江省桐乡市的“三治融合”建设实践,讨论为什么重塑基层社会是可行的,以及重塑中国基层社会的具体路径和未来议程。

新安全格局背景下城市安全韧性评价框架:探索与构建

安全韧性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新范式,是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态场域。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指导下,城市安全韧性评价的实践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国内已有的城市韧性与城市安全韧性评价体系因理论研究相对不足、指标设计与实际贴合度偏低等原因而无法满足当前城市安全韧性评价的需求。鉴于此,本文立足新发展阶段,开创性提出三维韧性视角,并构建出具有前瞻性、指导性和方向性的城市安全韧性评价框架,强调评价结构性韧性应重点关注党委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制与相关制度体系;评价功能性韧性应重点关注城市发展与安全统筹机制、工程项目与非工程措施整合机制、常态治理与非常态应急转换机制、信息纠偏与组织学习机制等;评价保障性韧性应重点关注资源配置优化、数字技术赋能和法治规约支撑。这一框架意在为安全韧性城市评价提供学理依据和管理工具,有助于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基石,实现经济社会的安全发展、转型发展。

中央土地督察对地方土地出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例行督察的准实验研究

作为土地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土地督察制度通过硬化土地利用的制度约束,规范地方政府土地出让,从而限制土地出让规模。本研究以土地例行督察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DID方法实证检验了土地例行督察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规模的长短期抑制效应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1)土地例行督察能够有效遏制土地出让规模,且此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2)土地例行督察对土地出让规模的抑制作用长期持续且稳定;(3)土地例行督察通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从而消减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规模;(4)被督察地区的主政官员是异地莅任,以及被督察地区的财政透明度越高,则土地例行督察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规模的抑制效果越优;(5)土地例行督察具有显著的驻地效应,土地督察局驻地地区的土地出让规模比非驻地地区显著减少;(6)土地例行督察的抑制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政策效应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没有影响。最后,本研究提出了加大土地例行督察的实施力度、促进土地例行督察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强化土地督察局权力和职能、注重土地例行督察效应的区域差异等政策建议。

医保差异化补偿政策能否推动社会就医格局秩序化?——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实证分析

社会就医格局秩序化既是分级诊疗愿景的现实呈现,也是健康中国战略的焦点目标。作为引导居民就医行为的重要政策工具,医保差异化补偿政策的实际效果如何以及是否存在服务类型上的差异还缺乏足够的文献支持。通过对CHARLS数据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医保差异化补偿政策推动了门诊而非住院就医格局的秩序化,且总体影响程度有限;政策设定的医保补偿标准与社会就医格局秩序化目标的结构性失配是限制政策效果的重要原因;政策对社会就医格局秩序化的推动作用在特定医疗服务类型中受到医疗服务能力的调节作用,政策效果的发挥还应考虑医保补偿标准与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的匹配程度。研究结论为医保差异化补偿政策的完善和社会就医格局秩序化的实现提供了参考。

公共政策如何回应民众关注?——基于注意力分配视角的21类政策议题分析

本研究以注意力分配为视角,实证研究我国国务院公报(2011-2020年)输出对民众关注度的回应,探索中国场景下公共政策回应的内在逻辑和中国特色。研究发现如下:一是议题类型对政策回应有显著影响。民众关注的民生类议题如医疗健康、教育、社会住房政策议题,较之其他议题,更容易获得政策回应。二是公共政策回应民众关注往往具有时间滞后性。在国务院公报的21类政策中,农业政策回应民众关注具有滞后性。三是政策回应民众关注过程中,还存在着注意力溢出和注意力竞争现象。由此,本研究认为我国公共政策对民众关注的回应本质上是政府决策系统吸纳民意,并按照注意力配置的优先次序对民众关注议题进行权威性政策回应的过程;有限注意力空间约束下的高回应性与回应式困境的博弈,推动着我国公共政策短期间断或长期均衡的动态变迁。

“契约”的“艺术”: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的逻辑分析框架与优化策略

食品行业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风险弥漫程度高的市场,具有法理正当性的公共执法机构在面对数以万计的食品经营者时常陷入监管成本高和执法效率低的困境。举报奖励被作为一种信息规制的有效策略而被各省普遍采用,但在实践中面临“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为从机理上探究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的困境,本文从“结构—过程—功能”三维视角探究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的逻辑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基于我国各省级单位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的文本分析发现了其在制度条款可置信性、奖励方式、个人信息保护、信息利用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为此,本文从契约设计、激励相容和信息管理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

实干型领导风格如何促进基层干部的创新行为——来自某县级区域的经验证据

基层领导的个性特征、行为特质和营造的组织氛围是影响基层干部创新行为的重要因素,然而既有研究并未清楚阐明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文章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政策企业家理论,运用某县级区域的经验证据,探索了实干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干部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实干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干部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工作自主性在实干型领导风格与基层干部创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物质型和精神型激励机制均在实干型领导风格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优化领导干部任用标准、完善培养体系,重视干部的心理感知、满足自主需求,畅通干部的晋升渠道、丰富精神激励等政策建议。

优化生育政策:国家能力引领社会秩序——基于政策风格的解释框架

中国正处于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的窗口期,亟待温故知新。基于政策风格解释框架,本文聚焦既往生育政策的中国风格,可解析出从危机设计到理性设计、再到渐进设计、逐渐实现社会设计的递归性图景;与此对应的是四种执行逻辑:科层权威型、专家引导型、统筹协调型和多元合作型。优化生育政策的逻辑变迁可概括为“国家能力引领社会秩序”,集中体现“中国之治”在设计与执行上的双元演进。毋庸置疑,优化生育政策这一长期性、复杂性与严峻性的超级社会工程的逻辑变迁,蕴含着中国独特的执政特色与治理元素,即“符合中国国情”的善治设计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执行创新。以优化生育政策在设计与执行上的双元演进为基础,才能客观和全面理解优化生育政策从生育限制的社会管理到生育支持的公共服务之使命的善治变迁,亦能更好地整合多元力量使中国特色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和执行过程都能兼顾国祚所需与民意所向。

治理结构与基层政府财政重整行为

财政重整是各国政府债务风险应急管理的主要措施,在债务风险超标或出现债务违约事件的情况下启动。2016年我国对地方政府推出了财政重整政策。本文基于“控制权”模型提出了四种类型的治理结构,考察了在不同的治理结构下,我国基层政府的财政重整行为及其差异。应用DSO范式的多案例研究方法,对四个债务风险超标县(区)的研究发现,当债务风险指标超标而需要降低时,处于高度关联型和激励关联型治理结构下的县级政府会采用政策规定的举措进行财政重整,属于“程式性应对”。处于行政发包制和松散关联型治理结构下的县级政府,则会进行“变通性应对”。此外,在财政重整终止后,部分县(区)的债务负担率、土地出让金和从市级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规模不降反增,说明财政重整并未能有效控制地方债务风险和促进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本文丰富了组织学视角下的地方财政管理研究,也为完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控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财政的基础逻辑及其现代操作原则——基于公共管理学视角和需求溢出理论的财政本质论

作为贯通或适用于财政实践的全部领域、用以衡量财政活动是否符合财政最终目的的实质性应然行为准则或行动逻辑,财政基础逻辑既是财政本质的体现和操作性表达,也是公共权力的应然逻辑在财政领域的延伸和呈现。基于需求溢出理论的财政本质论——公权保障论,财政的基础逻辑也就是如何通过财政资源的开发和配置来保障公共权力(财政事权)实现其应然目标的行动逻辑。而现代财政的基础逻辑则是现代国家主权在民的权力逻辑在财政领域的延伸和呈现,也就是循义利他的公共性逻辑在财政领域的延伸和呈现,即根据需求正义来开发和配置财政资源,以保障公共权力实现其根据需求正义来解决人的需求溢出的最终目标。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以公共管理的基础逻辑(公共权力逻辑)为基础逻辑,是以公共管理之道(循义利他)统御理财(包括生财用财)之术的公共管理领域。

《周礼》中的城市管理制度及其历史演进

《周礼》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记述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的儒家经典,其中有关城市管理的内容可视为中国传统城市管理的制度基础。《周礼》中的城市管理制度包括维护国家政治秩序和维护城市社会经济秩序两个层面:在国家层面,《周礼》以城市为基础,通过营国治野、国野分治、等级体系等制度来维护政治权力和国家统一;在城市层面,《周礼》通过户籍登记、属地管理、联保制、治安与防火管理等实现对城市社会和安全的管控,通过对市场和商业流动的管理来维护城市的经济秩序。这些制度经历代传承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城市管理制度的主体内容。近现代以来,虽然受到西方的冲击和影响,但中国传统的城市管理制度并未中断,仍然对当前的城市管理制度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区域碳减排政策协同的演化轨迹与影响因素——基于网络分析视角

数据驱动下的网络分析方法为减排协同的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从历史和实际两个角度梳理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减排政策协同的历史逻辑、空间特征和驱动因素,以期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与既有考察政府部门间的协同关系不同,本文构建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省际政策网络度量模型,以大数据文本分析度量4 988份省际区域政策协同度以及275份中央政策关注度为基础,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构建省际政策协同网络,研究中央政策侧重对地方减排政策协同的影响。基于BERTopic模型发现区域协同减排政策经历了重点示范地区辐射、区域协调战略引领和全国系统分类施策三个阶段,形成了差异化的目标回应、扩大化的协同范围以及具体化的政策内容三种机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发现31省份间共存在457次减排协同关系,网络呈现出中部、东部紧密而西部、南北部松散的不平衡态势。其中,北京、上海、江苏是核心行动者,吉林、宁夏、黑龙江是边缘行动者,湖北、湖南起到“桥梁”作用;此外,基于多元回归二次指派程序发现中央政府关注度越高、地理区位越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越有利于区域减排协同。中央政府应平衡政策关注、坚持数量目标和结构优化、依据角色定位分类施策。

推动医防融合: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的经济绩效和健康绩效

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医疗费用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如何兼顾合理控制医疗费用并改善老年人健康水平,实现“医防融合”是中国新一轮医改面临的难题。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和2015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粗糙化精确匹配和长差分策略对老年人健康体检的经济绩效和健康绩效进行评估。根据释放效应理论,本文发现在短期内老年人健康体检会释放健康需求,其自付-收入比、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及医疗费用显著增加,并且这种释放效应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更加明显。其次,健康体检对老年人门诊服务利用存在显著的释放效应,并且这种释放效应在60—64岁老年人中更加明显。最后,在短期内,健康体检对老年人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建议完善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的内容和流程,增强获得感;积极推进“区块链+健康”服务模式的发展,加强对健康数据的使用;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构建“全民参与健康共同体”治理格局。

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基于跨层政策执行的整合性分析

2023年是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收官之年,基于“中央-省级”“省级—市级—县(区)级”的跨层视角,以各级政府发布的相关政策文本和官员的访谈记录为研究素材,构建“制度—组织—个体”的分析框架,剖析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在政策结构、推进模式与官员行为间的衔接机制,重点识别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在各层级之间形成的结构效率及其阻滞性因素。研究发现: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的“形”已经基本形成,各级政府“点”的行动也初具成效,但要进一步实现推进过程中的“形”“实”相符与“点”“面”相接,重点还需依托各省实际情况,突破跨层政策推进的衔接机制,提升内在结构效率。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概念内涵与分析框架

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引领下,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成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立足于国家创新体系源起与发展,从效能及整体效能的含义出发,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概念内涵,构建了以主体效力、制度效应、空间效用为主要维度的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分析框架。并从提升多元创新主体效力、激发科技创新制度效应、增强创新场域空间效用三方面提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实践路径。本文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下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价值,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理论阐释。

技术治官为何受地方政府官员欢迎?——以S省L市环境移动执法系统升级工作为例

技术本应是上级政府用来监督和控制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工具,却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欢迎。为了挖掘和解释这一怪异态度背后的逻辑,本文以S省L市环境移动执法系统升级工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的初始动机是好的,他们之所以做出与组织正式规章制度相悖的行为,主要是因为受到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科层关系的影响。而“技术治官”为地方政府官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他们用技术来压制关系,以实现自我保护的目的。本文认为技术能否压制住关系,一方面取决于技术硬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关系强度。不同的技术硬度以及关系强度,可能会诱发地方政府官员做出不同的行为策略选择。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模式的建构及其限度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提出表明中国正在建构一种新的政府市场关系模式。这种新的模式既是对新形势下政府市场关系变化的一种回应,也是对以往政府市场关系的一种突破。新模式的建构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它需要突破价值、权力和利益三个方面的限度。

公众如何感知公共组织绩效?——基于两项大样本复制实验的证据

公共组织的绩效是公共管理研究长期关注的主题。本文复制了Hvidman的实验,在中国情境下分别进行了两项调查实验。实验一以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风险基金作为实验情境,探讨了组织属性(公共/私立)如何影响公众对组织整体绩效的评估以及公共组织信念的调节效应,获得有效样本2103份;实验二以居家护理服务为实验情境,探讨了与私人组织相比,公众如何在多个绩效维度(效果、繁文缛节、成本控制、用户导向、用工公平、服务平等)上评价公共组织,获取有效样本2131份。结果发现:组织的公私属性、个人的公共组织信念均不会影响公众的感知绩效;公私两类组织在多维绩效上也并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复制实验,本文发现在中西方不同的情境下,实验结果有较强的情境依赖性,理论的边界需要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