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许可的理论机制与实践逻辑——一个关于环境邻避项目的混合研究

社会许可是受项目影响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如何在邻避项目中获得社会认可已成为困扰公共治理的重要难题。引发冲突的因素复杂多样。本文基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社会许可概念,将获得邻避项目的社会许可作为研究目标,从社会公平视角出发考察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在获得社会许可中的关键作用。基于B县垃圾焚烧项目案例和心理学实验(N=820)分析发现,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重要维度,社会公平对于社会许可具有核心影响。具体而言,决策过程的程序公平和执行过程的分配公平均可助推社会许可,而政府信任和风险感知起到双重调节作用。研究还显示,公众获得感的增强是获得社会许可的长效机制。因此,社会公平需要和与之匹配的个体主观认知相辅相成,才能最终化解邻避冲突,实现社会许可。本研究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数据支持。

风箱中的老鼠:双重压力下的街头官僚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

街头官僚身负“国家代理人”与“民众代理人”双重角色,在执法实践中需要同时兼顾“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双重使命。在面对必须严格按章落实政策的执行压力与响应民众需求的回应压力时,街头官僚陷入了双重压力之下的“风箱困境”。本研究探索在此种冲突性的双重压力之下,街头官僚是否会作出“亲民”的行为选择,即执行压力和回应压力能否影响街头官僚的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本研究采用调查实验方法,通过模拟基层执法情境对执行压力、回应压力与街头官僚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之间的因果机制与调节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回应压力能够显著影响街头官僚的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但执行压力对街头官僚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执行压力也没有显著影响回应压力与街头官僚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通过模拟执法场景展开实验研究,避免了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方法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引入压力场景,拓展了街头官僚亲社会违规行为的研究视角,丰富了中国情境下基层执法类公务员亲社会违规行为的实证研究。

中国民众政府观的演进及其文化因素的解释(1990—2018)

长期以来,公众的政府观论争常常关注“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优劣对比,即聚焦于政府规模这一维度。改革开放后,我国一方面着力于简政放权,另一方面政府又主导和引领改革进程,两种取向并存的现状促使笔者关注中国民众政府观的演进和发展。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政府观变迁的时代背景,本研究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卷”(1990—2018)的数据逐步检视民众政府观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检验了文化因素对政府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民众政府观存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改革开放40年后现代性价值观对中国社会影响有限,“无声革命”在中国没有发生,历史悠久且具有独特性的中华传统文化持续影响着民众政府观。

经济下行压力、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低碳治理

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地方政府积极高效地推进低碳治理工作,但在地方政府近年来的低碳治理中,却频繁出现“能耗水平不降反增”“盲目上马两高项目”“落后产能淘汰不到位”等问题。究其原因,是经济下行压力激化了公共价值冲突,让部分地方政府陷入了两难困境并出现了偏差行为。基于我国226个地级市2012—2020年的面板数据,本文从公共价值冲突视角揭示了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地方政府低碳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数字化转型能力对于该作用机制的消解效应。实证结论如下。(1)经济下行压力会对地方政府低碳治理效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2)公共价值冲突是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的核心机制。经济下行压力会激化公共价值冲突,使低碳治理成为一个“棘手问题”并诱导地方政府出现偏差行为,进而负面影响了其低碳治理效率。(3)当地方政府具有较高的数字化转型能力时,公共价值冲突的中介效应会被显著弱化。本文为我国“双碳”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不仅有助于人们从公共价值冲突视角认识地方政府在低碳治理中所面临的痛点问题,也为探索公共价值冲突的消解策略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政策启示。

政府回应一定会缓和热点事件舆情吗?——基于短视频的情感分析

政府与公众的沟通至关重要,但当发生网络舆情热点事件时,政府作出回应是否一定能影响公众情感并缓和舆情?本文选取“胡鑫宇事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图片情感分析模型ResNet50分析抖音视频的情感特征,研究政府回应前后抖音博主不同的情感变化,并实证分析了政府回应内容对抖音博主情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抖音平台发生网络舆情热点事件时,政府回应有时不仅不能缓解舆情,反而会增强抖音博主的负面情感;(2)政府回应内容质量与回应间隔时间都会影响抖音博主的情感变化,但是前者的影响更为重要;(3)政府回应内容质量越高,抖音博主的正面情感倾向越强;政府回应间隔时间越长,抖音博主的正面情感倾向越弱。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与启示对于政府防范和治理抖音等短视频新媒体的网络舆情有重要意义。

危机沟通策略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

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采用何种沟通策略以满足公众需求是政府治理实践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不同导向的危机沟通策略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提出并探讨了“管理型”和“关切型”两种不同的政府危机沟通策略对地方政府信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比较了不同公共危机事件类型下危机沟通策略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相比于“管理型”危机沟通策略,“关切型”危机沟通策略更有助于提高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2)公众情绪在政府危机沟通策略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3)危机沟通策略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事件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与意外事件和缺陷事件相比,在丑闻事件中运用“关切型”危机沟通策略更能提升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研究结果拓展了已有关于危机沟通策略的概念分类框架,丰富了学术界对政府危机沟通效果及其影响路径的理解,也有助于反思不同沟通策略的应用场景。

借制确权:中国情境下科层组织“角色再生产”的实现机制

科层组织如何在环境变动影响下为自主权而奋斗?以A市乡村振兴部门为观察对象的案例研究表明,扶贫办为对接国家战略转型改组为乡村振兴局之后,由隐性规训型科层组织转变为业务型科层组织,自主权由此而脆弱,治理能力难以匹配治理目标。为摆脱困境,乡村振兴局突破“行为—目标”常规范式,凭借充分合理运用规则基础上的职能承揽和绩效联结,完成了“角色再生产”,重升为隐性规训型科层组织,不仅自主权得以修复,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乡村振兴战略在地化践行的效能。“自主为体、规则为用”是科层组织源于本能之内、受制于情境之下的“行为—目标”新机制,是中国议事型治理的制度化与非常规化并行、国家战略治理的递进性和届准性共存,以及国家治理制度逻辑演变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此而言,“借制确权”为理解科层组织与环境之间的“中国式关系”,以及国家战略在地化践行的微观机理提供了新的学理参照。

裁判文书公开影响机制的再辨析——基于QCA方法的实证研究

地方法院对裁判文书公开这一改革措施的响应程度为什么存在差异?既有研究多采用以概率论为基础的传统计量方法进行因果推断,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通过考察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共同作用,对这一问题进行再辨析。研究发现,在外部环境驱动、组织与外部环境耦合、组织与内部制度耦合、制度压力下的创新工作这4种影响因素的组合形态下,地方法院对信息公开改革具有高响应水平。研究深化了对裁判文书公开影响机制的认识,也为未来信息公开实践提供启示。

使命效价对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层公务员的创新行为对于提升政策执行效率、改善公共服务效能、助推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立足使命教育实践活动背景,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和主动动机模型,本研究构建了使命效价影响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的理论模型。运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对437份基层公务员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使命效价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基层公务员的创新行为;公共服务动机在二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差错管理氛围感知增强了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且强化了使命效价经由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的间接作用。研究结论廓清了使命效价激发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的过程机制,丰富了使命效价和创新行为相关研究,为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激发基层公务员的创新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启发。

“建议专家不要建议”: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大众“信息厌倦”研究

本研究通过整理新冠疫情期间公众对专家知识相关微博的评论文本,运用文本情感分析和BTM主题模型,实证研究了公众对专家知识的“信息厌倦”现象。在验证S-S-O理论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信息厌倦”现象在不同类型专家知识和风险情境中存在差异。具体地,公众对病毒科普类知识最不易产生“信息厌倦”,且其程度受风险情境更迭的影响最小;其次是政策解读类知识;公众对行为呼吁类知识最易产生“信息厌倦”,且其程度随风险情境的更迭变化最大。这一发现为解释社交媒体中的“专家-公众”对立现象提供了新的经验性认知。

政府文旅宣传短视频增效地方旅游经济的定量分析

中国地方政府的文化和旅游部门于2023年进入了一场全国性的新型政府锦标赛:各地文旅局以官员作为核心符号创作了1167则短视频,通过大众传媒传播、吸引游客,进而获取旅游经济效益。本文收集了各地文旅局于2023年上半年发布的超40000条抖音短视频,以及逾2000个景区520天的日度客流量数据,研究发现,带有官员形象符号的政府宣传提高了城市的互联网热度,并且拉动了当地的旅游经济增长:平均来看,文旅局每发布1条官员短视频,会使所在地级市景区客流量增加0.86%。此外,宣传效果较好的官员短视频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对动态效应的检验发现,官员短视频在半年的时间窗口范围内稳定地吸引了更多的客流量。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编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编制对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工作满意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无论是对于公共部门编外人员还是非公共部门人员,拥有编制都能带来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且工作满意度在其中起中介作用。但是对于公共部门编外人员,编制对主观幸福感不存在直接影响效应,编制的直接影响效应仅体现在其与非公共部门人员的比较当中。基于研究,本文认为在关注火热的“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现象时,应当通过切实提高工作满意度来不断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下的编制焦虑。

妈祖在上:民间信仰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与边界

随着国家权力的下沉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民间信仰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受到挑战。本文通过对湄洲镇“妈祖评理室”的田野调查,探讨了妈祖信仰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的具体机制及其适用边界。研究发现,妈祖信仰通过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双重引导,构建了矛盾双方的共识基础,降低了矛盾的冲突性,有效促进了纠纷的解决。“妈祖评理室”通过环境设置和仪式设计,营造了一个基于妈祖信仰的矛盾纠纷化解场域。在调解过程中,通过妈祖信仰的文化影响力和道德约束,调解员能够有效降低双方的情绪对立,促进双方达成共识。然而,民间信仰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存在一定的适用边界,民间信仰需要在特定的信仰环境中与正式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实现对正式机制的有效补充,并实现对复杂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

跨越公共服务数字化与公民使用的鸿沟:以工伤保险为例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对数字化实际推动公民接受公共服务的效果持悲观看法,认为这只是一种“神话”或“乌托邦”。本文以工伤保险公共服务为例,通过连续双重差分法进行准实验设计和反事实评估,发现基于中国场景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公共服务数字化对于工伤保险覆盖面提升的解释力度显著(高达182%)。本文进一步地通过合成双重差分等方法发现,对于公民需求的重视是公民接受公共服务的决定性因素,公共服务数字化在其中更多起到了“助推器”、“催化剂”及“加速器”的作用。本文呼吁建设以公民需求为中心的数字政府并推动“互联网+公共服务”,在先进技术的引用及推广之外,更加重视公共价值的践行。

公共危机中政策叙事如何助推亲社会行为——一项调查实验

公共危机应对中,政府常运用政策叙事等柔性方式进行社会动员,以助推公众的亲社会行为,但其动员效果和作用机理有待检验与澄清。本研究通过一项2(叙事主体:个体叙事vs集体叙事)×2(叙事情节:高风险情节vs低风险情节)的被试间调查实验(n=426),在突发山火这一危机场景之中开展研究。研究结果发现:第一,公共危机中含有主体与风险情节特征类型的政策叙事能够显著提升公众的亲社会行为意愿;第二,政策叙事中含有低风险情节类型的比含有高风险情节类型的更能提升公众的亲社会行为意愿,而叙事主体聚焦于个体和集体无明显差异;第三,不同类型的政策叙事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公众的亲社会行为意愿,个体规范和社会信任这两个变量分别在个体叙事组(低风险情节或高风险情节)和集体叙事组(仅低风险情节)中起到中介作用。本研究将叙事性政策框架拓展应用到公共危机社会动员的场景中,为公共危机中政府通过政策叙事提升公众的亲社会行为意愿提供学理依据和实践指导。

政策叙事中的受害者与公众政策支持:基于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实验研究

助推型减碳政策具有促进公众低碳生活和缓解气候变化的潜力。但推广和实施此类政策的前提是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鉴于政策叙事能够塑造公众对政策的认知和支持,有策略地设计和使用政策叙事可作为提高助推型减碳政策公众支持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叙事政策框架研究政策叙事中的受害者与助推型减碳政策公众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将政策叙事中的受害者类型设定为人类而非野生动物会显著提高公众对助推型减碳政策的支持,增加政策叙事中的受害者数量会显著降低公众对助推型减碳政策的支持。但是当公众的心理应对机制由自动情绪调节转变为刻意情绪调节时,受害者数量对政策支持的负面影响会减弱。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在为提高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公众支持提供实践启示。

媒体报道内容如何影响腐败感知?——基于调查实验的实证发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展了力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并取得了瞩目的反腐败工作成效,然而,公众的腐败感知却变化缓慢。如何理解公众腐败感知的这种迟缓变化?本文以框架理论为分析工具,从外在信息视角切入,基于媒体报道内容做出了新的理论解释,并通过调查实验完成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展现腐败案件查处情况”的强调性框架会显著提升受众的腐败感知;第二,相较于腐败案件查处框架,同时涵盖“坦陈腐败严峻形势”“表达反腐败决心”“展现腐败案件查处情况”的综合内容框架会降低受众的腐败感知;第三,受众的意识形态倾向对腐败感知的框架效应具有调节作用。上述研究发现在理论上对腐败感知的生成机理做出了补充,在实践上为反腐败宣传工作的策略选择提供了启示。

政府资助对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政府资助对于非营利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文献就其对金钱捐赠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积累了深厚的研究基础。本研究意在探究政府资助影响个体参与志愿服务的潜在机制,以及不同群体的异质性反应从而增进相关的学术讨论。基于一项调查实验发现,政府加大资助力度对个体参与志愿服务具有挤入效应,该过程通过影响个体在受资助组织中感知到的参与体验,影响其志愿行为决策。此外,政府加大资助力度更能提升现实生活中参与志愿服务频率较低的公众感知到的参与体验、参与意愿和意向频率。研究发现,政府资助不仅是一个积极的政策信号,能够动员公众参与到志愿服务中,也能为志愿服务组织能力建设提供资源支持,即通过优化个体参与体验的方式吸引公众参与其中。本研究可为进一步理解政府资助在非营利领域发展中的作用提供学理依据,并为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实践启示。

力微任重:目标责任考核下的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研究

研究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的产生机理有助于完善我国官员激励机制,激发干部积极履职、敢于担当的意识。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危机情境中基层官员的避责行为进行探究,依托危机事件采取案例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但忽视或未实证检验感知问责作为心理机制的中介作用。基于此,本文从目标责任考核这一日常治理情境出发,以计划行为理论和目标设置理论为基础,以基层官员为研究对象,发现目标设置合理性对避责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感知问责在目标合理性与避责行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权责匹配在目标合理性与感知问责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在感知问责与避责行为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由此,本文建构了目标责任制下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的解释性框架,认为基层官员避责行为实质上是在特定目标设置与资源匹配下基于心理感知的一种主动性调适,是对目标任务的一种消极反馈。该框架可能会对抑制和矫治基层官员避责行为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纵向吸纳:项目资金运作社会化及其基层治理风险

项目制作为一种从中央直达基层社会的新型国家治理体制,为了确保中央意志的贯彻执行,其资金具有财政自上而下拨付、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的专项化管理特性。田野调查发现,县级政府通过纵向吸纳具有半行政化属性的村干部与村级组织转嫁项目资金,突破项目资金专项化制度管理,形成了项目资金运作社会化的新现象。具体而言,县级政府在政绩激励和财政短缺的压力下对项目财权和事权进行捆绑发包,村干部在政治动员和经济利益驱动下“主动”承接项目资金。但由于项目资金量超出村干部个人承受能力,在村干部个人资产担保下地方商业银行向其提供借贷资金;囿于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县级政府延期、分期支付村干部私人垫付的项目资金。经由半行政化的村干部这一中介体,项目资金从财政资金转化为村干部个人银行债务,完成了从专项化管理到社会化筹资、财政担保偿还的社会化运作转变。在项目资金纵向吸纳中,基层政府与村干部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使基层治理关系异化,形塑了治理同盟关系。这使得基层在落实国家政策时有了变通执行、便宜行事的空间,同时威胁了国家项目资源安全,项目监管形式化。在村庄层面则产生项目资源分配“强者吸纳”效应,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