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黑箱”下的算法治理?——平台推荐算法监管的测量实验与策略探索

近年来,平台推荐算法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互联网信息内容的供给方式,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算法风险与现实问题。平台推荐算法治理与监管成为政府规范算法应用的重点内容之一,无论是算法备案制度的探索,还是实现算法透明化的设想,均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在不打开算法“黑箱”的前提下,平台推荐算法规制与监管是否有可行之道?论文基于机器行为学思想,采用实验方法,以用户视角对推荐结果进行跟踪记录,通过实验数据的对比分析,验证了平台推荐算法结果差异的可测性。基于实验结果,论文提出了通过对不同平台推荐结果进行大规模数据测试和检验,测量平台推荐算法运行逻辑与推荐效果,从而实现“黑箱”下有效的逆向监管,以期丰富未来算法治理的选择。

专栏导语:算法之于治理:角色、价值与风险

一、算法治理: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治理的新形态过去二十年,是技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十年,也是技术推动治理不断调适、创新和变革的二十年。学者们持续关注和探讨一个重要议题--技术之于治理究竟意味着什么,又会带来什么?乐观主义、悲观主义、工具论、重塑论、互构论等在相互争论与自我辩护中前行,而技术却沉默不语地持续演变和发展,直至突破并实现自动识别、理解、整合、分析、应用等后,将整个社会拖拽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强人工智能时代之中。在惊叹技术迅猛发展之余,全面思考技术与治理的关系也从未如今天这样紧迫。

算法透明何以提升公众的政府信任?

随着算法辅助决策逐渐嵌入公共部门,算法黑箱极易冲击公众对于政府公权力的信任。算法透明成为政府治理的应有之义。然而,算法透明何以实现,以及政府信任与算法透明的关联仍存在争议。论文基于“金税工程”税务算法现实案例,设计了一个情景调查实验,实证检验了算法透明的实现机制及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算法过程透明、算法结果透明均对公众感知算法透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感知算法透明能够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3)算法信任在感知算法透明、政府信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研究明晰了算法透明的概念,回应了算法透明与信任的迷思,并阐明了其中的强化机制,为推进算法善治提供了实践参考。

家庭生育决策、儿童照料方式与女性就业——基于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提高女性就业与生育的正向兼容性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cmp方法探究儿童照料方式、女性生育与就业决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女性生育和就业存在双向抑制关系,且对农村户籍的青年女性抑制性更强。隔代照料有助于缓解生育和就业的正向兼容矛盾,而机构照料仅提高了女性就业率,在城市中机构照料伴随高昂成本反而抑制了生育数量。此外,女性正规就业与生育相互抑制,而非正规就业是缓解矛盾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在农村,女性生育与非正规就业相互促进、兼容发展。从动态角度看,因生育中断就业对女性再就业的阻碍具有持续性。建议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非正规就业市场,短期可鼓励支持家庭隔代照料,长期需发展完善普惠性市场照料,补充“去家庭化”的生育支持。

高质量公共政策的设计逻辑

高质量公共政策一直是行政人员和社会公众的追求与期待。政策作为人工物,是设计的产物。西方政策设计理论反思了政策过程理论和政策工具理论,认为它们过于偏重行为过程而忽略了政策内容,而政策内容才是政策的核心。然而,西方政策设计理论遗漏了以政策目标为导向的政策工具设计,也没有注意到在中国一项公共政策有多文本设计以及设计过程与政策过程相互交织的现象。基于此,论文提出,高质量公共政策的出台存在政策工具设计、过程整合设计和政策持续设计的三重设计逻辑。其中,政策工具设计是为了给不断细化的政策目标匹配高质量的具体措施,过程整合设计是将设计过程与政治过程融合以改善政策质量,而持续设计是根据多变的政策环境和多层次的政策体系不断调适政策内容。由此可见,高质量公共政策设计逻辑既是政策制定者、政策设计者与政策参与者的互动逻辑,又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技术决策的优化逻辑。

专栏导语:推进中国应急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建构中国自主的应急管理知识体系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海波,2023)。其必要性在于,中国的应急管理实践具有较强的独特性,简单套用其他国家的理论既不能给出有效的解释,也无法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或启示。例如,在中国,安全生产被视为应急管理的基本盘、基本面,在这背后则是中国独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政府既不能接受国有企业因为安全生产问题而倒闭,以及由此造成失业问题和社会震荡。

政策协调、不确定性与大型技术系统创新——中国核电技术赶超的案例研究

后发国家技术赶超需要实现“市场规模”和“技术自主”的双重目标,但现实中这一进程普遍面临技术依赖的“追赶者陷阱”的问题。论文采用个案内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和“政策子系统”的分析视角,基于中国核电50年的技术赶超历程,解释了后发国家如何通过政策协调实现大型技术系统的技术赶超。研究发现,大型技术系统的创新绩效与其所在政策子系统的特性密切相关,核电政策子系统具有碎片化的结构和行为目标,需要同步进行政府部门间协调和政府对市场协调,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国家意志、行政指令、共识信号和市场竞争等。政策协调通过降低大型技术系统中产业主体面临的供需不确定性,解决产业主体专用化投资不足的激励困境。跳出“追赶者陷阱”的关键在于建立国产化率目标硬约束与多种协调机制。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技术赶超中政府角色的认识,弥补了已有文献对于大型技术系统产业管理体制研究不足的理论缺口,对新型举国体制下提高系统创新能力有一定的启示。

公共服务动机的副作用:文献评述与机制探究

公共服务动机是公共管理领域长久不衰的重要议题,也是公共部门组织行为研究的持续焦点。公共服务动机常与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相关联,但近年来一些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动机会正向影响消极满意度、职业倦怠、缺勤等一系列消极的工作态度、心理健康和工作行为。论文利用PRISMA方法对现有讨论公共服务动机负面影响的文献进行全面梳理与总结,并借鉴个体-环境(不)匹配理论和工作需求-资源模型,揭示公共服务动机在作为自变量与调节变量时产生负面结果的机制差异,具体为:“物极必反”效应——个体-环境匹配在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投入的关系间发生催化作用;“负正得负”效应——公共服务动机增强个体-环境不匹配与资源损耗间的关系。未来研究可关注上述负面结果的可复制性,挖掘组织层面的负面影响,以及开发缓解公共服务动机负面结果的工具,从理论与实践层面重视公共服务动机的副作用。

“拼凑式合作”:资源约束下基层治理的“权宜之计”?

合作治理是否只是主体间的合作?为了把支撑合作的非主体要素纳入基层治理分析范畴,揭开合作治理的过程黑箱,论文首先将合作治理的本质界定为资源的合作,接着引入拼凑理论,探究G市3个城乡社区资源拼凑的共性机制,进而讨论由此产生的“拼凑式合作”究竟是资源约束下基层治理的“权宜之计”还是“长久之计”。研究发现,积分驱动下的治理资源拼凑行为由制度拼凑、人力拼凑、场景拼凑、金融拼凑、市场拼凑构成,其内部存在的补缺关系、互构关系和紧张关系共同形塑出G市资源拼凑的复杂机制。在此基础上,论文借助共生理论评估合作效果,通过案例的横向比较,指出依靠单一主体提供资源的偏利共生型“拼凑式合作”,可能陷入治理资源耗竭的窘境,是资源约束下基层治理的“权宜之计”;而强调治理资源内外互补、循环互动的互惠共生型“拼凑式合作”,成为基层治理的“长久之计”,为理解合作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制度压力如何影响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基于西北G省县级政府的实证分析

县级政府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最后一公里”。然而,实际上相比其他层级政府,县级政府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展较慢,改革效果不尽人意。论文基于新制度主义和资源基础理论,选取西北G省县级层面相关工作人员收集的一手数据,实证检验制度压力影响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成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度压力、领导行为、规则导向型文化、资源禀赋对改革成效均产生了直接正向影响;制度压力可分别通过规则导向型文化、领导行为间接提升改革成效;规则导向型文化和领导行为在制度压力和改革成效之间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此外,资源禀赋强化了制度压力对改革成效的正向影响,但抑制了领导行为对改革成效的积极效应。研究明晰了制度压力影响改革成效的作用机制,为进一步促进县级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质增效提供了实践参考。

外在激励如何影响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一项调查实验研究

如何有效提升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已成为当前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已有研究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可激励属性重视程度不足,且缺乏在中国情境下的因果机制探索。基于此,论文采用调查实验法,以S省基层公务员为研究对象,探析不同的外在激励如激励性质(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与激励方式(金钱激励与荣誉激励)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因果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激励方式在激励性质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相较于负向激励,正向激励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影响更强,而以金钱和荣誉为代表的激励方式对其公共服务动机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性影响。此外,在激励性质和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中,激励方式发挥了调节作用,即相较于荣誉激励,金钱激励下正向激励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更强。研究拓展了对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前因的探讨,丰富了基层公务员的激励理论,为政府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公务员激励机制提供了决策支持。

行为公共政策的工具设计、应用策略与政策效应:基于类型学的分析

行为公共政策的兴起使公共政策研究逐渐转向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微观解释及有效干预,然而当前研究多局限于“助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行为公共政策工具丛的拓展及其策略与效应的差异。论文基于政策工具的干预对象与干预核心,创新性地构建了需求行为型、需求能力型和供给行为型的行为公共政策工具类型学分析框架,并从三个主维度和六个子维度分别对四类行为公共政策工具,即助推、强推、助力和督推进行了系统深描与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尽管行为公共政策工具均瞄准传统工具难以应对的“个体失灵”与“行为偏差”问题,但其干预策略不尽相同。政策制定者应在系统分析政策情境与实践场域的前提下,合理选择政策工具及其组合,以提高政策执行成效。

文有定法:探寻政府文书的写作逻辑

政府文书在中国政府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政府文书究竟是如何生产的”这一基础性问题并未得到清晰回答。论文基于文书写作者视角,对文书写作者的经验笔谈进行分析,发现在政府文书生产过程中存在共性的支配逻辑。实践中的文书写作,是引领方向和价值传递的政治过程,是发现问题、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行政过程,也是组织内外沟通交流的语言应用过程。因此,以方向引领为导向的政治逻辑、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行政逻辑和以形式塑造为导向的语言逻辑共同支配着政府文书的写作过程。

复合型灾害中公众多重应对行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现代灾害风险正日益呈现鲜明的复合型特征。复合型灾害充斥着不确定性、紧急性与威胁性,使灾害来临时的个体应对行为实施面临着信息冲击更为混乱、决策时间更短、风险程度更高等严峻挑战。灾害情境的变化给传统灾害风险与应急管理模式带来了冲击,也对公众的多重应对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研究从2022年9月四川省部分地区居民经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地震自然灾害的复合型灾害场景出发,通过案例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复合型灾害中公众多重应对行为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展开探索。研究结果表明,科学的个体权衡和信息环境等因素显著影响公众的多重应对行为效能,公众在复合型灾害应对中能否做出有效的多重应对行为,是增强社会防范和应对处置灾害事故能力、提高自救、互救能力的关键。据此,应将风险情境变动特征纳入灾害宣教体系,加强灾变情境下信息整合与资源配备能力建设,同时积极制定复合型灾害应急预案并展开应急演练。研究为提高全社会抵御复合型灾害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提供了有益启示。

政府扶持与战略产业技术追赶:全球商用飞机产业的追赶策略

面对西方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的不断封锁,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模式才能实现高新技术产业追赶?对此问题,学界围绕“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争论不休。论文结合战略产业技术特征与后发追赶理论,探索追赶策略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扶持模式所具备的行政长期指导与制度网络协调的特征,能够满足战略产业对长期技术积累和技术整合的要求;并且,追赶条件越落后,政府扶持模式对战略产业技术追赶的优势越明显。本文以全球商用飞机产业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分析空中客车公司与中国商飞公司的技术追赶历程,展现欧洲政府和中国政府如何通过间接(政策)与直接(国企)扶持手段帮助企业克服技术追赶困难。研究结论表明:发挥政府以及国有体制对战略产业技术追赶的优势,对中国赢得全球技术竞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为当下中国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提供实践启示。

算法行政: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算法在政府治理中的逐步应用推动着行政效能的提升和范式转变,也带来了一系列风险问题,需要有效规制与应对。为更好地理解算法对公共行政的系统性影响,了解现有研究全貌,进而更好地推进该领域的研究进程,论文系统梳理了相关文献,分析探讨算法行政的缘起与内涵、组织形态、效果评价、影响因素、风险类型与规制等重要议题。研究发现,算法行政是算法与公共行政融合背景下传统官僚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型组织模式,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的组织形态。算法行政的发展受到技术与制度环境、组织能力、公共价值等多重因素影响。算法行政面临的风险包括算法系统的不透明性、技术依赖、民主问责、偏见与歧视、制度适应性等,风险规制则需从价值、技术、监管、制度和协同等多元视角来理解和进行。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引入法学、政治学、图书情报学、计算机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视角,丰富多元方法的使用和场景选择,系统分析算法行政的概念内涵、形成机理、风险挑战等议题,并探索中国制度情境下的算法行政模式与研究。

调而不适:政策学习的目标替代机制研究——基于科技创新券政策的案例研究

政策调适通过知识整合和政策学习等机制,实现政策对象清晰化、政策工具精准化和政策目标明确化,是对政府治理复杂政策及其执行问题的适应机制。但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券政策调适过程,却呈现出目标替代的非预期结果,从而导致调而不适的政策现象。研究区别于现有研究将政策目标替代归因于科层组织中层级关系带来的利益冲突,立足于政策过程理论本身,基于政策学习理论,引入政策知识生产概念,构建政企双向学习合作知识生产路径,分析科技创新券政策过程中目标替代结果的形成机制。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选择科技创新券政策这一政企互动的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活动的特性,决定科技创新券政策属于高知识密度和高风险密度耦合的政策类型,政策学习指向新的政策知识生产,形成政企双向学习合作知识生产路径,政策知识生产不足,导致目标替代的消极结果。研究提出政策学习过程中的政企双向学习和知识生产,通过引入企业这一主体的政策学习过程,为政策目标替代的形成机制提供新的解释视角。此外,研究重点关注了高知识密度和高风险密度耦合的技术创新补贴政策,以期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政策实践提供参考。

中央政策试验的差异化模式及其选择逻辑——基于两项社会政策的案例研究

政策试验是中国社会政策建立及发展的重要机制。政策试验具有多种类型,但中央政府准备开展政策试验时,如何对此前地方自主试验的政策进行评估并考量以何种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推广,已有研究对此讨论不足。论文依据政策试验及政策学习理论建立分析框架,通过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这两项社会政策试点过程的回顾,从“创制紧迫性”和“政策工具确定性”两个维度,分析中央政府在开展试点过程中如何进行政策试验的模式选择。在“创制紧迫性”和“政策工具确定性”都较高的情况下,政策试验项目会采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均比较明确的“由点至面验证型”的“金字塔模式”,而在上述两者都较低的情况下,政策试验项目会采用政策工具比较模糊的“多点试验探索型”的“木桶模式”。论文阐释了中央政府进行试点方案的选择机制,细化了社会政策试验策略选择中的评议标准,展示了政府在社会政策学习中的多元学习源及学习渠道。论文通过论证梳理了中国政策试验中纵向政府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进一步深化了对于中央政府在政策试验中行动逻辑的理解。

社会支出视阈下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的重估

随着共同富裕战略的提出,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其支出范围依然存在争议。本文拟讨论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边界及现状。本文首先讨论的是我国财政收支分类改革中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其次,基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确定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项目;再次,在与国际公共社会支出范围的比较中确定我国公共社会支出的边界;最后,基于2007—2021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据重新评估我国的公共社会支出现状。研究发现,第一,当前我国的公共社会支出范围是由政府部门具体职能活动主导的,呈现频繁变动的特征;第二,与国际公共社会支出相比,我国公共社会支出整体偏低,但增速较快;第三,我国公共社会支出呈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特征。

数字技术赋能与协同治理网络:基于J市环境治理实践的分析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治理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治理主体创造和获取数据信息的方式,以及主体间协调与合作的过程等正在发生变化,其中蕴含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数字技术赋能对多元主体开展协同治理会产生什么影响。论文基于J市环境治理实践,采取社会网络分析和田野调查方法,从权力关系结构和合作关系结构两个维度对数字技术赋能下的协同治理网络变化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提升了行动主体治理能力和领导势能,推动协同治理网络权力关系结构发生了变化,并通过信息整合共享、创新合作模式、强化对环境治理工作的激励与监督等方式,对多元主体间协同过程产生影响,进而推动了协同治理网络合作关系结构发生变化。研究有助于丰富和拓展数字技术赋能协同治理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内涵,从而对深入理解数字技术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的重要作用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